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曲震顫靈魂的哀傷挽歌，一本個性濃郁的郁達夫傳記。
2. 以翔實的材料、詩化的語言層層剖析郁達夫的早年經歷和精神氣質。
3. 郁達夫的一生，是夢想漸次破滅，始終不曾得志的一生。他的一生始終是悲劇。作為後人，我們不希望類似的悲劇重演；郁達夫的死，是悲劇的高潮，他聽到了公理戰勝強權的禮炮，但卻在隆隆炮聲中被消滅於無邊的黑暗裡。
4. 如果說，郁達夫有缺點或錯誤，那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擁有的，譬如貪戀自然和人間景色，敏感、天真(不成熟)，對人對世，常常易於赤誠相待，遭受挫折時，又容易陷於感傷和悲憤；如果說，郁達夫有許多弱點的話，那也是人性共通的弱點。
5. 一般的人，是用肉身來生活的，生命就那樣被活活地過去了。郁達夫是用心來生活的，所以生命是他用心來體驗、映證和表現的。這就是真，就是美，就是善。像他這樣的人，每個時代都有一些，但相對於芸芸眾生，他們的數目實在太少，而在各種丑惡勢力的折磨之下，他們的結局，又實在過於悲慘。所以，我們常常感到失落、困惑和忍無可忍。於是，我們在直面現實之際，又隻能寄希望於未來。

郁達夫（1895-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陽人。1913年赴日本留學，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創造社，1922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部。回國後參加編輯《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等刊物。1923年起在北京大學、武昌師範大學等校任教。1930年發起並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初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8年底赴新加坡，從事報刊編輯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到蘇門答臘，1945年日本投降後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郁達夫的創作風格獨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說和散文著稱。代表作為《沉淪》、《采石礬》、《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遲桂花》、《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出奔》等。
本書作者以濃郁的語言風格，重點描述了郁達夫的早年經歷和個性氣質對創作的影響，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郁達夫。郁達夫是以體驗寫作的人，他作品中的灰暗就是他自己的灰暗，他主人公的沉淪就是他自己的沉淪。他敞開了人生中的一個向度，開闢了一片獨特、錯亂的精神空間。在那個世界裡，真正經受煎熬、承擔苦難的，其實也不過是他自己一個人。

袁慶豐，華東師範大學1993屆文學博士（師從錢先生谷融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教授（2002）、博士生導師（2009）。著有《黑乳罩：1949年後外國電影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傳播和世俗影響》（2015）、《新世紀中國電影讀片報告》（2014）、《黑旗袍：中國電影的文化邏輯與市場機制——2000年以來的文本實證》（未刪節版增補本，2020）、《黑夜到來之前的中國電影——1937年現存國產影片文本讀解》（2012）、《黑白膠片的文化時態——1922—1936年中國早期電影現存文本讀解》（2009）、《靈魂的震顫—文學創作心理的個案考慮》（2002）、《郁達夫：掙扎於沉淪的感傷》（1997）。

序言
引言
第1章謫下紅塵我心哀
第2章嚴陵灘上是我家
第3章我將青衿遮傲骨
第4章世人不知我
第5章我的青春，我的夢
第6章我縱狷狂，天何太忍
第7章我以詩酒對明月
第8章我未成名君已嫁
第9章我之所欲
第10章我不愛而又不能不愛的
第11章我是零餘者
第12章天生我纔濟世用
第13章我將紅粉傅嬌娘
第14章 空虛牽住了我的手
第15章 樊素忒無情，剩我苦伶仃
第16章 國破家亡我最知
第17章我不死，我要活
第18章“安息吧，親愛的人，安息吧！”

