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國海研究文錄：近代文學的連通地氣與吸納西風》繫楊義教授在澳門大學主持的“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研究”課題的階段成果，論題涉及西學東漸、天主教及新教傳教士來華、19世紀華南地區的中英文報刊、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主義等。三位作者以具體而微的人物個體、文本個案或典型事件為聚焦點，借助報刊、檔案等原始史料或代表性文學作品之分析，試圖從一個較長的歷史脈絡中考察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相遇與踫撞。從天主教及新教傳教士來華，到印刷出版業的新變以及西學、新學讀物在19世紀下半葉的大量出版流通，再到20世紀上半葉“五卅”“沙基”“萬縣事件”中的民族主義思潮崛起，這段漫長而坎坷的中西相遇史與交涉史值得我們一再回眸和咀嚼。至於書名中的“南中國海”，是指中國的華南、東南沿海地區；“近代文學”是幾位作者的研究興趣與專業背景，“近代”的含義也較為寬泛，並不限於1840至1919年；“連通地氣”是希望文學研究能夠接通歷史、地理與活生生的人物；“吸納西風”則是貫串全書各編的論題主線。

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澳門大學講座教授博士。

李思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近代室副研究員。

龍其林，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文學繫主任。

冷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室副研究員。

第一編 新教來華早期粵澳地區的人物與文學
新教早期譯名之爭背後的英美競爭
——以差會檔案為線索
邊緣人物與新文化職業的興起
——19世紀前期華南海岸上的印刷工
海隅嗟道窮，山遠疑無樹：《嶺南群雅》中的嶺海與夷洋
宗教·翻譯·文學：近代以來理解梁發的不同思路
善書、功過格與梁發《勸世良言》的文體問題

第二編 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研究的報刊視角
他者想像與自我認同：鴉片戰爭前夕傳教士筆下的南中國海地區報道
——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中心
廣府場域下的中西文化踫撞
——國內近代南中國海地區中英文報刊研究述評
19世紀中葉的廣州城市與社會生活
——基於《廣州大典》和近代傳教士中英文報刊的對照性解讀
近代嶺南報刊中的廣州城市史料與城市生活研究
近代廣州的城市觀察與社會想像
——以近代南中國海報刊為考察中心
地理經驗、宣傳策略與宗教立場
——試析《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南中國海地區歷史文化的記載

第三編 歷史語境與文學文本中的民族主義
一張書單和讀圖示例
萬縣案與《怒吼吧，中國！》
收束的民族主義
——《真美善》與《前鋒周報》的爭論和曾虛白的文藝思想體繫
五卅案時期的北平文壇
校園、紙張與民國時期北平文壇的沉浮
——一項基於歷史地理因素的期刊考察
西學東漸四百年祭
——從利瑪竇、《四庫全書》到上海世博會（代後記）

