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變動研究（1949-1978）》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1956年農村信用合作化實現後的20餘年間，山東省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處於持續變動之中：合作金融-集體金融-國有金融。此種體制變動在受到諸如階級鬥爭、群眾運動、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等特殊政策環境影響的同時，也外化出了傳統信任的差序格局與當時民眾交往的階級差別的揉捏以及信用社與生產社、國家銀行之間的非對等關繫。然則，置於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時期，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國家的強制性制度安排。

李微，女，山東濟寧人，1986年生。歷史學博士，現為青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2008年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11年進入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師從於化民、呂偉俊兩位先生，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於2015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目前已在《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在研主持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習近平青年觀與當代高校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培養創新研究》。目前主要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緒論
一 選題緣由與研究意義
二 研究現狀與學術史回顧
三 研究思路與方法
四 學術創新與研究不足

第一章 信用合作在山東的早期實踐
第一節 國民政府時期的山東信用合作（1928-1937）
一 華洋義賑會的誘致性倡導
二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強制性制度安排
三 社會團體與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攜手聯合
第二節 共產黨領導下的山東信用合作（1940-1949）

第二章 山東省農村信用合作化的實現
第一節 國家政策的必然選擇
一 活躍農村金融的迫切需求
二 引導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內在需求
三 構建社會主義農村金融體繫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節 山東省農村信用合作化的實現過程
一 重點試辦階段
二 普遍推廣階段
三 整頓鞏固階段
四 “隨鄉並社”階段
第三節 初露“異化”端倪的合作金融
一 信用合作原則的歷史考察
二 合作金融“異化”端倪．的初露

第三章 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變動：從合作金融到集體金融
第一節 體制變動的序曲：“大躍進”背景下的“三社合一”
一 “三社合一”的邏輯起點：農業生產“大躍進”
二 “三社合一”的實施：並入農業生產社，成為農業社信用部
三 “三社合一”對信用合作體制的影響
第二節 合作金融“異化”為集體金融
一 “兩放、三統、一包”的財貿管理體制
二 信用社集體金融產權的逐步確認

第四章 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再變動：從集體金融到國有金融
第一節 “四清”運動下的信用社整頓
一 農村信貸領域的階級鬥爭
二 信用社的初步整頓
三 從“清”信用社干部到“整”社內“走資派”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期間“貧管”模式的實行
一 無政府狀態下的信用社
二 “貧管”模式的推行
第三節 信用社國有金融體制的確立
一 信用社的再整頓
二 國家銀行職能的恢復
三 國家銀行對信用社領導的加強

第五章 對信用社體制變動的全面剖析
第一節 政策環境對信用合作原則的掣肘
一 信任的差序格局、交往的階級差別與信用的有限合作
二 階級話語、群眾運動與信用合作自願原則的闕如
三 計劃經濟體制與政府對信用產權的壟斷追求
第二節 外部組織與信用合作社之間的“非對等”互動
一 生產社與信用社：由表面上的相互平等走向實質上的領導與附屬
二 國家銀行與信用社：從業務指導變成部門領導
第三節 國家強力主導下的信用社體制變動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山東省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變動研究（1949-1978）》：
三 社會團體與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攜手聯合
除華洋義賑救災會誘致性倡導和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強制性制度安排下的信用合作運動，在齊魯大地還存在一種由社會團體和地方政權聯合倡導下的信用合作運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的支持下，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派在鄒平鄉村建設運動中對信用合作的倡導。
20世紀30年代，鄉村建設思潮湧動。截至1934年，全國從事鄉村建設的團體已有600多個，試驗區、試驗點多達1000餘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河北定縣的鄉村教育實驗區、南京的曉莊學校、江蘇昆山徐公橋的鄉村改進試驗區等。在“南北各地鄉村運動者，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會團體，有的是政府機關，有的是教育機關；其思想有的‘左’傾，有的右傾，其主張有的如此，有的如彼”②的時代大背景下，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試驗區堪稱典範。從1931年3月梁漱溟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的支持下籌辦山東省鄉村建設研究院起，到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山東，韓復榘先戰後逃，試驗工作被迫中斷止，歷時7年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梁漱溟搞鄉村建設的念頭，起自中學時代，但真正投身於鄉村建設運動則始於1924年的曹州辦學，即應好友王鴻一之邀赴山東渮澤試辦中學高中部。1927年南下廣東，在李濟深部從事“鄉治”；1929年赴河南輝縣參與籌辦村治學院（因中原大戰而中斷）；1930年應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之邀，赴魯繼續從事鄉村建設事業。韓、梁合作，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政治上的相互利用”①。於梁漱溟而言，“搞改造，自己沒有實驗的地方，必須依靠上層力量，省主席是上層，不劃給我們地方，我們就沒法干，是靠他們取得的機會”②。當徐樹人問及緣何一定要在山東搞鄉村建設時，梁漱溟更是一語中的地回答道：“除了山東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允許我們這樣搞呢？原來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實面前可能漸漸一致；原來意趣一致的可能遇到事實又可能不一致了。”③對於韓復榘來說，梁漱溟的從鄉村人手施以地方自治，最終達到憲政國家的政治理想，與其作為地方軍閥實現割據自治，以成“獨立王國”的政治意圖不謀而合。不僅如此，借助於鄉村建設運動，既可提高山東的地方實力，還能為自己贏得好的聲譽。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名噪一時的鄉村建設運動在山東鄒平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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