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基本結構形態的不同，必然也要求與之相匹配精神文化形態，從而社會結構形態的變化，必定會要求精神文化形態之變化，以求能夠相互匹配。這是因為人的活動不僅要受客觀的物質條件的限制和社會制度的約束，而且必然要受思想觀念的引導。人的活動是自覺的活動，是在客觀條件約束下的具有主動性的活動。客觀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制度隻是限定了人們可能活動的範圍，但並未完全決定人們采取什麼樣的行動。在既定的條件下，人們仍可能進行多種選擇。具體進行何種選擇，這又是受人們所信奉的思想觀念的引導的。因此，僅有特定的技術條件和制度條件還不能保證非市場經濟的穩定存在，還必須有相應的思想觀念去引導人們的選擇，這樣纔能為非市場經濟社會的存在提供充分的保證。
所謂與非市場經濟社會相應的思想觀念，也就是與非市場經濟社會存在的技術條件和制度條件相應的思想觀念。這種思想觀念要求把由這特定的技術條件和制度條件所決定的社會生活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並追求一種這種條件下的理想狀態，如果這種理想不能達到的話，也要為之提供一種無害於社會秩序的解釋。在非市場經濟存在的技術條件下，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對自然基本上還是一種順從關繫，靠天喫飯還是常態，這種狀態便要求人們對自然有一種敬畏態度。既然技術條件還不允許人們通過控制自然來滿足自身的欲望，那就隻能克制自身的欲望以達成人與自然之間一種和諧關繫。因此，對於非市場經濟社會而言，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適宜的思想觀念便應是敬畏自然、克制欲望的自然主義取向。而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由於隻能借助於各類共同體來進行社會整合，生產出特定的社會秩序，且由於防止兩極分化和消除自由競爭對維持特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便要求一種視共同體絕對高於個人，並崇尚和諧、不爭的態度。因此，在這方面，適宜的思想觀念便是一種崇拜群體，甚至有將群體及其代表人物神聖化的取向。此外，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由於共同體對個人的絕對優勢，個人無力改變自身的處境，另一方面，亦由於不同階層的不平等終難消除，便要求人民將這種狀況視為命定，從而不求改變而安於命運。因此，總起來說，與非市場經濟社會相應的思想觀念從總體上說便是一種定命論的群體主義的自然主義。中國古代觀念中持久地對於已經失去的淳樸和諧的“三代”的懷念，對於孝道的推崇；俄羅斯農民對於米爾公社的依戀，即所謂“身在米爾，死也值得”，對上帝、沙皇、老爺、公社四位一體的崇敬，如《婚札歌》中所說的，“遵照上帝的旨意，遵照沙皇的法令，遵照老爺的指派，遵照公社的決定”，都表明了這一點。
但現代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基本結構的這種變化，使得精神文化的適應發生了一種根本性的裂變。
市場經濟存在的技術條件是工業生產，盡管市場經濟不是從工業生產發生的，但它的確自發地趨向於工業化，並且隻有在工業化的條件下纔能獲得穩固的存在。工業生產的特點是其主動性，即與農業生產的依賴性不同，工業生產趨向於不斷地造出更多的技術手段去支配、控制自然，使之有用於人類。這是為借助於機器手段進行生產的工業技術的擴張性所決定的。在手工勞動條件下，提高生產效率的主要途徑是使操作工具的人手專門化。將本來非專門化的人手專門化，需要長期訓練。但人手專門化指示出了一個新的可能，那就是有可能用某種機械裝置去代替由於專門化而大大簡化和規則化了的操作功能。代替人手操作功能的機械裝置的出現，不僅本身就是一場革命，還是一繫列革命的起點。這一替代首先使人體作為動力顯得極不適應，於是便有了動力機的發明和使用。而由動力機的發明和普及引起的工業革命，又使得勞動過程的控制功能和管理功能成為不適應的，於是又有了計算機革命，用機器的調控和管理功能來代替人腦在勞動過程中的功能。這種由其本性決定的技術的擴張l！生發展，使得人類日益在更為深入、更為廣泛的程度上改變了自然，給自然打上了人類的烙印。與這樣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勢頭相適應，必然要求形成一種人能夠改造自然、控制自然、成為自然的主人這樣一種觀念，以期去支撐人們的實際行為，賦予其行為以意義。這樣一種思想觀念和意識，表現於實用性文化、日常意識之中便是一種事功意識，一種效能感，一種對於自身能力的信心。而在作為理想性文化的哲學中，則是稱為主體性意識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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