中文世界首部梵高心理傳記。
斯坦福大學臨床精神病學教授盧賓暢銷50年的經典傳記。
數百封書信和上百幅畫作，直抵真誠而孤獨的靈魂。
藝術是從靈魂深處噴湧出來的東西。
獨角獸文庫，典雅精裝。

文森特·梵高，他的人格和他的非凡成就如同他筆下明艷而狂放的向日葵和星空，深深地吸引著人們。本書以精神分析法為特獨視角，以梵高遺留給世人的數百封書信和數百幅畫作為“自由聯想”的素材，運用大量的背景資料，對梵高的一生展開追蹤。作者艾伯特·J·盧賓是斯坦福大學榮休臨床精神病學教授，他大膽地以心理學的見解和藝術上的評斷繪制了這幅心理學傳記畫卷，讓我們得以越過梵高的內心痛苦，充分地領悟他作為一個畫家的凱旋。

該書是業以問世的、以心理歷程為脈絡的傳記體著作中令人叫絕的一部……盧賓的美書評論就像他分析精到的心理解剖一樣敏銳、充分、具有價值。
——《洛杉磯時報》

這是一本光彩奪目的著作……（他）理解梵高畫作中所包含的私人隱秘，並且談了許多有關它們的趣事……盧賓寫就的這本書不僅魅力無窮，而且還是認識梵高必不可少的資料。
——安東尼·斯托爾《華盛頓郵報》

（該書）以不同凡響的深度和確切性而引人矚目。
——《芝加哥太陽報》

國內首部從心理分析角度解讀梵高的傳記作品。作者以弗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法為特獨視角，以梵高遺留給世人的數百封書信和數百幅畫作為“自由聯想”的素材，同時運用大量的背景資料，對梵高的一生展開追蹤。從他幼年的遭遇、宗教的信仰、職業的挫折、愛情的失敗、對父母的叛逆、跟弟弟的復雜情感以及與同時代畫家的關繫等諸方面的因素來解譯這位畫壇曠世奇纔的內心世界，對他的怪誕、瘋癲，對他的割耳、自殺，對他絢爛眩暈的繪畫風格做出較合理的解釋。

艾伯特·J·盧賓
斯坦福大學臨床精神病學退職名譽教授，是一位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精神分析師。他以精神分析法為視角創作的《世間的陌生人：梵高心理傳記》初版於1972年，1996年再版。他有效地利用有關梵高的極為豐富的資料，兼以家庭、歷史、文化、文學因素為背景，揭示畫家內心深處的矛盾衝突，為我們深入了解梵高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把鑰匙。

譯者簡介
程應鑄
定居紐約的英語文學翻譯家，現為北美作家協會會員。譯有理查德·福特《加拿大》、蒂姆·高特羅《死水惡波》、威廉·麥克斯韋爾《再見，明天見》《媽媽走的那一年》等。

作者序言

第一章繪畫也是布道
第二章 憂郁是人生財富
第三章 漫長的蛻變醞釀
第四章 粗野的髒狗
第五章 亡兄的陰影和母親的冷漠
第六章 母愛在天國
第七章 從黑暗到光明的摸索
第八章 黃房子造就繪畫巔峰
第九章 割耳後面的潛意識
第十章 疾病和眩暈畫風的關聯
第十一章一雙特獨的怪眼
第十二章 不是宗教畫的“宗教畫”
第十三章 鴉群，死亡的投影