《自己的書架：<王映霞自傳>》/ 艾春
郁達夫生平提要
參考書目
附錄
本版後記

郁達夫的一生，即使用現在的某種意識形態觀念去衡量的話，也是一個標準的楷模。但他的一生卻始終是悲劇。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以講真話著稱於世，也因此橫遭訾議。但最終，連在自己的遺囑中也不能實話實說，譬如遺囑中提到的自家的年齡、藏書數目、子女情況等，都與事實不盡相符。
古人曾講過，立身處世，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須時時謹慎，處處小心。郁達夫何嘗不知道這些。但他卻最終未能幸免於難。
郁達夫的一生中，有許多言行，未始沒有小題大做或三分事七分說的成分。但這些，絕大部分又絕非他的本意，譬如他的“佯狂”姿態，“浪漫”行為，以及他的“家丑”外揚之舉。仔細看下去，就會發現，在許多情況下，郁達夫實在是被逼無奈，不得已而為之。對此，黑暗的、殘酷的社會現實和丑陋的、缺乏人道精神的世俗意識要負主要責任。
郁達夫並非完人，他自然不是沒有可以稱之為缺點或弱點的地方。這是常識。但你卻寧願熱衷於指摘而拋棄常識。實際上，如果說，郁達夫有缺點或錯誤，那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擁有的，譬如貪戀自然和人間景色，敏感、天真(不成熟)，對人對世，常常易於赤誠相待，遭受挫折時，又容易陷於感傷和悲憤；如果說，郁達夫有許多弱點的話，那也是人性共通的弱點。所以，這些都不能構成你任意指摘他的理由。因為，最重要的是，郁達夫具有超乎常人的人文魅力，更具有世人難以企及的道德風範，而這一點，又是人們的共識。然而……
郁郁乎悲哉，達夫已逝矣。問天下頭顱有幾，能似此人？
郁達夫的一生，是夢想漸次破滅，始終不曾得志的一生。如果說，郁達夫生錯了時代的話，那麼，問題在於，個人是無法選擇自己生活著的時代的。正如同人們無法選擇父母一樣——克隆（Clone）也不行，時間上沒法理順這層關繫。
仔細思考一下人類的歷史，再參證我們生活的現實社會，就會發現，我們至今也沒有能走出“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陰影。姑且不論這“強者”的性質好壞如何劃定，就實際情形而言，我們不得不承認，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時代能圓滿地考慮到每一個個體主體的充分張揚。“物競天擇”，固然是生物進化的一種自然法則的表述，但它應該被視為過去時態，而不應當看作現代社會發展的指導性觀念，更不能將它作為踐踏和犧牲他人的行為準則，這樣，人類纔能免於淪回到動物階段——遺憾的是，這是一條在現實生活中被破壞頻率最高的交通規則。“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一再重復的歷史，其實往往毫無詩意可言。
1927年，郁達夫瘋狂追求王映霞並得到不乏熱烈的回應，這是傳統文化劇目中纔子佳人的故事新編，它贏得了幾代觀眾的熱情喝彩。然而，考慮到當時的時代背景，我認為，這是作為弱者的詩人郁達夫，出於生存考慮的一種無奈的主動選擇或者說是規避強權政治的勝利性逃亡。在那個殺人如麻的血腥歲月裡，藝術家的聲音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隨時都可能給他帶來殺身之禍。其實，郁達夫的這套規避動作，依然屬於歷代手無寸鐵的文人們經常演練的傳統套路，並無創新或出格的地方。但不幸的是，這出悲劇，沒能以中國傳統式的大悲加小喜的模式收尾，日本軍人粉墨登場並伸出了罪惡的黑手。這是最令人惱火和痛惜一再的地方。在那“伊豆的舞女”講述過“源氏物語”的日出之國，怎麼竟然生成那麼一個“大東亞共榮圈”的怪獸來？這的確需要一切善良的人們認真汲取教訓。然而，僅僅是要求那卸了裝的兇手反省一下“集體無意識”的罪責，就耗去幾十年的光陰，受害者們除了接受我們的主人公已淒慘死去的現實，還能做些什麼呢？
任何事情的結局，最糟糕的莫過於一死罷——還有比這更糟的麼？如果有的話，那麼是不是在於，對於“公理”和“正義”，受害者們還得一以貫之地以“討”和“要”的方式追索下去？
長歌可以當哭，遠望豈能當歸。

在婚姻問題上，郁達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人必須生活著，愛纔有所附麗。”但要命的是，如果附麗太沉重，人就往往沒法活下去了。這沉重，就是郁、王間的惡姻緣。所謂惡姻緣，就是家庭中存在著太多的軟暴力，也就是古人一再提醒的“遇人不淑”的惡性結果。
在談到郁達夫的思想和藝術創作時，很多人都推崇和欣賞郁達夫的傳統詩人氣質與道德風骨，但在議論郁達夫的行為意識，尤其是他與異性的感情糾葛時，人們又往往自覺不自覺地責怪他的“封建觀念”。要說封建主義那一套，既屬於文化傳統中無從剝離的有機成分，又是人人有份的東西(這包括現在的我們)。對郁達夫而言，這是歷史的客觀存在(說是“歷史的局限”也湊合)，又是自然而然的。這並不可恥，亦無須對此不依不饒。但要命的是，指責者又往往不允許郁達夫做出相應的“封建”式的反應。在殘存(或保持)著封建道德觀念的中國男人看來，一個女人對他最大的迫害和污辱，就是給他戴頂綠帽子。這種罪惡，幾乎等同於謀殺親夫，又好像是臣子的不忠，逆子的不孝，是十惡不赦的勾當。對一個文人來說，它又是一個“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家庭版本。
因此，郁達夫對婚姻的態度和行為，尤其是對王氏“紅杏出牆”的一切回應與反擊，平心而論，應該說是合乎情理的，合乎傳統道義的，是光明正大、人性健全的體現。況且，他也並非一觸即發，不給對方以改正機會，不顧及夫妻一場的情分。從王氏東窗事發，到兩人口角不斷，到他登報聲明自己“神經錯亂”，再到幾年後王氏請纓而去，郁達夫的隱忍、寬容與處置，無不顯示出他委曲自己、成全他人的大度——將心比心，問遍天下英雄豪傑大丈夫，幾個男兒肯做到這一步？
婚姻是兩性間永恆戰爭的代名詞(姑且這麼比喻吧)，而失敗的婚姻，從來都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勝利者。郁、王一戰，端得是兩敗俱傷，還累及無辜的兒童。硝煙散去，又眼見得是郁達夫損失的最為慘重。雖然，就雙方都是受害者的境況來說，後人和旁觀者無權過多地譴責一方，偏袒另一方；固然，感情上的事情，尤其是有過齟齬的男女，其中的是非曲直，有時連當事人也未必能講得清楚明白。但是，我們卻應該能做到，先做些事實判斷，然後對這些事實表明個人看法——但這又與當事人無關。因為你無權要求我們如何判別，又如何表述。

