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扎實推進博物文化研究
廈門大學青年教師李猛副教授希望我為其即將出版的作品《班克斯的帝國博物學》寫幾句話，我欣然應允。此書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作為李猛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我有義務交待一些情況，這樣便於讀者了解作者、理解書裡所討論的內容。
李猛碩士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我的好朋友田松教授是其論文指導教師。多年前田松向我推薦了李猛，自然講了許多優點，我記下了。那時候北京大學哲學繫還沒有實施推薦審核制，考生要一本正經考不少東西。李猛的筆試成績排在前面（匿名批卷），於是一帆風順，他來到北大讀博士了。我印像中李猛本分、理性、勤奮、低調，是位比較省心的學生。李猛做事有條不紊，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遇事他能識別大小。回過頭，從稍大一點尺度看也是這樣，讀本科、碩士、博士，到英國訪學，談戀愛、結婚、生子，到大學任教、申請科研基金、職稱晉升等，各項穩妥推進，既不冒進也不推遲，一切剛剛好。真希望所有的學子都能如此順利。當然，外觀順當，建立在背後艱苦努力的基礎之上，需要有堅定的意志和精明的局勢評價力。李猛入學時我曾對包括他在內的在讀研究生說，向徐保軍、熊姣學習，言必信行必果。李猛畢業後，對於新來者又加了一句：向李猛學習，抓大放小，逃不掉的事情趕早不趕晚。
入學後，接下來就是考慮一個具體的研究課題，寫出博士學位論文。我考慮了很久，針對李猛的背景和特長，建議他研究一下博物學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學界長期以來不大重視這個人物，國內更是如此。我讀研究生時不曉得班克斯的地位、重要性。後來讀Ray Desmond的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otanical Gardens纔略知一二。實際上我最早是通過山龍眼科植物的一個屬Banksia而知道這個人的，屬名就來自他的姓Banks，這個屬有上百個種。非常奇怪的是，這個屬的中文名被中國植物學界長期譯作“班克木屬”，一本厚厚的拉英漢植物名詞典也是這樣寫的。也就是說，人家一個完整的姓被生扯活拉地裁掉一塊。就好比恩格斯被簡化為恩格一樣！如果采用音譯，按理說應當叫班克斯屬或者班氏木屬。我曾在網上吐槽，建議改一改那個荒唐的中文名，可是有人不以為然，覺得“班克木”叫法挺好的，讓人無語。後來劉冰和劉夙等把這個屬的中文名改為筒花屬，比較合適。這是閑話。不過，這也說明在中文世界班克斯的知名度不高，許多人不知道那個屬名與一個人名有關。
班克斯任過英格蘭皇家學會主席，而且年頭甚久，至今沒人能打破記錄。照理說植物學界應當熟悉他，不應當隨便把人家名字拆了。其實，這隻是一種事後的猜想。比班克斯地位更高、影響更大的博物學家林奈人們又了解多少呢？迄今，林奈本人的任何作品都沒有譯成中文，相當多中文作品中關於其著名的“雙詞命名法”也有著望文生義的解釋。現在，中國出版界好不容易纔推出了一本譯作《林奈傳》，譯者是李猛的師兄徐保軍。
班克斯和林奈一樣，都是博物學家，都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在數百個大博物學家當中他們肯定會排在前面。那麼為何中外學者長期不重視他們呢？說到底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具體到史學界，與人們的編史觀念有關。歷史過程涉及的信息無窮多，書寫出來的歷史不可避免地大大簡化，做法是摘取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把它們整理得符合某種秩序，讓讀者相信那就是實際的歷史。現在的科技哲學與科技史課程中，反省輝格史觀是不可或缺的一課，但對輝格史不能簡單否定了事。關於輝格史有三個階段或者層次：第一是無意識的輝格史做法；第二是對輝格史的批判；第三則是在反省的基礎上有意運用輝格史方法，變一種輝格史為多種輝格史。也就是說，用多維偏見補充單一偏見，力求對所關注主題有更立體的理解。