附錄一 梵高作品圖表
附錄二 梵高年表
附錄三 主要參考書目
附錄四 注釋
附錄五 索引

譯後記

1876年秋，在一個晴朗的星期日，二十三歲的文森特·梵高走出他任教的那所英語寄宿學校，去位於倫敦偏僻郊外的裡士滿鎮，在那裡，他將給一個衛理公會的小教堂上布道課。當他站在講經臺前面，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個迷失的靈魂，從掩埋他的黑暗洞穴裡飄浮出來。
這個布道的內容存留在文森特的書信集裡，反復闡述了一個極為普通的信念，它並不是一個具有卓越說教技巧的範例，然而，他的言辭來自他的痛苦生活，並充滿了強烈的感情。他不僅向宗教的集會布道，還向他自己布道，使用的語言是和他繪畫中的強大表現力相一致的。
布道所選擇的經文是《詩篇》第一百十九章第十九節:“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隱瞞你的命令。”然後，年輕的布道者繼續說道：“那是一個古老的信念，也是一個極好的信仰，我們的生命歷程是一個進行朝聖的過程，我們在地球上是寄居者，雖則如此，然而我們並不孤獨，因為我們的父和我們同在。”聖歌的經文對孤獨和寂寞作了確認，但它們被立刻消除了；對於具有虔誠信仰的群體， “我”變成“我們”，而“我們是不孤獨的”。
哀傷的主題貫穿在整個布道中，憂哀被視為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我們的本性是憂哀的”。但是，悲哀盡管是痛苦的，它實質上是一種喬裝的賜福，是一種需要培養的品質。“憂傷勝於快樂，” 他斷言，“通過面帶愁容，內心變得更好，因此，一個人如若是憂傷的，他也總是快樂的。”
布道直率地表露了文森特對痛苦、孤獨、死亡之存在的認可，但是，通過宗教信仰的媒介，他把它們提升為歡樂、領受、不朽的必由之路。在痛苦的催化下，悲哀得以引向快樂，孤獨得以變成團聚，死亡得以通往再生，塵世得以升華為天國。
就像布道所比喻的那樣，文森特是地球上的寄居者，早在荷蘭，在德倫特省偏僻的鄉村，他悲嘆命運使他“永遠像一個漂泊不定的流浪者，無論走到哪裡，既得不到休憩，也找不到食物，更沒有遮蔽之所。”後來，在阿爾勒，他把自己描述得像是一個旅人，在追尋著壓根兒不存在的目標。
他那痛苦的孤獨和作為一個被放逐者的感受，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憂郁的反射，雖然有時候它們隱藏著；它們築起了一道欄柵，將他隔絕於人們的友誼之外。置身人群之中，他覺察到快樂的人們彼此間的那種親近感，這更加深了他的孤獨，並且驅使他進一步回到他的自我中去。他渴望與人親密無間，卻又尋求獨處：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當他投身一項工作遭到拒絕和失敗時，那種壓抑的自我懷疑和自我貶低又會加劇。他感到內疚，懷疑自身的價值，常常覺得在別人眼裡自己是個壞人和毫無價值的人；因此，人們和他親近倒成了帶有懲罰和羞辱的威脅。一個傳記作者寫道，他是憑借自修來獲得能力的，這個事實使他能夠“順應他自身衝動的激勵，保持他與生俱有的原始活力和自身資源的豐富”；但首先，這是一種必然，源於他對孤獨的需要。
文森特的故事，是一場從未停歇過的、意在控制、修正、贊美或否定他那扎根至深的憂郁感和孤獨感的奮鬥。宗教和藝術隻不過是他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的不同手段，與這種情緒的奮鬥不僅塑就了他的個性，而且也激發了他的創造衝動，以及最大限度地決定了他的作品內容和風格。這個年輕人的布道以及他以後大量的繪畫，都涉及那些同樣的主題，揭示了他的問題和他為解決它們所付出的努力。正如他自己寫的：“我嚴肅地對待工作，不會讓不能表現自己個性的作品勉強問世。”這些主題是一個敏感者對無時無處不在困擾著他的生與死的憂慮所做的意料中的反應。然而，各種力量的彙合，使得文森特受到強烈的推動，並且賦予這些憂慮以特有的表現語言。很少有藝術家像他這樣堅持不懈，並在技巧的創新上顯示如此的纔能。
文森特繪畫生涯中的兩個重要的階段都遵循著他布道中的兩個相對立的主題。第一階段的作品，畫於1880年至1885年間，地點是在荷蘭和比利時，其傾向是昏灰和陰郁，強調的是憂郁和孤獨。第二階段的作品，是1886年至1890年間在巴黎、普羅旺斯、奧維爾創作的，其傾向是明亮、多彩和歡樂。有人試圖以他和法國印像派畫家的交遊，以及南方陽光的影響來解釋其風格從沉郁到明麗的轉變，其實，這種轉變是他自己內心所向往的，這種向往引導他去找到它們。

