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輝明，男，1968年生，安徽桐城人，法學博士，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現任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法政部教授，兼江蘇省法律史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法律史和憲法。著《晉法家源流研究》《西方制憲權法理研究》。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持完成多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省部級課題。

導論 先秦法家分類研究述評
第一節 法、術、勢三派劃分的傳統分類研究方法及其不足
第二節 以地域標準劃分晉、齊法家的分類方法及其不足
第三節 以學術淵源標準重新界定晉、齊法家，重構法家研究

第一章 先秦法家概論
第一節 法家的概念
第二節 法家產生的社會背景
第三節 法家的起源與代表人物

第二章 晉法家的歷史文化背景
第一節 晉國的歷史
第二節 晉文化的現實主義精神
第三節 晉國的歷史文化環境催生了晉法家

第三章 晉法家的思想源頭
第一節 儒家學派和孔子門徒的分化
第二節 儒家現實派子夏：由儒轉法的橋梁
第三節 西河之學：晉法家的搖籃

第四章 晉法家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第一節 軍功制及成文法運動
第二節 晉法家代表人物簡介

第五章 初期晉法家
第一節 初期晉法家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 初期晉法家的變法實踐
第三節 初期晉法家的法治思想
第四節 初期晉法家的特征和貢獻

第六章 中期晉法家
第一節 中期晉法家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 中期晉法家的變法實踐
第三節 中期晉法家的法治理念：國本位功利主義
第四節 中期晉法家的法治方式：形式法治
第五節 中期晉法家的特征和貢獻

第七章 後期晉法家
第一節 後期晉法家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 李斯的法治實踐
第三節 韓非的法治理念：君本位功利主義
第四節 韓非的法治方式：尊君法治
第五節 後期晉法家的特征、貢獻及傾向

第八章 晉法家法治思想的評價
第一節 晉法家的終結
第二節 功利主義純粹法治
第三節 晉法家的歷史進步性：法治主義
第四節 晉法家的歷史局限性：專制主義

第九章 晉法家的歷史影響與當代意義
第一節 歷史影響
第二節 當代意義

主要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後記

《晉法家源流研究》：
第二，秦律的嚴酷性很可能被誇大了。有一個流行的說法：陳勝、吳廣起義是由秦律“失期當斬”的酷法直接引發的。“失期當斬”的說法出自《史記·陳涉世家》中陳勝、吳廣發動九百戍卒起義的演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秦律有無“失期當斬”的規定，今已無考，但查《睡虎地秦墓竹簡》“徭律”可知：“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可見，為朝廷征發徭役，如果誤期，主要是罰款。同時又有：“水雨，除興。”如果遇到大雨耽誤行期的情形，則免除征發。說明秦律對大雨失期的規定是免除責任的，從中可以窺見秦律還是相當有理性的。雖然這是關於服徭役的規定，對於服兵役也許嚴格一些，但以此為參照，也不至於“失期當斬”。退一步講，即使秦律有“失期當斬”的規定，也應該是針對故意失期的情形；而對於大雨失期這種不可抗力的原因，問斬的可能性應該很小。所以，陳勝在上述動員戍卒起義的演說中也說：“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陳勝的話表明，遇雨失期不一定問斬，但戍邊而死的可能性則較大。陳勝、吳廣還設計殺了帶兵的兩尉，這就相當於逼迫大家造反了。因此，戍卒顯然不願意為朝廷賣命，而在陳勝的大力鼓動下起義。再考慮到陳勝年輕時即有成為王侯將相的“鴻鵠之志”，不滿足於像“燕雀”一樣躬耕隴畝，因此大澤鄉起義可以說是陳勝借機發動的，與秦律的嚴酷性關繫不是很大。劉邦的起事與陳勝大同小異，一半是不願服徭役，一半是受陳勝起義的影響。各地舊貴族復闢勢力紛紛響應，試圖重新恢復舊諸侯的分封制，對抗秦的郡縣制帝國。舊貴族的代表項羽在滅秦後，並沒有實行帝制，反而大搞分封制，劉邦也被封王，所以項羽最終將天下一統的歷史使命拱手讓給了劉邦。可見，秦律的嚴酷性並不是造成秦亡的唯一原因。
第三，法律的嚴酷性往往源於專制政體。秦國失敗不是因為推行的法治，而是因為其尊君集權的絕對權力體制。秦國法治的價值導向追求富國強兵，尊君抑民，缺少道德關懷，激起社會普遍的不滿。亞裡士多德說過，法治的兩個要素是普遍的遵守加上良好的法律。法家主張“法自君出”，而良法的制定顯然不能依靠獨斷的君主，反而要求限制君主的獨斷，使君主也服從普遍性的立法權。晉秦法家過分強調民眾服從君主制定的法律，且不問法律本身的善惡與否，也不主張對君主的權力加以限制，犯了西方實證法學“惡法亦法”的錯誤。而惡法的源頭正是專制的權力，所以說君主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是秦亡的根本原因。
因此，不能因秦亡而否定法治本身。秦亡於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然而，漢儒卻將秦亡教訓問題帶偏了，歸結為不施仁政。為了建立自己的統治，儒家給法家貼上“暴政”的標簽，將法治與暴政畫上等號，得出秦亡於法治的結論，借以巧妙地否定了法家和法治，從而棄法治而主德治，使中國歷史走上了儒家人治、德治的道路。不同於法治發展的最高層次就是治君，德治在根本上是治不了君的，儒家試圖以道德約束來控制君權，然而這種自律性約束無法防範暴君的出現，因此中國歷史無可避免地走進了一治一亂的歷史周期律。對此，賈誼和漢儒難辭其咎。
秦亡於暴政，而非法治，總結秦亡教訓的正確思路應該是如何健全法制，防止極權暴政，回到形式法治，核心是建立起君權約束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君主專制集權政體纔是暴政的潛在源頭，因為對民眾權益的最大威脅不在於嚴法，而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和權力的濫用。推行法治不是依靠加強君主權力，而是要約束君主權力。要從秦亡中吸取教訓，采取儒家的德治不過是治標，根本途徑還是建立起約束權力的政體機制，這纔是治本。法治的要義是約束權力，這也是商鞅之問的答案。商鞅法治的大方向是對的，隻是過於嚴酷；韓非法治過多摻人權治的因素，走向專制人治。如果沿著商鞅形式法治的思路探索下去，就會找到“必行之法”，中國古代法治可能會圍繞著改良政體，走向君主立憲的道路。可惜法家法治隨秦亡而陪葬了，中國古代的法治事業戛然而止。賈誼沒有看到秦亡於專制權治的深層次原因，隻是指責秦法嚴酷這一淺層原因，進而否定法治，要求以德治代替法治，而未認識到專制權力的危害性。聖人德治隻是儒家的美好理想，無法從根本上約束暴君，造成“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局面，同時抑制了民族的制度創新能力，因此中國歷史進入循環停滯階段，沒能跳出王朝興替的歷史周期律。
……

