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呼喚制度》通過分析中國教育 領域進行的援助情況，深入研究教育援助活動中非正 式制度運作的邏輯，以及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關 繫和互動。本書旨在解決的核心問題是：非正式制度 援助教育有何邏輯機制?教育援助中非正式制度與正 式制度的關繫和互動如何?為什麼?在定量研究的基礎 上，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為例，在吸收公共資源 制度分析模型等基礎上，從制度空間、資源汲取和行 動策略三個維度，建構起分析框架，采用綜合研究方 法，深入研究以上問題。
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援助教主體協同治 理需要制度化，治理呼喚制度。這是對轉型期中國內 生性制度變遷的一種獨特路徑提煉與制度解釋，也很 好地解答了西方學界普遍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什麼在 保持政權穩定的情況下，中國在現有政治體繫範圍內 發生了重大制度變遷?

翁士洪，博士，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關繫與公共事務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現為上海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繫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非正式政治制度、治理理論、教育援助與非營利組織理論，獨著有The Influence of the NPOs on Basic Educational Aid in China (Germany)。於《中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學報》《教育發展研究》等CSSCI刊物上發表論文二十餘篇。曾參加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SPA）全球年會並宣讀論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

本書主編：浦興祖，1945年生。復旦大學國際關繫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高等教育名師，國家精品課程“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原領銜人。兼任上海市政治學會副會長等職。作為1980年中國恢復政治學學科後在此領域潛心教研的首批學者之一，其主編出版的國內第一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及其復旦大學出版社修訂本、兩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香港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論著，在國內外產生良好影響，被學界稱為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研究領域的“拓荒者之一”、“典型代表”與“著名學者”。

導論 大眼睛女孩的問題
第一節 研究問題
第二節 研究綜述
一 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二 教育援助的研究
三 教育援助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四 研究前沿與趨勢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分析框架：制度空間、資源汲取與行為策略三位一體
第一章 教育援助的制度空間建構
第一節 教育發展失衡與非正式制度的成長
一 “貧困、兒童、教育”的時代主題
二 教育的政府“甩包袱”與制度外供給的需求
三 政府缺位的制度空間與非正式制度的介入
第二節 教育援助中非正式制度的主體與類型
一 教育援助中非正式制度主體的類型
二 非正式制度的教育援助內容
第三節 制度空間建構歷程及其對教育的援助
一 機構創立和項目啟動(1989—1991)
二 組織發育和項目深化(1992—2000)
三 結構調整和項目轉型(2001—2012)
第四節 非正式制度的制度空間總體特征
一 自主性
二 被吸納
第二章 組織結構與資源稟賦
第一節 常數：組織的屬性
第二節 組織結構
一 全國青基會繫統的組織結構
二 2001年後理事會決策制度化的嘗試
第三節 資源稟賦
一 教育援助所需資源的數量
二 教育援助中資源的來源
三 資源的稀缺性
第三章 資源汲取與行為策略
第一節 資源稟賦影響資源汲取
一 希望工程項目的資源運作途徑和機制
二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對政府的資源依賴
三 自主與依賴之間的鐘擺
第二節 組織結構影響行為策略
一 社會化手段與行政化手段並用的項目實施策略
二 治理結構上的組織依賴策略
三 教育援助資金的博弈策略
四 對監管體制的雙面策略
五 非營利組織營利策略
第四章 非正式制度援助教育的效應分析
第一節 組織問責分析
第二節 組織績效分析
一 社會接受度和產出效益
二 教育援助質量的主觀感知測量
三 希望工程援助教育作用的有限性
第三節 組織能力分析
一 人力資源汲取能力
二 募捐和資助實施能力
三 管理能力
第五章 比較脈絡下的教育援助制度
第一節 教育援助政策模式比較
第二節 教育援助政策工具比較
第三節 教育援助政策工具選擇的約束條件
第四節 小結：對中國教育援助制度的啟示
第六章 集權體制下教育援助良性發展的邏輯闡析
第一節 教育援助活動中非正式制度運作的邏輯
第二節 中國教育援助出路與機制——政府與社會間多部門合作治理
第三節 研究缺陷與進一步的研究
附錄1 基金會管理條例
附錄2 訪談對像列表
附錄3 訪談提綱與調研問卷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二 英文文獻
後記

《治理呼喚制度：教育援助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貧困直接威脅到兒童的教育問題。在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中，貧困農戶家中的青少年尤其是少年兒童是最值得關注和同情的，因為兒童代表未來，教育經濟學研究表明，完整的小學教育是一個人從所受教育中獲益的臨界水平。故而如何解決貧困地區少年兒童因家庭貧困而被迫失學的問題成為非常重要的主題。
此外，由於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深厚積澱，以及民眾對知識的渴望，民間對教育事業一直保持著極大的熱情。20世紀80年代末，人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知識可以帶來財富。大家對於知識和教育的渴求幾乎變成了某種崇拜，“知識改變命運”成為最鮮明的時代主題之一。
雖然有此時代背景和共識，但事實上，改革開放初期，教育供給政策上，仍然堅持供給模式，並未放開讓志願團體等社會組織進入，此時政府盡管多次強調對教育十分重視，也多次發布教育法令，但實際上則是政府對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投入在削減；而且由於農業經濟天然的劣勢，不僅使得農村財政力量大為衰減，更加劇了農村義務教育等公共物品供給的缺失。在農村，由於鄉鎮政府不再具有直接的經濟管理職能，不能直接提取農民手中的財富，相應供給公共物品的能力不足，但是同時，由於財政包干制度賦予地方政府的自主權，鄉鎮政府便會將有限資源直接投入到對其晉升前程有直接影響的GDP增長，即經濟建設中去，而不願供給到沒有多大明顯經濟效果的公共物品中。這進一步加重了教育的供給缺失。
在城市方面，情況按理說應該好些，因為這一時期國家教育政策的價值重心又逐漸由“普及”轉向了“提高”，教育改革的重點放在了重建高等教育和城市的“重點”中小學的建設上，公共教育資源開始向“重點”和城市集中，農村地區的學校被大幅度地撤銷或合並，農村義務教育再次被邊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