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新一輪的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徐光啟曾提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主張。這一主張在很長的時間內都被認為是中西文化交流、對話的經典性、理想性的表述。近日，中山大學鞠實兒教授來我校做學術講座，比較中國數學家劉徽、祖衝之的圓周率與古希臘幾何學中圓周率的不同之處，認為中國數學家的圓周率是有理數，而古希臘的圓周率是無理數。因為中國數學家的圓周率是通過圓內多邊形的邊與半徑的距離比計算出來的，古希臘的圓周率是通過圓周與半徑的關繫比計算出來的，其結果一定是無理數。由此，他進一步得出結論，中西文化的比較不可能是會通，隻能在比較的過程形成一種新的文化。中國人的圓周率根本不是古希臘人理解的圓周率。正如中國佛教不是印度佛教，也不是中國固有的宗教與思想，而是第三種文化。
鞠教授關於比較哲學與比較文化研究的論斷非常新穎，而且具有很強的思想衝擊力，引發了我對比較與會通問題的重新思索。由鞠教授的觀點我進一步的思考到，何謂會通，比較哲學真的不能達到會通嗎？
會通之“會”字，有領悟與理解的意思。通，是將兩個不相關的東西聯繫起來，從而構成一個可以行走的通道。用現代漢語中的解釋學詞彙來解釋，即是一種視界的融合。視界融合可以是同心圓式的融合，也可以是兩個相交圓式的融合。從過程的觀點看，這種相異的兩種思想與文化在相遇的過程中逐步達到理解，是一個漫長的相互理解的過程。形像地說，是兩個不相交的圓逐漸相交，而相交的面積由小漸大的過程。至於是否能夠達到同心圓式的融合，似乎不必太在意。因此，會通並不是主客與客觀完全相符合，或者是印章式的吻合，而隻是一種近似值的理解。這種理解構成某一類事物的亞種，在主要屬性上是相同的。以中國數學家對於圓周率的理解為例，他們在觀念上也是將圓理解成從中心一點到周邊等距離的圖形，但他們在處理周長與半徑的關繫時，是以圓內的多邊形之邊長與半徑的關繫為實際算法的起點，其結果是一個有理數。但如果圓內的多邊形達到足夠多的等份時，也就是說接近理想的圓周時，則其比率也就接近古希臘的周長與半徑的比率了。換句話講，中國數學家在理解圓周率的問題時，在觀念上與希臘人的理解並沒有多大的不同，隻是在實際的數學處理方法上不同於古希臘數學家而已。

比較能否通達會通（代序）

歐洲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與哲學反思
歐洲與中國哲學的短暫戀愛
雙重鏡像中的中國傳統政治與逼德——孟德斯鳩對中國傳統政治、道德評價的重省
革命能否被證明為正當（justifiable）？——以孟子、洛克、霍布斯和康德為中心的考察
“道”在俄羅斯的理解與傳播
以林泉之心解塞尚之惑——兼與尤煌傑《以<眼與心>注“林泉之心”》商榷

宗教與文化比較
當禪遇到哲學：西田幾多郎對禪的不同理解
宗教觀、“一帶一路文化對話
試論約翰·希克的論與儒學
四因說視域下的耶儒魂性思想交涉與會通
蘇格拉底哲學批判

現代中國學人的比較哲學方法
淺析方東美的比較哲學
從“萬物一體論”到“新萬物一體論”——張世英的比較哲學實踐及其啟示

學術新秀
張君劢的比較哲學方法研究——以《新儒家思想史》為例

《比較哲學與比較文化論叢（第12輯）》：
3.允當地對待東西趨同
如果將深度空間與山水畫的“遠”對照，會發現：“三遠”在變化的視角中，呈現了山水畫的潛在性、隱藏面與堅實性、顯現面之間的交互，是在“遠”之中對深度的揭示與探問。對比真實深度與“三遠”空間的特性，可以認為二者在奠基性、經驗性與不可見性三個層面漸趨會通。然而，這種會通卻是建立在雙方不同的審美意趣上，源發於各自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而在結論中表現出相近。這些由問題思考所引出的相似性，一方面仍需面對人們對中西比較所持的懷疑態度②，另一方面或許並不回避外行笨拙地進行古今對照③，本文顯然屬於後一種情形；然而，這樣的思考一旦作為或真實或悖謬的素材呈現出來時，它們需要回溯認識的起源。回溯起源的方法正是現像學的方法④，它不僅指向梅洛一龐蒂，而且指向隱藏在梅洛一龐蒂思考中的胡塞爾，指向胡塞爾堅持的嚴格還原，即在認識可能性的起源中追問其被給予的意義。因而，郭熙與梅洛一龐蒂的對觀將被追溯其深層的文化背景，以便為比較研究提供一種較為允當的態度。
人們習慣於言說，西式的審美區別於東方的體悟，是一種帶有距離的鋻賞。然而，問題在於距離究竟是哪裡來的？這裡的距離顯然不僅指時空的距離，當然也並不局限於一種審美的心理距離。回溯人類歷史，審美活動可能確比認識活動更早。最初的直覺或直觀，還並未廓清“觀”的範圍，如同愛斯基摩人的舞蹈一樣⑤，它更多是一種物我不分的模仿，一種呈現交互關聯方式。在這種交互性之中，不同的面具與動作具有不同的像征意味，隻是它們在交互關聯中尚未導向明確的認識。人們在舞蹈與舞蹈表達意向的熏習之中，逐漸對差異而豐富的像征加以區分，並通過對沿襲而來的自然風俗予以約定，從而形成相對固定的界限。這些限定在經驗的交互中被更多人習得和掌握，便構成了人們的共同認識。因而，距離一開始便是認知的距離，一旦產生便再也無法回返至無距的或超距的世界。因為無法返回距離，便始終有一種回去的努力與衝動，這或許可以通向對審美心理的某些解釋。郭熙在“飽遊飫看”中取其“三遠”，梅洛一龐蒂則在深度中思考“可見”與“不可見”的交錯，這都是審美活動對認識的調試與補充。因認識原初的距離影響了審美，所以審美要重新克服距離。
對郭熙與梅洛一龐蒂的對觀研究，是在認識中對二者進行比較。這需要援用現像學的還原，追溯認識之中的相近性或差異性的起源。當認識被回溯至起源、回到最初的表達活動時，審美向度便自然開顯出來，這或許能使人們更貼近事實本身。人們固然無法以原初的方式表達，但二次表達經過回溯之後，會呈現出不同的層面與意義。對郭熙所屬的中國文化而言，它總體上是像征的而非邏輯的，認識之中呈現出來的和呈現背後支撐的東西都是可變的，因始終可變而具有無限的豐富性。人們需要通過像征、表意而與大道相遇，當表意通向了無限，亦即超越“意”與“識”，便通向了審美。而西方文化盡管在近現代之間發生過急劇變革，但它在總體上包含了從前邏輯到邏輯的分化，並走向了對邏輯基礎的深刻思考階段。對於現像學的發起人胡塞爾而言，現像學的發展與此密不可分。而梅洛一龐蒂作為胡塞爾的繼承者，是在西方文化之中繼承胡塞爾而運思的。因此，比較研究需要在不同的意義層面與文化背景中，為結論中的可能趨同給出適當的定位，現像學方法在這個方面顯然具有優勢。
……