在對法家思想史展開初步研究的時候，筆者發現晉、齊法家的學術淵源是大不相同的，因而產生對晉、齊法家分別進行研究的想法，本書就是對晉法家進行繫統研究的成果。書中突破法、術、勢三派劃分的傳統分類研究方法，提出了以學術淵源標準重新劃分晉、齊法家的分類方法。書中立足於戰國大變革時代的歷史背景，以儒、法鬥爭為主線，並圍繞“法與權”這一法治核心問題，對晉法家思想的形成、發展、終結和歷史影響加以繫統研究，肯定其法治主義精神，批判其專制主義弊病，進而探討其當代意義。
適應時代變革的需要，法家思想是在諸侯爭霸和百家爭鳴的背景下展開的。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的東周亂世，催生了一個思想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盛世，成為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最為繁榮的時代。面對時代巨變和天下混亂，諸子百家紛紛開出治世良方，道家的無為守靜、儒家的復古守禮與法家的革新法治形成鮮明對比。諸子百家中，儒、法、道三家的論爭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先秦政治和社會的走向，論爭的焦點是人治還是法治，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法與權的關繫。三者關繫中，儒、法鬥爭尤為激烈。法家適應時代變革的需要，從功利主義出發，鮮明地主張法治，反對儒家的人治、德治、禮治思想，成為時代的引領，書寫了“以法治國，富國強兵”的歷史篇章，促進了大一統。法家思想在百家爭鳴中產生，最終成為戰國顯學；法家人物是戰國時代叱咤風雲的人物，引領戰國時代潮流。法家在取得成功的同時，其代表人物卻往往難以逃脫悲劇的命運。
先秦法家思想的形成有兩條重要路徑：由儒轉法和由道人法。晉法家和齊法家是先秦有鮮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兩個重要法家集團，其形成路徑是不同的。晉法家反儒尚法，而齊法家是道、法結合的，晉法家和齊法家正是由此形成的先秦法家內部的兩個重要派別。晉法家由儒家現實派轉化而來，齊法家是黃老道家的延伸，這正是晉法家與齊法家思想差別的源頭所在。兩者在理論淵源、法治理念、法治方式和歷史影響諸方面都有著顯著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兩者與道家的關繫是不同的，齊法家出自道家，而晉法家隻是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部分道家思想。晉法家出自儒家而非道家，是作為儒家的反對派而產生的，但在儒、法鬥爭過程中不斷向道家靠攏，吸收道家思想以增強自身理論力量。這與申韓本於黃、老的觀點有所不同，但並不否認黃老學說對晉法家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對申韓術治思想的影響。另外，兩者與儒家的關繫也是不同的，晉法家強烈反儒，齊法家不完全排斥儒家。因此，對晉法家和齊法家分別進行繫統研究並加以比較，對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法家思想的內在邏輯和歷史全貌非常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