回到班克斯，科學史界如何關注他呢？在極端強調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大背景下，在以數理科學、還原論科學為中心的年代，班克斯隻能靠邊站，因為他的所作所為不夠有力量，學問不夠深刻，甚至他所在的學科本身就不夠硬，不屬於硬科學。但是觀念在緩慢變化著，各種各樣非主流編史理念紛紛登場，特別是後現代、女性主義、人類學與社會學視角的全方位引入，以及後殖民主義編史策略的實施，衝破了舊有的格局。在此形勢下，考慮博物編史綱領，博物學以及班克斯得到關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起初，還是就科學史而講科學史，一切都頂著科學技術這個大帽子。解放之路就是科技概念不斷泛化的過程，用“寬面條”取代“窄面條”，讓科技這個大帽子盡可能涵蓋更多的內容，非西方傳統、地方性知識、中國古代致知等均獲得新的合法性加持。喜歡博物的，自然要論證它是科學或部分是科學，甚至是好的科學、“完善的科學”。在這種思路下，我也試圖從人類認知傳統上為博物尋找位置，構造了歷史上自然科學的四大傳統：博物、數理、控制實驗和數值模擬。我在給熊姣的著作《約翰·雷的博物學思想》作序時就講述過，2013年5月10日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講座“關於博物學編史綱領”中也講過，並提示：此分類也隻是韋伯所說的“理想類型”而已。現實的科學要比這復雜得多，是復合型的，各有所側重。這四大傳統的劃分當然有充分根據，不但對過去、現在有相當的解釋力，對於未來也有意義。它能為思考提供一種參照，比如將來發展自然科學，這四個傳統是否還都要？權重如何？據我所知，John V. Pickstone的Ways of Knowing: A New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與我的想法最為接近，或許我自己的劃分更合理。沿此思路，可以做許多事情，有礦采、有飯喫。即使按此思路理解，做博物相關的史學研究依然不是主流（有人說已成為顯學），但也正好因為不是主流而有廣闊的空間，做的人會越來越多。
但是，這仍然是一種以（近現代）科學、科技為中心的範式，最終也難以逃脫西方中心論的、現代性的學理糾纏，因為人們理解的科學主要是以當下或者近期所見所感為依據的、拋開本質主義的路數。科學雖是不斷演化的，內涵和外延一直在變，但是學者無法改變的基本事實是：伽利略、笛卡兒以來的近現代科技基本框定了（並非完全決定）“科學”概念的解釋空間。挖掘中世紀、追到古希臘、吸收非西方智慧等，都改變不了這個大局，說到底那些隻是一種學術裝飾。在上述思路或階段中，要為博物爭名分，盡可能論證博物像科學、是科學。這樣做，可以取得不少成果，但終究視野不夠。但是，一旦跳出藩籬，情況就變化了。對於博物，現在有了三種方案：從屬論、適當分離說和平行論。說到底它涉及如何確定博物與科學之間的關繫。“此定位處理不好，將嚴重影響博物學在中國的長遠發展”。“此事我思考了十多年，自己的想法也經歷了三個階段：①內部補充：以博物補充數理，作為自然科學四大傳統之一的博物學對科學可能仍然有幫助。②適當切割：參與人群和目標並不重合，不必隻考慮為自然科學服務。③平行論：著眼文明長程演化，確立‘自性’，借鋻科技進展而不為其左右。實際上，一直是自己說服自己的過程，現在覺得‘平行論’雖然大膽但比較恰當，從歷史、現在和未來看，都講得通。理解平行說並不難，打個比方，就像文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繫一樣。”（《中華讀書報》，2017年11月15日，第5版）三種方案都不否定一個基本事實、共識：博物與科學有交叉，隻是對交叉的多少、性質、意味有不同的理解。這個共識現在看十分直白、理所當然，但是它真的來之不易。最弱的表述便是，因為有此交叉，在科學史界、科學哲學界做與博物相關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關注班克斯，當然首先也是從這個最弱的辯護出發的。到了現在，不大可能有人站出來反對從科學史的角度研究班克斯，雖然私下裡仍可以認為這類研究不重要。
