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城鎮化發展帶來的聚集經濟效益,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和城市運營成本過高等“大城市病”問題始終困擾著城市管理者,城市政府不得不面臨以小汽車為主發展還是以公共交通為主發展的抉擇。土地資源的緊缺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促使中國政府2004年提出了城市公共交通優先發展戰略,並於2006年實行了低票價政府財政補貼制度。補貼制度實施過程中,始終存在幾個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首先,公益性虧損與經營性虧損界定難,政府對財政支出的控制有限;其次,根據核算的成本進行事後財政補貼,無論是成本規制補貼還是全額補貼,都不利於調動企業降低運營成本的積極性;最後,無論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通過政府成本補貼方式運營,沒有很好地體現產權安排效率。
低票價財政補貼制度出臺的目的是:以最大限度吸引客流,提高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利用效率。然而,截至2018年年底,近300個中國大陸地級及以上城市中,隻有12個城市成為國家公交都市建設示範城市,城市公交發展水平與政府期望具有很大的差距。與此同時,城市政府普遍感受到財政負擔過重的壓力,公交優先發展戰略能否持續受到質疑。
當一個制度實施不能產生更高效率時,必然會被一個新的制度所代替。2016年中國政府提出“深化城市公交行業體制機制改革”,“建立政府購買城市公交服務機制”,提高行業效率。實際上,中國公共交通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改革,“產權換效率”一直是改革的主題。然而,事實是城市公交行業效率並沒有因此而提高,產權理論在中國公交行業的實踐受到了挑戰。2006年中國政府明確了公共交通的公益屬性,一些城市產生了民營資本的逐利性與公交公益性的衝突。隨著眾多城市公交民營化改革的失敗,2008年後公車公營成為改革主流,公交公益性落實成為公交優先發展的根本目標。
政府購買公交服務的本質是放開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提高行業服務效率和水平。如何在現有的公車公營基礎上引入競爭機制和調動企業降低成本積極性,需要解決產權與效率、壟斷與競爭,以及成本與定價等諸多問題。本書首先對中國公共交通制度供給歷程進行繫統梳理,分析補貼制度形成原因;其次,對補貼制度的演化過程和誘因進行分析,並對制度績效進行評價;再次,在此基礎上,分析制度環境變化,提出制度變遷需求,即建立政府購買公共交通服務制度,對政府購買服務涉及的產權與效率、壟斷與競爭,以及成本與定價等問題進行討論,提出政府管制措施;最後,設計政府購買公交服務的治理機制,並對廣東省佛山市公交實踐進行分析,提出建立政府購買服務制度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