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和社會救助融合發展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互聯網+ ”中國社會救助》按照《社會救助暫行辦法》規定的“8+1”框架開展研究，但是並非全面論述互聯網與每項社會救助制度融合發展，也不是綜合分析所有參與社會救助的政府相關部門之間的互聯互通；並非側重於基礎理論研究，而是偏重於民政部門實踐工作研究。在研究內容方面，重點探析民政部門、減災部門和社會救助經辦機構互聯網政務基礎設施建設、“兩微一端”、“互聯網+”社會參與、“物聯網+”自然災害救助等內容。一方面，深入研究上述尚未被學術界繫統探索的問題，考察歸納互聯網和社會救助事業融合發展中現存的主要問題、面臨的困境和未來趨勢，為互聯網和社會救助實踐融合發展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另一方面，希望拋磚引玉，也為更多學術團隊開展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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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互聯網+”社會救助前沿趨勢
第一節 “互聯網+”社會救助的戰略地位和時代意義
一 “互聯網+”社會救助是政府塑造新媒體時代形像的需要
二 “互聯網+”社會救助是打造開放型法治政府的需要
三 “互聯網+”社會救助是引導社會輿論的新渠道
四 “互聯網+”社會救助是民政網站建設的重要內容
五 “互聯網+”社會救助創新了政務服務方式
六 “互聯網+”社會救助可發揮大數據資源作用
第二節 “互聯網+”社會救助理論、政策研究與實踐發展
一 “互聯網+”社會救助基礎理論研究
二 “互聯網+”社會救助政策法規建設
三 “互聯網+”社會救助工作實踐探索

第二章 “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第一節 國家層面的“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一 “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 “互聯網+”自然災害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第二節 “互聯網+”社會救助分省份融合服務現狀
一 北京市“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 天津市“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三 河北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四 山西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五 內蒙古自治區“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六 遼寧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七 吉林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八 黑龍江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九 上海市“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 江蘇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一 浙江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二 安徽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三 福建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四 江西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五 山東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六 河南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七 湖北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八 湖南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十九 廣東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 廣西壯族自治區“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一 海南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二 重慶市“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三 四川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四 貴州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五 雲南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六 陝西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七 甘肅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八 青海省“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二十九 寧夏回族自治區“互聯網+”社會救助融合服務現狀
三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互聯網+”社會救助
……
第三章 “互聯網+”社會救助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
第四章 “互聯網+”社會救助服務體繫建設基礎
第五章 “互聯網+”社會救助服務體繫完善方向
第六章 “互聯網+”社會救助典型範例
參考文獻

“互聯網+”社會救助的內涵
自從我國提出“互聯網+”戰略以來，民政理論政策研究學者和民政部門社會救助業務經辦機構積極探索“互聯網+”與各種社會救助業務的融合發展。“互聯網+”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互聯網+”自然災害救助等“互聯網+”社會救助的分支領域成為熱門研究領域。但是，不少已有研究對“互聯網+”社會救助的含義、框架、範疇、趨勢等認識和理解有些滯後，甚至存在錯誤的看法。有觀點認為，互聯網隻是新媒體時代的一種新型網絡平臺、網絡基礎設施和技術工具，所謂的“互聯網+”社會救助無非就是把這種平臺和工具引入線下的社會救助工作中，並不會改變社會救助工作的實質，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也有觀點認為，“互聯網+”社會救助是政府的噱頭，對“互聯網+”社會救助線下業務改革和發展方向提出批評，甚至民政繫統內部有些工作人員也對“互聯網+”社會救助戰略存在模糊認識，對“互聯網+”社會救助的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缺乏信心。概言之，這些觀點和判斷都沒有準確地認識和深刻地理解“互聯網+”社會救助的內涵。
“互聯網+”社會救助的理論與政策含義、研究框架與範圍至少有但不限於以下九個方面。
第一，“互聯網+”社會救助不僅僅是新媒體時代的一種新型平臺、基礎設施、工具、渠道，它已經成為社會救助經辦機構和從事社會救助事業的民間公益慈善機構的一種常態化工作方式，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社會救助行政管理制度、公共服務體繫和業務模式。社會救助物品的智能化、善款的在線籌集與支付、移動智能終端型制的變化都已經使互聯網技術工具色彩逐漸淡化。社會救助業務工作出現了顛覆性的變化。例如，互聯網與醫療機構融合誕生了遠程醫療救助，互聯網與善款募捐融合產生了眾籌模式，互聯網與災害救援融合誕生了無人機災害救援，移動通信網絡與衛星定位繫統融合誕生了災害救助LBS位置服務，射頻識別技術（RFID）與災害救助融合誕生了尋人救助服務。
第二，“互聯網+”社會救助業務平臺不隻是民政部門和社會救助經辦機構網站。它也不隻限於PC機，還包括移動互聯網技術支持的終端。例如，智能手機和技術支撐的微信公眾號、客戶端、微博；移動互聯技術支撐的智能移動終端。2015年，民政部推出的自然災害社會救助APP繫統就是智能手機和客戶端軟件融合的產物。
第三，“互聯網+”社會救助不隻是將線下社會救助業務放在互聯網上而產生的工作形態。它既有互聯網深化發展需要社會救助業務融合牽引的必然趨勢，又有社會救助業務發展需要互聯網支撐的現實必然。兩者相互需求，相互深度融合，不再是簡單地嫁接，更不是民政部門和社會救助經辦機構需要的時候使用互聯網，不需要的時候可以拋棄互聯網。如今，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組織的運行已經離不開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以及它支撐的物聯網。民政部門和社會救助經辦機構不能、不應該也不敢拋棄互聯網與社會救助業務的融合。當前，發端於微信朋友圈的謠言給民政部門施加的壓力非常大，如果離開了微信公眾號、政務微博、政務客戶端、官方網站，民政部門闢謠難度會增大。
第四，“互聯網+”社會救助不隻是各級民政部門和社會救助經辦機構的業務，它還是需要減災部門、地震部門、氣像部門、海洋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財政部門、國土資源部門、公安部門、衛生和計劃生育部門、大數據管理部門、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及軍隊等各部門共同協作纔能完成的事業。當前，這些部門也在積極推進互聯網與本行業融合發展，民政部門、社會救助經辦機構與這些部門的聯繫無法離開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