李猛對班克斯的研究是如何定位的？一開始，這並不是很合適的提問方式，實際上一個年輕人做某項研究也不可能時刻想著立場、境界。那麼，如何看待本書的研究？我個人的看法是，看它提供的信息是否足夠豐富、足夠新鮮，是否給人以啟發。我想，李猛做到了。帝國博物學是否也沾染了某些壞東西？班克斯的大科學與20世紀的大科學有何關聯和區別？班克斯的科學組織對於當下的科技管理是否仍有借鋻意義？重啟博物學可以從班克斯那裡借鋻什麼、回避什麼？英法不同科技體制對於科技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帝國型博物學是相對阿卡迪亞型（田園牧歌型）博物而言的，這種簡單的二分，作為邏輯類型十分清晰、有用，但也要時刻清楚它隻是一種方便的切分方式。有人喫驚地跟我說：沒想到博物也與帝國扯到一起，博物也搞擴張、侵略，於是博物並不比科學好到哪裡去。這是因為思考不足夠，匆忙構造幻景並快速自己撕破幻景的過程。博物與科學一樣，不會是鐵板一塊，從博物中找出壞人壞事決不是難事，因此重啟博物學，也要做出限定，要講究博物倫理。2018年8月18日在成都白鹿小鎮通過的關於博物理念的《白鹿宣言》就是為了事先做好準備。就人與自然互動的方式方法而論，博物與數理科學、還原論科學確實有相當的差別，後果也自然不同。坦率地講，博物對天人繫統的擾動、破壞很有限，用於殺人效率也不高，如果利用得當，還非常有助於繫統的可持續生存。即使班克斯的帝國博物學聽起來有可能損壞了天真的想像，其正面價值也是主要的，負面影響是可控制的。班克斯關心過茶葉、面包樹和羊毛，沒有研究攻城術，沒有組織研發自動步槍、機關槍、核武器、潛艇，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有人有話等著呢：“那是因為時代不同，或者因為他水平低，他不懂。”即便在他生活的年代，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初，把自己的智慧主動奉獻於軍事戰爭的也不在少數，而且得到了交戰各方的頌揚。
不管怎樣，研究班克斯，提供一批有趣的材料、故事，能刺激人們思考，能為學者開展其他研究提供啟發，也有文化傳播的意義。這可能是本書的重要價值所在。順便一提，李猛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譯出了法拉的著作《性、植物學與帝國：林奈與班克斯》，熊姣翻譯了《造物中展現的神的智慧》，楊莎翻譯了《探尋自然的秩序：從林奈到E.O.威爾遜的博物學傳統》，劉星翻譯了《發現鳥類：鳥類學的誕生（1760—1850）》，前三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者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些譯作確實提供了大量有趣的信息，對中國學界也算是一種貢獻吧。
作為一篇博士論文，《班克斯的帝國博物學》也並非完美，其實不足之處也較明顯，我完全同意程美寶教授的意見：李猛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已經收集到的書信、檔案材料，對其進行挖掘、分析。對此，我與李猛也多次交流過。如果還繼續研究相關課題的話，走向深入是理所當然的。
一般說來，人文學術是慢活，急不得。年輕學者在開始獨立進行研究時宜老老實實，盡可能吸收國內外同行的研究成果，然後再創新。學術必須創新，但是也不能過分鼓吹創新，也不宜輕言創新，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創新。巨人的肩膀豈是好站的？實際上矮子的肩膀也不是好站的！李猛目前做得比較扎實，一步一個腳印。我相信隨著積累的增加，他的膽子也會變大，提出更多自己的想法。
李猛在北大就讀時我是指導教師，但我們這裡從來都是開放辦學、開放培養學生，我的學生同時受益於校內外其他各位老師、同學。我要借此機會感謝教研室的各位老師，特別感謝校外的田松、範發迪、劉孝廷、程美寶、劉兵、吳肜、劉曉力、江曉原、法拉等諸位教授。
在與年輕人接觸的過程中，我也在不斷學習，所謂教學相長，他們也教育了我。感謝李猛，現在我們是同行、同事。作為叢書的主編，感謝李猛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劉華傑
2019年2月21日於北京西三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