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融入從社會問題上升到政策問題已經近20年，第二代隨遷子女與**代隨遷子女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截然不同。隨著“兩為主”政策的深入以及城市學齡兒童數量的遞減，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的就學機會問題的矛盾已經不再是問題的關鍵，我國現階段基礎教育裡仍然存在著成績落差和階層群聚，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開始顯示出*戶籍的意義。當下，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使孩子適應成就本位的學校文化，從自身努力、家庭支持開始逐步適應城市生活並獲得發展。

周佳（1973.12——）女，2005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博士，哲學博士後。現為黑龍江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學科帶頭人。

緒論
第一章舉家遷徙：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的起點
第一節兒童最初的願望是和父母在一起
第二節農民工選擇子女隨遷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二章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的政策演變
第一節“兩為主”政策執行15年
第二節教育政策與社會政策走向協同
第三節農民工市民化成為政策新目標
第三章在學校中成長：新興學校的“青娃們”
第一節“青娃們”的初中生活
第二節在“工廠一地板文化”中徘徊
第三節自我應驗預言的規避與突圍
第四章給農民工隨遷子女學校教師的建議
第一節理解學生的發展和差異
第二節社會聯結理論與隨遷子女品德養成
第三節優勢視角理論與隨遷子女弱勢性的消解
第四節構建和諧師生關繫
第五章家庭綜合實力是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的關鍵變量
第一節家庭的經濟實力與子女的教育投入
第二節家庭文化資本差距與融人的階層區隔
第三節從“寄居”到“安居”：家庭促進子女發展的現實基礎
第六章職業教育促進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
第一節增權與來自職業的自我控制點
第二節提升職業學校的專業自信
第七章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和階層的“卷入化”
第一節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是一個“嵌入”過程
第二節打破以戶籍制為核心的利益固化的藩籬
第三節以修補破窗的思維來修補輿論
參考文獻

