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明擺著，事物也明擺著，卻沒有一個問題是明擺著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存在無言，人為存在選擇問題。人能提出問題和制造問題，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但肯定為必然的存在開啟了可能之命運，把無事的世界變成有事的世界，把自然的生存變成人文的生活，為事實賦予價值，將時間化為歷史。正如行走創造道路，問題在於問法，維特根斯坦說：“問題的含意在於回答的方法。告訴我，你是如何探求的，我就告訴你，你在探求什麼”。
至少有兩種能夠生長問題和思想的形而上學場域。其中一種是自巴門尼德和柏拉圖所開拓的超越經驗世界之純粹理性世界。關於理性世界的諸種解釋雖有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之分，但都相信唯有理性世界纔是超越紛亂經驗世界的本真存在，也唯有與之對應的理性纔能夠解釋存在之所以存在之必然性，因而就能夠解釋一切事物的終極理由。這意味著理性之路或邏輯之路，必然性就是所求之答案。尋求必然性既是為了解釋萬物之依據，也是思想安頓自身的理由。必然之在便是永恆之在，按照理性的想像，必然的理性世界超越了時間和空間，而不在時間和空間之中的純粹存在便得以擺脫因為屈從於時空條件所導致的任何缺陷或局限，因而必然之在是自身同一的、完滿的、永恆而無變化之永在。無變化是永在的根本性質，任何變化都因其不確定性而被認為是局限或缺陷，隻有永無變化纔能永在——這個認識是理性zui有想像力的觀念之一，但也是一種在哲學上有著疑點的想像。長期以來我們相信必然性能夠解釋萬物之所是，但這個信念變得越來越可疑。萬物的深層存在狀態，比如說萬物的量子狀態，似乎並不符合邏輯所理解的情況，而更接近不可測的變化狀態，因此，必然性很可能隻是屬於觀念的世界，而並非事物本身的性質。更為可疑的是，即使必然性仍然能夠解釋萬物之所是，也肯定無力解釋萬事之所變，這意味著必然性無法解釋生活世界的問題。生活和歷史的問題直接暴露了必然性概念在哲學解釋能力上的局限性，人文世界的歷史性、語境性和互動性的變數注定了生活的問題和意義都落在了必然性概念之外，就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生活的問題全然未被觸及”。
生活的問題及其意義都在可能性的概念裡展開，屬於可能之事，並非必然之物。事皆為具有不確定性而連續變化的經驗，生活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超越經驗世界，這意味著，可能性的形而上意義不在於超驗性，而在於超現實性，即超越了此時此地的現實性，因此，可能性表達的不是存在的真理，而是存在的神話。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性的超越性表現為經驗世界的“無理性”（不等於非理性），類似於數學中永遠無限演化著的無理數，可以說，每一個無限延伸的可能性都是經驗世界中的一個無理數。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形而上學的兩面，在存在論意義上，可能性意味著存在的未來性。
在可能性領域裡所產生的哲學問題永無zui後答案，不僅因為可能性是無限敞開的，而且每個問題自身也都在無限生長中，問題的生長無終點，也就沒有zui終的必然答案，於是，以可能性為對像的哲學由一個問題引出另一個問題，永無止境，這一點全然區別於以必然性為對像的哲學。尋求必然性意味著尋求無可替代的唯一答案，與此不同，反思可能性卻意味著問題的答案還是問題，所以說，可能性敞開了永遠的未來性，在此，存在（being）就是變在（being in becoming）。沒有未來性的存在就不再有問題，因為不再有思想的餘地，由此可知，“存在”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切存在的先驗含義，也是一切知識的界限。假如非要追問存在本身，也隻能得到一個重言式的答案：存在即存在。這既是一切問題的絕對前提，也無疑是zui重要的答案，但這個答案卻無所言說，因為無可言說。
因此，哲學顯然基於“存在”的概念，但也顯然不是對“存在”的研究，因為需要思想並且能夠思想的哲學問題都始於“變在”而不是“存在”，或者說，“存在”無問題，“變在”產生所有問題。這正是易經和老子所開啟的形而上學，它指向萬變而不變之道。道並不先於行，而是生於行，在於行，成於行。行於變在之中開啟了存在的無限可能性，因此有了未來，同時開始了歷史性，也由此產生一切事關命運的問題：精神、意義、幸福、歷史、傳統、價值、道德、自由和責任，就是說，能夠有效討論的哲學問題或者屬於存在的未來性，或者屬於存在的歷史性。任何一種存在的可能性都足以展開成為一種可能生活甚至一個可能世界，而多種可能性則構成博爾赫斯所說的“時間分叉”，這是意識的特效，或者說是意識的奇跡。唯有意識能夠思考在不同時間維度中同時存在的多種可能性，相當於意識具有多維時間。科學家所推測的多維時間的宇宙隻屬於理論，尚無法被觀察，唯有語言——意識的表達形式——能夠在理論上表達多維時間的存在，這就是意識的奇跡，也是所有哲學問題之所在。而那個唯一沒有時間分叉的點就是我們的生活現實，在現實身後的時間在多種敘事中展開為復數的歷史，在現實前面的時間在多種選擇中展開為復數的未來。
這本小書討論了可能性的四種分叉，這僅是“分叉問題”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