在明末新一輪的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徐光啟曾提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主張。這一主張在很長的時間內都被認為是中西文化交流、對話的經典性、理想性的表述。近日，中山大學鞠實兒教授來我校做學術講座，比較中國數學家劉徽、祖衝之的圓周率與古希臘幾何學中圓周率的不同之處，認為中國數學家的圓周率是有理數，而古希臘的圓周率是無理數。因為中國數學家的圓周率是通過圓內多邊形的邊與半徑的距離比計算出來的，古希臘的圓周率是通過圓周與半徑的關繫比計算出來的，其結果一定是無理數。由此，他進一步得出結論，中西文化的比較不可能是會通，隻能在比較的過程形成一種新的文化。中國人的圓周率根本不是古希臘人理解的圓周率。正如中國佛教不是印度佛教，也不是中國固有的宗教與思想，而是第三種文化。
鞠教授關於比較哲學與比較文化研究的論斷非常新穎，而且具有很強的思想衝擊力，引發了我對比較與會通問題的重新思索。由鞠教授的觀點我進一步的思考到，何謂會通，比較哲學真的不能達到會通嗎？
會通之“會”字，有領悟與理解的意思。通，是將兩個不相關的東西聯繫起來，從而構成一個可以行走的通道。用現代漢語中的解釋學詞彙來解釋，即是一種視界的融合。視界融合可以是同心圓式的融合，也可以是兩個相交圓式的融合。從過程的觀點看，這種相異的兩種思想與文化在相遇的過程中逐步達到理解，是一個漫長的相互理解的過程。形像地說，是兩個不相交的圓逐漸相交，而相交的面積由小漸大的過程。至於是否能夠達到同心圓式的融合，似乎不必太在意。因此，會通並不是主客與客觀完全相符合，或者是印章式的吻合，而隻是一種近似值的理解。這種理解構成某一類事物的亞種，在主要屬性上是相同的。以中國數學家對於圓周率的理解為例，他們在觀念上也是將圓理解成從中心一點到周邊等距離的圖形，但他們在處理周長與半徑的關繫時，是以圓內的多邊形之邊長與半徑的關繫為實際算法的起點，其結果是一個有理數。但如果圓內的多邊形達到足夠多的等份時，也就是說接近理想的圓周時，則其比率也就接近古希臘的周長與半徑的比率了。換句話講，中國數學家在理解圓周率的問題時，在觀念上與希臘人的理解並沒有多大的不同，隻是在實際的數學處理方法上不同於古希臘數學家而已。
如果我對鞠教授的觀點沒有誤解的話，則我對於通過比較而達到會通的道路，就持有不完全同於鞠教授的觀點。比較哲學與比較文化的研究，不一定產生第三種文化，而隻會讓一種民族的哲學與文化在異地生長出亞種的哲學思想與文化，使固有的文化形態表現出某種變異的形態，它是新的，但不是一種全新的哲學與文化。僅以佛教為例，中國化的佛教雖然不同於印度佛教，但它仍然是佛教而不是道教、儒教，佛教的基本精神特質在中國化的佛教中都有所保留，那些不太適合於中國人的一些內容，以及中國人能理解但不願接受，尤其不願在宗教的實踐中加以落實的部分內容，並不能說中國人不理解。即使有些內容既理解也接受，但很少照單全收，而總會根據中國人自己的精神與文化傳統而加以修改，如佛教的救世精神在中國化的佛教，特別是慧能新禪宗及以後的中國禪宗思想傳統中，就逐步地轉化成即世而超世，成佛即成人等新的思想觀念，至於現、當代的人間佛教已經完全地中國化了，但仍然不同於儒家思想與道教思想，而是佛教在中國的變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