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的國際趨勢逐漸形成，很多國際行為體的氣候外交策略也隨形勢發展而調整。這些國家或是根據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重新權衡利益得失，並在巧實力外交理念指導下及時調整氣候外交立場和政策；或是高度重視國際行為體之間在氣候安全認知方面的互動關繫，努力提升自身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的話語；或是從道義、科學和法理等角度為自己的主張尋求依據，增加自身對國際規範的塑造力。這些國際行為體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鋻意義。

董勤，法學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氣候變化與公共政策研究院副教授，先後在《現代國際關繫》《國外理論動態》和《法學》等學術刊物上發表相關論文十餘篇。

導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意義
第二節 研究現狀綜述
一 國外研究現狀
二 國內研究現狀
三 研究現狀述評
第三節 研究方法、分析框架與創新
一 研究方法
二 分析框架
三 創新之處
第四節 行文設計與結構安排

第一章 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
一 “冷戰”後世界格局的轉變
二 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國際關注
三 非傳統安全的國際博弈
第二節 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博弈
一 氣候變化問題的政治化
二 氣候變化問題的歐美博弈
三 氣候變化問題的南北博弈
四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國際氣候談判僵局
本章結論

第二章 氣候問題安全化國際趨勢的形成
第一節 氣候變化被視為存在性威脅
一 科學層面的認知變化
二 國際政治層面的認知變化
三 國際組織的作用
第二節 氣候安全的國際認知變化
一 氣候安全認知的開端
二 氣候安全認知的重要國際文件
三 氣候安全認識的深化
第三節 《巴黎協定》與氣候變化安全化
一 氣候安全威脅與打破常規
二 氣候安全威脅與《巴黎協定》
三 氣候變化國際行動的新規範
本章結論
……

第三章 中國面臨的挑戰與應對思路
第四章 國際氣候安全觀的構建
第五章 氣候安全平等決策機制
第六章 國際氣候規範塑造力

結論
參考文獻
英文縮寫表

《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的國際趨勢及中國外交對策研究》：
三國際組織的作用
在當今世界，聯合國組織及其機構在全球治理及國際安全事務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並以比較確定的方式闡釋了氣候變化對人類所構成的存在性威脅後，一些聯合國組織與機構在推動氣候變化科學結論政治化的進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11年7月20日安理會第6578次會議上，施泰納以聯合國副秘書長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的身份在發言中繫統地闡述了人類社會在理解氣候變化的深刻含義方面所獲得的科學知識，並強調了在新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把氣候變化納入國際安全議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首先，施泰納呼吁國際社會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的科學結論予以高度的政治關注。他說，人們對氣候變化含義、影響以及應對措施的認知已經遠非昔日可比，因為除了還有一些問題尚需討論，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已經首次給了國際社會一個毫無爭議的結論，那就是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氣候變化不僅正在發生，而且還在加速；更為重要的是，最近全球的科學機構所發布的研究報告在很多方面已經使得幾年前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中的相對保守的情景、預測和模型顯得過時和陳舊。施泰納指出，根據新的科學研究結果，從氣候變化的性質和範圍來看，我們已經不應該再把其視為改變能源、交通和經濟的一個挑戰，而應當把其視為一個影響將遠遠超越人類社會與經濟的任何一個部門的挑戰。需要指出的是，當國際社會幾乎一致認為我們還可以掙扎著試圖發現一個路徑來保持我們的氣溫升幅控制在2℃範圍以內時，最近的科學研究成果表明，在21世紀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對地球的某些地區的氣溫升幅將在3℃-4℃的情景。這意味著現在我們所必須面臨的氣候變化的嚴峻性已經遠遠超出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社會締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時所能夠預期的情景。
其次，施泰納根據最近的氣候變化科學研究進展，把氣候變化界定為人類社會的安全威脅倍增器。施泰納指出，以前的氣候變化研究成果認為，在21世紀海平面上升的極限是0.5米左右，但是現在的氣候變化研究成果卻認為海平面在21世紀可能上升1米；事實上，英國皇家學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宣稱在最惡劣的情景下全球平均氣溫將在2060年前將上升4℃；因此，聯合國安理會必須明白，當我們現在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時，我們已經不是在討論一個有可能發生的事件，而是在討論一個事實，因此在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背景下分析，氣候變化應當被詮釋為“威脅倍增器”。
最後，施泰納認為，不斷更新的科學研究結論已經能夠讓國際政治界把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國際安全議程。施泰納在安理會發言中提醒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科學提出的“臨界點”和“反饋機制”概念予以高度重視。他認為，人類不能因為假設全球氣候變化在過去的相當長的時期內以比較緩慢的速度發展，就認為今後也會同樣如此；事實上，在地球的自然繫統中是存在臨界點的，從生態學的角度看，科學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變暖的某個節點，地球整個生態繫統將不會像今天這樣再擁有保持正常功能的能力，其影響將是非常嚴重的。施泰納還認為，科學界提出的“反饋機制”的概念同樣值得重視。如果北極冰川持續消融並且凍土中的永凍層繼續融化，那麼這些土壤中所常年儲存的二氧化碳將釋放進大氣層，這種“反饋機制”將使得氣候變化的嚴重程度遠遠超出以前的預期。
……