《南中國海研究文錄：近代文學的連通地氣與吸納西風》：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西方列強迫使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廣州等通商口岸，人們逐漸習慣了中西物資的自然流通，在頻繁的對外貿易中學會了利用經濟規律。19世紀中期的廣州城市商業貿易持續發展，中外商旅聚集於此互通有無。《廣州大典》中收錄了清代詩人王邦畿的《耳鳴集》，其中卷一《海市歌》中對廣州的海市貿易作了形像的描述：“霓虹駕海海市開，海人騎馬海市來。白玉樓閣黃金臺，以寶易寶不易財。驪龍之珠大於鬥，透徹光芒懸馬首。若將海寶擲人間，小者亦能仁桀紂。海市市人非世人，東風皎潔梨花春。海市人服非世服，龍文像眼鮫綃幅。海市人事非世事，至寶不妨輕相示。市翁之老不知年，提籃直立海市前。籃中雞子如日紫，要換市姑真龍子。龍子人海雲雨興，九州之大無炎蒸。”①為滿足日漸增多的中外商旅的需要，廣州的城市生活逐漸豐富，消費方式也多種多樣。廣州等沿海城市的開放，客觀上促進了城市近代化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但這種被迫的開放方式導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使得城市消費處於畸形狀態。近代廣州城市消費方式的多樣化表現為近代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崛起，煙館、茶樓，戲院、妓院成為隨處可見的場所。
在時人筆下，當時廣州城市的娛樂生活較為豐富：“珠江水面有形形色色的船舶，它們來來往往，縱橫交錯，有許多甚至比歐洲船更大、更豪華。有的船隻成了尋歡作樂的場所，人們在音樂的伴奏下聊天、飲酒和喫飯，甚至還有妓館。歐洲商行因其掛在高杆上的旗幟而與眾不同，每家商行門前都有一面這樣的‘幌子’。建築這些商行的地方叫做‘十三行’，該街就被稱為‘十三行街。’”這種城市消費的畸形發展狀態，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鴉片的公開銷售與走私鴉片的盛行。當時廣州的報紙曾這樣描述廣州城市對於鴉片消費的嚴重依賴，以及廣州城在鴉片盛行時的可怖場景：“鴉片煙即洋藥，稅則每擔征收銀三十兩，釐金每擔十六兩，另水腳補紋銀水加平等項，核計公煙到省，每顆須費洋銀兩員半。若復轉運別處，沿途抽釐，其費加倍焉，因而走私甚伙，或由火船，或由渡船，或徑到省，或半途拋下河裡而另雇小艇接濟者，巧計百出，莫可名狀。以廣州銷暢計，每不下七百擔。今查赴關報稅者，不逾三百擔，況此三百擔況中半是轉運西北江者，然則廣州城洋藥從何而來，由是推之火船走私者固多，而石龍肩挑來省者亦不少。”
由於廣州通商口岸的殖民地經濟畸形繁榮，形形色色的娛樂活動隨之興起，賭博便是其中之一。賭博在19世紀中期的廣州城市生活中頗為普遍，它既能為民眾提供遊戲消遣，又能在某種意義上滿足廣州市民們對於金錢的渴望，因而在民眾中屢禁不止。廣州近代報刊中曾對一中年婦女開設賭場一事進行過報道，從中不難窺測當時的城市風氣與生活方式。《中外新聞七日錄》這樣描述婦女開賭博攤館的情形：“聞西關大地有一中年婦人名喚亞肯二姑，平日狡猾異常，巧於逢迎。而凡婦人之與相識者，陽則假以結交遊，陰則當魚肉以資吞噬。伊曾於本月在初旬、在大地開一女攤館，其勾引婦人賭博者，魚貫而來，蜂擁而聚，甚至喧嘩離還驚擾鄰家者，男女為之銜恨，雞犬為之不寧。”不過饒有趣味的是，地方官紳聞之極為切齒，將其捉拿歸案，並且迅速審判：“西關局紳於十六夜聞之，共為切齒，火速著勇目督帶壯丁至大地，將女攤館三面突圍，僅開一面，以放各買攤之婦。而各婦惶恐，或為鼠竄蛇行，或為鳥飛獸走，其狀不一而足，斯時止剩槁木死灰。帶勇者即喝壯丁，以鐵鏈鎖其頸形，眾喙同聲皆謂從未見婦人身帶銀鐺者也。
……

人生總有因緣，因緣模塑著人生。我出生在南中國海的一個小半島上，是大海的子孫。曾作《偶題》詩說：“我從海上來，來觀人間海。書葉且為舟，豈驚浪澎湃。細汗灑巨濤，魚龍走驚駭。直上銀河去，回首東方白。”因此，我到澳門大學任講座教授設立的第一個研究項目，就是“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研究”，帶領冷川、李思清、龍其林三位博士後學人進行為期數年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兩部論文集、六部學術資料集的成果集成。
文學地理學是我近年研究的重要領域，我提出了“重繪中國文學的歷史地圖”的學術命題。該命題除了關注大陸各大文化板塊的研究，另一個很重要的關注領域就是海洋文化的研究。大陸各大文化板塊的研究，不僅包含了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太極推移，還牽動其對角線的文化效應，少數民族的草原文化、山地文化和江河源文化，以及它們凝聚成的《格薩爾王傳》《江格爾》《瑪納斯》三大史詩的風貌，詩騷、李杜的地理文化詩學分析，以及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剪刀型效應等。文學地理學布下這些棋子，足以產生全盤皆活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