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新空間》是文學批評家賀紹俊近年來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文章的結集。賀紹俊強調批評的理論化和繫統化，他認為文學批評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以*敏銳的眼光去發現文學實踐活動中新的要素，並對這些新要素進行理論總結，從而為拓展文學的新空間提供理論支持。在這一本論文集裡，賀紹俊通過對一些文學作品的文本解讀，闡釋了他的一些文學上的發現，如關於新世紀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眼光，關於新政治小說，關於新市井小說，關於文學批評的批評倫理問題，關於網絡文學的革命性和後現代性，等等。這是一本文風樸實、充滿新意的批評文集。

賀紹俊，1951年出生於湖南長沙。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瀋陽師範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曾任文藝報社常務副總編輯，《小說選刊》主編。
專業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主要從事當代小說研究和批評，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80年代曾與潘凱雄合作撰寫理論批評文章，是當時，“批評雙打”的重要合作者之一，兩人合寫的文章結集為《批評雙打——80年代文學現場》出版。主要著作有《文學的尊嚴》《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重構宏大敘述》《文學批評學》（與人合著）《中國當代文學圖志》（與人合著）《鐵凝評傳》《還在文化荊棘地》《魯迅與讀書》《伊甸園的困惑——文學中的性愛描寫》等，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上多有論文及批評文章發表。其學術著作和文章曾獲過魯迅文學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學術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團中央五個一工程獎、冰心文學獎等獎項。

長篇小說的問題和前景
為時代生產思想和儲存思想
新世紀文學：世界文學的眼光
——以鐵凝的文學實踐為例
對中國知識分子社會功能的獨特思考
——讀劉繼明長篇小說《江河湖》
以三位作家為例談少數民族文化對漢族作家的影響
五十年代生人的精神之旅
——讀張煒的《你在高原》
從新歷史小說到新政治小說
——周梅森研究導論
“雪廬”裡走出來的現實主義者
——論孫頤的小說
銜接戰爭思維與和平思維的鉚釘
——鄧一光前後期小說創作之異同
意義重建與舉重若輕
——範小青的小說創作
鑄造優雅、高貴和詩意的審美趣味
——以張欣的《終極底牌》《不在梅邊在柳邊》為例
做官與做人
——王躍文官場小說主題析
一座凝聚著“盼望”、連接著時間的“博物館”
——讀阿來的《空山》
女性自由、鄉土精神和文學詩性的保護神
——論葛水平的小說
從時空上追尋逃離的鐘求是
——讀鐘求是的小說
講故事的方式就是看世界的方式
——讀賀奕的小說
官員散文的文化意義
——兼論王充閭的新作《張學良人格圖譜》
逍遙遊擬學蒙莊
——讀王充間的《逍遙遊——莊子傳》
真誠的李雲雷和真誠的小說
精致的民間文學
——讀曉蘇的小說
漂移不定的靈魂以及火車與馬
——讀阿翔的詩
從激情的莫言到思想的莫言
——讀莫言的《蛙》
陰暗的好人和有罪的好人，你選擇誰
——讀須一瓜的《太陽黑子》
孫惠芬的“變”與“不變”
——評《後上塘書》
野馬鎮上“平庸的惡”
——評李約熱的《當頭一棒》
在爾虞我詐的喧囂世界熨帖安放愛情
——讀楊映川的《魔術師》
海派文學中的啟蒙敘事
——讀孫頤的《縹緲的峰》
青銅重器的分量
——讀劉醒龍的長篇小說《蟠虺》
批判和迷戀，錢幣的兩面
——關於邱華棟的城市小說
追尋“另一個世界”的“新市井小說”
——論春綠子的《空城》
再讀文學湘軍五少將
以賞識故事的方式書寫世俗人生
——讀東君的《浮世三記》
以文學的方式看世界
——讀張楚的《野像小姐》
新世紀帶給文學的一份厚禮
——關於網絡文學的革命性和後現代性及其他
網絡文學：向左還是向右
地域的社會性、都市化及其文學社區
文學變動關繫中的文學批評倫理
當代文學批評主體建構的姿態和立場問題

銜接戰爭思維與和平思維的鉚釘
——鄧一光前後期小說創作之異同
鄧一光出生在軍人家庭，他的血管裡流淌著父輩的鮮血，他的生命基因裡就先天地種下了軍人的性格。軍人是為戰爭而準備的，因此鄧一光最初步入文學創作，具有鮮明的戰爭思維。另外，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軍人是最受人們尊敬和羨慕的職業，鄧一光出生在軍人家庭，這使得鄧一光具有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當然不僅僅是優越感和自豪感，這也是鄧一光的一份重要的寫作資源和思想資源。鄧一光就是攜帶著這一份寫作資源開始自己的文學生涯的，他對這份寫作資源的得當處理，使他能夠在這一派文學潮流中脫穎而出。
從《父親是個兵》到《我是我的神》，是鄧一光的戰爭思維階段，這一階段他主要以自己家族的故事為寫作資源。先後創作了《父親是個兵》《我是太陽》《大媽》《大姨》《遠離稼穡》《想起草原》《我是我的神》等作品。戰爭思維構成了鄧一光小說的基調和風格。鄧一光的小說基調是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其小說風格則是富有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風格。
英雄主義基調是鄧一光從父輩身上吸收的精神營養。盡管鄧一光開始寫作的時候正是社會上質疑歷史和否定傳統最盛行的階段，這種思潮突出表現在對待父親的態度上。父親代表著歷史，也代表著威權。當人們回望革命歷史時，父親形像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現在人們的腦海中。我們會毫不遲疑地說，先輩們拋頭顱、灑熱血，為我們打下了紅色江山。我們也會豪情滿懷地說，我們決不辜負父兄們的期望。那時候，我們的革命剛剛取得勝利，我們為勝利而驕傲，自然也為自己的父親而驕傲，父親成為英雄的化身。這構成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題材和戰爭題材的主旋律。但那時候並沒有塑造父親形像的自主意識，因為革命歷史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父親作為革命歷史的像征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一階段的文學創作，父親形像主要是以一種精神化身的方式潛藏在作家的敘述之中的。隻有當人們對歷史有了一種審視的意識，當人們要從父親意志的支配下獨立出來的時候，父親形像纔會成為一個對像化的人物站立在作家面前。但是，父親取得了勝利，成為統治者之後，父親形像的內涵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變化。作為父親形像標志的革命歷史被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於是父親形像以及革命歷史本身就成為一種意志和權力。這就有了後來對父親的反叛。年輕一代覺悟之後其思想和行為都會采取極端和偏激的方式，這就有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弒父敘述。兒孫輩徹底否定父親的權威，也否定上一代的歷史，他們以一種勢不兩立的方式摧毀了父親的聲望，整個社會不再需要權威.也不再崇拜英雄，於是我們從弒父敘述進而又進入無父的時代。這大概就是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特征，文學敘述在無父的狀態下變得更加放縱，作家以一種頭朝下的方式戲弄著歷史和文明。正是在這種潮流下，鄧一光從他的寫作資源中特意挑選出父親的形像來書寫，而他的書寫針對著褻瀆父輩的文學潮流，以一種敬畏之心去發現父輩的精神實質，並為父輩辯誣。當他寫了中篇小說《父親是個兵》後，一發而不可收，又寫出了長篇小說《我是太陽》。也許我們對《我是太陽》這部小說的意義估計得不夠。當年這部小說出版時，正是社會上普遍流行犬儒主義，英雄遭到貶斥，崇高受到嘲弄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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