第一節“兩為主”政策執行15年
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融入的前提是平等接受教育。描述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中成為受教育主體和其不斷融入的政策演進，我們可以用一個在擴大的“同心圓”來概述。
一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是一項基本權利
受教育主體的劃分在最開始的時候是和現在不同的。最開始，隨遷子女是不被流入地政府劃歸到受教育主體之內的。由1986年頒布的《義務教育法》中對有關“在戶籍所在地就近入學”的規章內容可知，流動兒童的身份在流人地的合法性使流人地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質疑，進而遭到公立教育體繫的排斥。1998年，原國家教委和公安部聯合制定並頒布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該辦法依舊是以控制“盲流”為主要導向的。具體來講，該辦法強調，流出地政府對於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兒童要嚴格控制，隻要兒童的戶籍所在地存在可以行使監護條件的任一人員，那麼此時，兒童就沒有跟隨父母到流入地就學的機會。相反，流動兒童在流入地可以擁有就學機會，並且有多種形式可以就學。比如，流動兒童可以在公辦中小學進行借讀，可以去專門招收流動兒童的學校中的特設班級進行學習，或者在經濟條件受限的情況下，流動兒童可去簡易形式的學校就讀，以實現“自力救濟”。盡管流動兒童擁有了在流人地就學的機會，但是《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的頒布也表明，流人地政府在對流動兒童實施義務教育的同時，對城市中城鄉兒童之間的“隔離”的狀況的存在也是持支持態度的。在2001年頒布的《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指出，“為依法保障隨遷子女們可以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相關權利，政府要加強對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流人地區的管理”，“兩為主”政策也已經在實施當中。在2003年9月頒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中，相關“兩為主”政策再一次被強調，而且指出在對隨遷子女和當地城市的學生的收費和教育過程中要做到“一視同仁”。2006年9月，《義務教育法》也得到了正式的修訂和實施。在該教育法中，義務教育的本質，即公益、強制、免費等得到再次的明確，而且在第十二條相關的規定中，有對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的明確說明：“流入地政府對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有明確的責任，對於流動兒童的接受義務教育的此項基本權利，在全國任意城市都會得到尊重和維護。”
輸入是一種被主動要求和接納的稱呼，與不受歡迎的盲目流入在身份上有很大不同。“身份之所以必要，因為它是道德責任的基礎”。依據2008年8月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做好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工作的通知》可知，農民工子女第一次被稱作“隨遷子女”，把“流人地”稱為“輸入地”，要求輸入地政府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教育體繫，就近入學。此間，社會學、教育學的研究者們開始從發現社會問題的研究轉向對法律和政策執行中出現的新問題的研究，特別對影響政策的有效執行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學者們關注的重心漸漸從“流入”轉向“融入”，即從關注起點到關注過程和結果。進一步明確了“融入”與“流人”的實質性區別，即“社會融人是指隨遷子女在‘城市融入的關鍵期’通過接受城市文化進入原住民及其子女的社交圈，並最終成為市民的過程”。在隨遷子女就學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形式上的障礙基本掃除的當下，隨遷子女如何克服“歧視知覺”，如何在成就本位的學校中獲得自尊，以及家庭社會資源的開發、社會工作者的參與等問題開始被學者們討論。
中國2001年出臺的《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兩為主”政策被正式提出，這一新政策的提出不僅為隨遷子女就學的難題帶來了一線轉機，也使隨遷子女在城市流入地接受義務教育的難題得到了有效緩解。在2006年中國頒布的《國務院關於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問題的若干意見》中，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受教育問題也從權利保障的角度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決。根據2006年新修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的相關規定可知，對於流動兒童在流入地城市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相關問題有了法律上的依據和保障。在2010年有關中央1號文件中，提出“將解決新生代務工農民的難題提上日程”，並且重心將會從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問題向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發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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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融人從社會問題上升到政策問題已經近20年，第二代隨遷子女與第一代隨遷子女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截然不同。隨著“兩為主”政策的深入以及城市學齡兒童數量的遞減，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的就學機會問題的矛盾已經不再是問題的關鍵，中國現階段的基礎教育裡仍然存在著成績落差和階層群聚的問題，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開始顯示出超越戶籍的意義。當下，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使孩子適應成就本位的學校文化，從自身努力、家庭支持開始逐步適應城市生活並獲得發展。
2016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像明顯減少，從源頭上逐步減少留守兒童；2016年6月，《國務院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出臺，困境兒童保障的具體辦法得到明確，中國政府在保障包括留守兒童、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內的“困境兒童”的生存、發展、安全權益方面正在積極努力。隨父母遷移，和父母一起在城市生活、學習，對盡快減少留守兒童最具現實意義。對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路徑的研究是為了讓孩子們在城市裡更好的“生存”。這裡的“生存”與“存活”不同，不是僅僅保持一種最基本的存在狀態。“生存”是人的一種主動的生活方式，即人作為在世界中的存在，不斷地去尋求自己的發展，不斷地與外界環境進行積極的溝通和交流，主動參與生存環境的變化，創造新的自我。融人是一種生存方式，農民工隨遷子女發展路徑的探尋也就是更好的生存路徑的探尋過程。從“流人”到“融入”，體現了政府和社會對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認識方式的轉變，同時，也為農民工隨遷子女及其家庭在這一過程中的自身貢獻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單向度的“救濟”轉向了旨在使隨遷子女“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增權”過程，這將成為新時期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社會發展路徑的新取向。
本書繼承了韋伯關於“社會學是一門關注對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並因此關注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的因果性說明的科學”的觀點，試圖去探尋作為社會生活中的行動者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子女為什麼要行動？怎樣行動？行動達成什麼樣的後果？並在這些方面對他們行動的意義做出理解和解釋。
隨遷是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最現實路徑，是否選擇子女隨遷是農民工理性選擇的結果。是否讓子女隨遷是基於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考量，是對成本與收益進行理性分析的結果，是綜合自身經濟狀況、家庭狀況及社會交往狀況等因素而做出的理性決策。《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專篇規劃“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反映了國家已經把以農民工及其隨遷子女為主體的農業轉移人口納入城市規劃，開始為其“定居”做準備。作為政策對像的農民工群體，越來越成為影響政策執行力的關鍵要素，影響農民工選擇子女隨遷意願的因素包括經濟因素、人口因素、制度因素及社會因素等方面。經濟因素主要包括農民工的收入狀況、消費水平、家庭支出狀況等；人口因素主要包括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內需要供養的子女數目及長輩數目，流出地有直繫可托付的人的年齡及身體狀況；制度因素包括農民工對城市利好政策的認知、對城市教育和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和各種保險的轉移續接的便利性等；社會因素包括農民工的從業領域、社會交往狀況、對城市（或）農村生活方式的認可程度及家庭住房狀況等。為此，分析農民工是否選擇子女隨遷的影響因素，從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身份認同等角度提升農民工家庭的城市發展力，有針對性地降低其選擇的不確定性已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