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麗是我招的第一個博士生，她於2006年人學，2009年通過答辯，順利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到唐山師院工作。日前接到她的電話，說她的博士論文已被出版社接受，快要出版了，讓我為她將要出版的新著寫個序，這讓我非常高興，同時也感到有些惶恐，因為我一向還自感年輕，突然驚覺到了自己也到了要為學生寫序的年齡了，俗諺“長江後浪推前浪”，信然！關於鄭麗麗的論著，當年學位答辯委員會的諸位專家已給予了較為充分的肯定和褒揚，我就不再多談了，略談一點由她的這部論著所引發的一些感想。
鄭麗麗選擇近代文學、文化為她的研究對像，與我近十餘年來將研究興趣轉向清末民初這段時期的文學文化現像有關。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始於清末追求自強的洋務運動，至今已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但此轉型至今仍難說已經完成，現實社會中出現的諸多迷局、困境以及尖銳的、棘手的問題，都往往要促使我們去回顧、思考我們這一百多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做過的取舍、獲得的收獲以及支付的代價。對於此一時期的文學，學界近來從西方學界學來的一種流行的定性是將其稱為“民族國家敘事”，這種定義不能說不對，但就我的感覺來說，則有點隔靴搔癢。當然相對於傳統的王朝國家而言，進入現代時期的中國國家形態自然會屬於民族國家形態，但民族國家建構在中國文化的現代性中並不足以作為人們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終極目標，它隻是作為一個初級目標和基本要求存在’對文化思想界而言它屬於一個“卑之無甚高論”的問題。文學作為時代的最高精神追求的體現者，它所關注的並不止於民族國家問題，而是在此之上的世界大同、文明秩序、進化鐵律、時代潮流、歷史趨勢等終極性問題。所以考察清末至民初的啟蒙救亡訴求，我們會發現一個救亡者的所救對像在不斷縮減、變化的過程，從自強運動和維新變法時期的“保國保種保教”到“國”、“種”、“教”被不斷消解重構的過程。清末時期的魯迅在其《破惡聲論》中就已提到兩種典型的相互矛盾的救亡主張，即國家主義和世界主義，他說：“聚今人之所張主，理而察之……一日汝其為國民，一日汝其為世界人。前者懾以不如是則亡中國，後者懾以不如是則畔(叛)文明。’’①可為一例。由此可知在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立國與立人之間的矛盾，在現代性的初起階段就已出現，而且在思想文化界引發激烈的論爭，並且占據上風的往往並非是與民族國家建構直接相關的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而是世界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這不但是因為他們的理論後出，而且還因為他們具有更強的現實超越性。所以單從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來把握近現代文學，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它也許會遮蓋近代文化變革中的一些重要的指向。晚清時期的“立國”、“新民”是一個比較現實的政治目標，但這對於志存高遠、矚目於“為萬世開太平”的近代士人知識層而言，是遠遠不夠的，如針對梁啟超的民族國家主義，章太炎當時就大唱反調：“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也。””在他眼中一切國家學說均是：“謬亂無倫之說的炫耀，直與崇信上帝同其混悖。””他稱國家隻是一種“虛幻”，隻有個人纔是“實有”，因此更關心的還是作為個體的人的生存境遇問題。晚清救亡、啟蒙思潮的豐富性和深刻性直接影響到了中國近現代變革的廣度和深度，它不隻是一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問題，還是一個創造一種現代性的新文明、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問題。因此單從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統一以及主權國家的角度等尚不足以概括中國式的現代性的特質，因為中國式的現代不隻是要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而且要成為一個自由、昌盛的文明國家，即使它以民族國家的形態出現，它也不同於西方經典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其終極關懷仍具有超越於民族國家之上、“藏天下於心”的超越性和包容性，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特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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