郁達夫與孫荃不盡如意的婚姻，和他與王氏姻緣糾葛對照而言，倒是另一個觀照角度和參證繫數。但兩者都與反封建之類聯繫不上。至少，沒有直接關聯。因為封建婚姻制度保護和提倡的，恰恰是一夫多妻(妾)。封建式的婚姻觀念及其相應制度，雖然在很多個案中不將個人感情置於優先位置予以考慮，但它也並非一無是處。它重視倫理、強調職責，而這些，是一個家庭和一切婚姻的基本準則和堅實基礎。它當然在一定層面上有犧牲愛情的一面，然而，這種犧牲，卻是古往今來一切兩性關繫中都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現代所謂的愛情，不也是強調以犧牲或奉獻為其前提的麼？
對婚姻而言——不論在何種時代或何種體制下——具備了職責和權利，這就夠了。因為這並不意味著排斥感情。如果你叫來喊去，說你的婚姻中沒有感情，那指的是愛情。感情和愛情，在婚姻和兩性關繫中，常常是李代桃僵，相互混淆、錯位，這種情況，當事人和局外人有時也往往難以分清。實際上，感情是日常用品，雖然有時看上去粗糙笨重，但卻經久耐用；愛情是奢侈之物，華麗、典雅，卻又可遇而不可求，世俗生活中，它輕易派不上用場。婚姻和家庭並不拒絕這種奢侈(而它也並非僅僅存在於單一情感體制之中)。因此，愛情對一個家庭、一切婚姻而言，並非根本之物。有則錦上添花，無則不失厚道，亦不爭那一時一地。而感情則不然，因為它與維繫著婚姻與家庭的社會關繫及其倫理、職責緊密相關。這樣的婚姻是不應受到指責的。這就是郁達夫對孫荃和他們的婚姻所喟嘆的“不愛而又不能不愛”的基本原理——它同樣適用於郁達夫與何麗有的婚姻組合。

二十世紀中間的幾十年，人們一直沉迷於“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的神話之中，但歷史卻從反面揭示了一個道理： 它的面目一旦被“揭示”出來時，它的面目，倒往往不是本來的，有時倒更像個“假面舞會”(fancy party)。
郁達夫的一生，的確是出悲劇，作為後人，我們不希望類似的悲劇重演；郁達夫的死，是悲劇的高潮，他聽到了公理戰勝強權的禮炮，但卻在隆隆炮聲中被消滅於無邊的黑暗裡。這又往往容易使後人陷入憤怒和哀嘆。什麼時候，我們纔能看到一個善惡分明皆有報應、並將其昭示天下的公正審判？這樣，長眠地下的冤魂，雖然不能起而發言，但至少，讓活著的和善良的人們，不再心寒齒冷如同昨天？

一般的人，是用肉身來生活的，生命就那樣被活活地過去了。郁達夫是用心來生活的，所以生命是他用心來體驗、映證和表現的。這就是真，就是美，就是善。像他這樣的人，每個時代都有一些，但相對於芸芸眾生，他們的數目實在太少，而在各種丑惡勢力的折磨之下，他們的結局，又實在過於悲慘。所以，我們常常感到失落、困惑和忍無可忍。於是，我們在直面現實之際，又隻能寄希望於未來。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說，人們太想擺脫當下的孤寂，但又為時空所限。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意味著，立身此在，我們難免感到淒涼與無奈。
“祖國呀祖國！……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安息吧，親愛的人，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