作者序言

1950年代後期隨著我研究宗教對個性形成的影響，我早年對梵高的熱情又被點燃起來。在以上述視角對梵高進行追蹤的過程中，我瀏覽到有關他的豐富資料，這是在任何其他偉大畫家的案例中未見的，似乎為我們廣泛研究他的心理發展與繪畫之間的關繫提供了基礎。盡管有大量關於他的著作問世，但是，我很驚異地發現這樣的課題還從未被涉及。而且我認為以這樣的方式走近梵高這個憤世嫉俗的、反叛的、纔氣橫溢的十九世紀的時代產兒，可能會有助於去洞察當代的一些憤世嫉俗者、反叛者以及本世紀一些如邱吉爾、海明威這樣的巨人，他們努力控制抑郁情緒，似乎也強有力地推動了他們的創造進程。
即便是對自願服從精神分析程序的生存者做精神分析也是異常困難的，還往往不可能得以實現，因此，很自然，連精神分析專家都懷疑對死者進行精神分析的價值。但是，梵高已經把資料和論據留給了我們，為這項研究提供了特有的資源；梵高這個非常敏感的創造天纔，他審視自己的能力要比大多數普通人強，他在數百封富有表現力的信中對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作了生動的描述。他的信時常顯露駕馭文字的嫻熟技巧，並且飽含推心置腹的真誠。確實，在早期寫給弟弟提奧的一封信中，他寫到他會“告訴你進入我頭腦中的種種想法，毫無顧慮地隨意而談，既不隱瞞我的想法，也不會對它們篩選刪節。”──一個和精神分析家描述自由聯想技巧時非常類似的陳述。雖然我無法獲得解釋的回應，這是精神分析師在治療工作中賴以驗證的依據，但梵高那些具有表現力的畫能夠被用來和他的信進行對照，以檢驗解釋的正確性。
作為一個陷入在梵高研究中的精神病學者，我時常面臨的問題是：“他的癥結是什麼？”盡管這是一個吸引精神病理學專家的問題，無論是專業的抑或是業餘的研究者都對此抱有興趣，但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重要的。無數同樣病癥的患者早就被人遺忘了，而對這種病癥的研究可以在存活者身上獲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最具有要領性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促使他達到如此卓越的巨大成就。於是，當我不可避免地觸及到梵高的諸多困擾時，我的著眼點是放在他把這些困擾轉化為巨大成就的能力上。我不想把他描述成一個病態怪人與偉大畫家的古怪、神秘的混合體；而是旨在把他表述為一個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他的心理衝突貫穿在他成長過程的各個方面，在抵制痛苦的鬥爭中，他創作性地利用這種心理衝突對他繪畫成就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最終的結果是留下了大量傑出的作品，在其中，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他為了實現目標而進行的巨大鬥爭。通過我們自己參與這個動態的過程，也許我們能夠分享他的成功。
對人類行為的簡單解釋似乎往往令人信服，但是具有創造性的活動遠比試驗室動物的分泌唾液復雜得多。例如，強烈的心理衝突可以推動一個有纔能的新手去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在創作過程中，具體的衝突和具體的特征之間的因果關繫可以清楚地表現出來──就像梵高的例子一樣。但是衝突的性質和強度，其本身並不能決定畫家的偉大。左右列奧納多?達芬奇畫《蒙娜麗莎》的心理衝突，同樣可以影響另一個人去成為一個藍胡子。要對創造進程作較為充分的理解，還得借助在其它領域的造詣，從歷史學和人類文化學，到生理學和遺傳學。因此，盡管生理學和遺傳學不在諸如此類的研究範圍之內，但我試圖追蹤塑造他的歷史和文化的力量，並展示這些力量如何通過這種衝突、通過他對自己形像的扭曲而改變的。