“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出現了重大變化。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試圖塑造由其獨霸全球的“世界新秩序”。與此同時，歐盟和日本等也爭取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發展中大國快速發展起來，成為“一超多強”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隨著全球兩大軍事集團緊張對峙格局逐漸消除，國際社會開始把非傳統安全問題提到國際政治議事日程上來。2005年，聯合國發布題為《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發展、安全和人權》的秘書長報告，對安全的概念、種類和特征進行了繫統的闡釋和總結，標志著非傳統安全正式成為國際政治議程中的重要議題。
“冷戰”結束後，國際氣候談判與合作對世界各國的權利與義務所產生的影響在不斷加大。大國為維護本國的國際利益和國內利益，開始圍繞氣候變化問題展開國際博弈。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國際氣候談判的焦點開始切換到2012年後國際行動安排上來。由於大國之間圍繞2012年後碳減排方案的分歧加劇，國際氣候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在21世紀初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氣候變化第三次評估報告之前，氣候變化的科學不確定性一直是科學界和國際政治界廣泛關注的問題。2001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其第三次評估報告。報告不僅很確定地指出，從1861年以來全球平均表面溫度上升了，還對此前長期困擾科學界的一些問題做出了回應。2007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其第四次評估報告，從生態、食物、健康和水資源等方面對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存在性威脅進行了闡釋，為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進程提供了科學基礎。此後，歐盟率先在國際層面提出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的政治動議。歐盟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場合積極向國際社會宣傳其對氣候變化安全的觀念和主張，尤其是在安理會與聯合國大會上通過相關話語凸顯氣候變化的存在性威脅，努力影響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安全含義的認知，推動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的政治議程。與此同時，一些聯合國組織與機構對氣候變化安全化進程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2007年4月，安理會召開以氣候、能源與安全為主題的公開辯論。2009年，聯合國發布題為《氣候變化和它可能對安全產生的影響》的秘書長報告，從多個角度分析了氣候變化與國際安全的關聯性，集中反映了國際社會成員在氣候安全問題上的認知。在2011年7月的安理會第6587次會議上，超過90%的代表在發言中明確表態，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安全問題，表明氣候變化安全化施動者所提出的相關觀點已經得到了作為聽眾的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的廣泛認可與支持。
2014年11月12日，中國與美國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明確提出應對氣候變化將增強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反映了南北大國在維護氣候安全、開展國際合作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為國際社會針對氣候安全采取全球行動奠定了重要基礎。2015年11-12月，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巴黎協定》。《巴黎協定》更加突出了氣候變化安全威脅的嚴峻性和應對行動的緊迫性，把氣候變化界定為人類社會的“緊迫威脅”，並制定了打破常規的行動方案。2016年11月4日，《巴黎協定》生效，標志著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的國際趨勢基本形成。
隨著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的國際趨勢逐漸形成，很多國際行為體的氣候外交策略也隨形勢發展而調整。這些國家或是根據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重新權衡利益得失，並在巧實力外交理念指導下及時調整氣候外交立場和政策；或是高度重視國際行為體之間在氣候安全認知方面的互動關繫，努力提升自身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的話語權威；或是從道義、科學和法理等角度為自己的主張尋求依據，增加自身對國際規範的塑造力。這些國際行為體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