帶著這樣的理念，我和妻子走訪了文森特當年的足跡──從他出生地津德爾特到他的埋葬地瓦茲河畔奧維爾，和許多樂於助人的知情者交談。從1959年起，文森特的姪子V.W.梵高博士每年都耗以時間和精力，來核對、糾正和拓寬我的觀察，並帶領我們在荷蘭農村旅行。尤為感人的是，他始終如一地鼓勵我，推動我，即便是對我的結論並非完全贊同。同樣，他的妻子內莉?梵高-範德古特女士始終堅定支持著我們，直到她1967年去世。研究梵高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熱心學者馬克?埃多?特拉爾鮑特博士，無償地提供自己多年驚人的知識積累；有時候，他還在臂上夾著一本厚重的文森特作品目錄，帶領我們在荷蘭和普羅旺斯尋訪文森特畫中出現的真實場景──其中一些地方鮮為人知，隻有特拉爾鮑特本人熟悉。我們還有幸在1960年代中期和兩位普羅旺斯聖雷米的居民討論了梵高的課題，他們現在都已去世。一位是夏爾?莫隆醫生，他擔任聖雷米市長之職多年，是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的一名教授，在精神分析方面堪稱是一個造詣精深的學者，著有多種論述，對梵高作了最為敏銳的心理研究。另一位是埃德加?勒羅伊醫生，他任職聖保羅療養院院長多年，文森特曾經在這所精神病院監禁他自己，勒羅伊醫生和我們談論文森特的病，並向我們出示醫院的原始記錄。
我還得到荷蘭精神分析學者雅各布?施潘雅德醫生的無價幫助，他不僅審閱了我的書稿，而且將我手稿中所有翻譯的引文和出於文森特之手的原文進行了校核，並且提出許多修改意見──他承擔了自己職責之外的工作。在其他眾多的幫助者中，我想特別提及五位閱讀過我的全部書稿並給予認真指正的專家，他們是：丹尼爾?門德洛威茨教授、斯坦利?利維醫生、馬丁?格羅特亞恩醫生、帕特裡夏?澤爾弗和理查德?盧賓。另外，莫蒂默?奧斯特羅夫醫生和我一起復審了書稿的第九章。作為編輯的約瑟夫?坎尼承擔了文字潤色的特別工作，使得書稿更為流暢易讀。最後我要提到的是我的妻子海倫?阿爾梅達?盧賓，她的幫助在本書構思的每個階段都是如此地必不可少。可以想像，沒有她的支持要完成這項工作將會十分困難。
因為人腦是一種高度復雜的器官，人的活動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基於這個原因，我不得不將自己的注意力收縮在看起來有特別關聯的背景材料上。我還清醒地看到，即便是在專業的評論者中間，對拙著論斷可信度的評價也存在很大的歧見。在我所作的解析中，既包括一些充分可信、深深打動我的，也含有另一些似乎令人生疑，但卻甚為有趣的。所以我希望讀者最後的評判不是出於個人對真實性的狹隘理解，而是來自一個全方位的宏觀視野。
被梵高的個人經歷、文化背景以及他對未來的憧憬所打動，以及對這個處於自身時代背景下的創造者的興趣——越來越成為廣泛的熱點，促成了這部論著的問世。本書的宗旨並不在於做一個美術鋻賞上的嘗試，有些讀者也許會發現，從另一角度所作的闡述能使他們感到趣味陡增。我希望借助本書，能為那些早先滿足於把梵高的繪畫界定在簡單的一比一關繫上的讀者啟示一條新路；同時，也希望判斷力受到束縛而不能在審美上給予回應的讀者能夠發現，他們對智力的興趣已被激起。
另外要說的是，根據梵高本人的習慣，我通常把我們的主角簡單地稱之為文森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