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制度化與國家政策能力重構：對美國中小學教育政策（1954-2016）的考察》以制度支持理論和權力資源理論為理論框架，從歷史的維度分析了美國政府是如何通過策略行動，適時地通過再制度化邏輯，實現國家能力提升，從而引導全國中小學教育政策發展的。通過對1954年至2016年美國中小學教育政策發展的考察，事實證明國家很多時候確實能夠實現自己的偏好，並按照偏好繼續前進，並且這種偏好並不是社會偏好的簡單反應，在實現偏好的過程中遇到阻力時，它會通過從國家利益高度界定政策問題，引導國家政策話語；通過思想影響、協商能力以及財政資助政策杠杆等滲透性權力引導社會和其他各層政府對國家利益的認知和認同；通過不失時機地利用和制造聲勢，轉變和引導社會觀念和偏好，從而達到自主地實現和維持國家政策偏好的結果。

肖方仁，湖州師範學院社會發展與管理學院教師，復旦大學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專業博士，研究方向為政策能力和公共治理。在《復旦教育論壇》《甘肅行政學院學報》《學術界》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十多篇，有一篇論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主持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等課題多項。曾任教於延安大學行政管理繫，擔任延安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作為陝西省第五批援藏干部，被派往西藏自治區阿裡地委黨校參與科研、教學和培訓工作。

第一章 導論
一 研究緣由
二 研究對像及研究問題
三 研究意義
四 本書的基本觀點
五 研究方法
六 本書結構安排

第二章 政策過程與政策能力：文獻綜述
第一節 政策過程理論：回顧與評價
一 政策穩定與變遷的一般理論
二 主要理論評價
三 其他一些解釋政策發展的理論
第二節 文獻世界裡的美國教育政策發展
一 教育哲學與教育發展
二 美國教育政策發展及解釋
第三節 國家自主與政策能力：國家引導政策發展
一 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
二 國家自主與國家能力
三 國家政策能力的本質

第三章 再制度化與國家政策能力重構：一個分析框架
第一節 制度的本質：文化一認知視角
一 制度的權力關繫本質
二 制度的建構本質
三 制度的動態本質
第二節 美國國家能力的制度性約束
一 政治文化：非正式制度的約束
二 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正式制度的約束
三 利益集團和政黨政治
四 小結
第三節 再制度化與政策能力重構：一種解釋
一 國家政策偏好
二 政策過程中的國家自主：制度支持與權力資源
三 歷史維度中的政策發展與政策能力

第四章 國家利益與問題建構：艾森豪威爾的遺產
第一節 政策問題建構的邏輯
第二節 社會危機與國家責任：政策能力重構的歷史背景
一 進步主義運動：社會問題與公眾認知轉變
二 新政改革：經濟危機與國家責任的興起
三 從進步主義運動到新政改革：政策能力提升與國家自主
第三節 “布朗案”判決與國家承諾的平等
一 種族問題：美國一個遺留問題
二 國家利益與“布朗案”判決
三 “平等教育”的國家承諾
第四節 《國防教育法》：國家需要與優異教育
一 國家安全與公共教育
二 蘇聯衛星上天與問題建構
三 《國防教育法》與國家優異教育
第五節 艾森豪威爾的遺產

第五章 借勢與國家自主：國家偏好的兩次轉變
第一節 民權運動與“平等教育”：國家偏好第一次轉變
一 “布朗案”判決之後：國家自主的嚴重挑戰
……
第六章 掌舵與權力滲透：合作性政府的實現
第七章 時間與妥協政治：NCLB的勝利
第八章 更嚴格的要求與國家能力的限度：代結束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再制度化與國家政策能力重構：對美國中小學教育政策（1954-2016）的考察》：
美國沒有官方的意識形態。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政治實踐，在人們社會化的行動和交往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結構化的共享價值觀體繫。與歐洲大多數社會相比較，美國在基本政治價值和信仰方面存在著，而且過去一直存在著廣泛的共識。這些價值和信仰往往被稱為“美國信念”，從歷史上看，它正是美國民族認同的獨特起源。這些信念一直指導著美國民眾與權力抗爭，爭取自身權利，追求自由和自治。美國所信仰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民主主義、平等主義等價值觀，為美國社會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環境和民眾穩定的政治心態。
然而，美國民眾信仰的價值，本身又可能存在某些矛盾的方面。隨著社會現實的發展，人們對這些價值觀所持有的概念，也可能出現某些變化。也正是存在某些含混性，纔會出現對同樣的概念進行另一番理解的可能。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美國先有社會，再有政府和國家，美國社會可能是實踐洛克“國家一社會關繫”思想中最為典型的“理想型”。因而，他們的政府建立過程也是先有自治的地方社區，然後纔有州政府，最後纔有聯邦合眾國家。美國最初的移民很多都是為逃離英國和歐洲社會高壓統治的清教徒和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數派，他們來到美洲大地是為尋找一片自由的土壤。對於那些清教徒而言，他們“為尋找一片極其荒蕪的土地，荒蕪到未受到文明的污染，荒蕪到被世界遺忘。這樣，他們至少能在這塊土地上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自由地向上帝祈禱”③。因而，相對於其歐洲母國而言，他們更為崇尚自由的信仰，美國社會從本質上是反政府、反權威的。①在美國這個自由主義實施最充分的國家，人們頌揚競爭秩序，恐懼政府權力過於龐大集中，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這成為是美國傳統的政治理念。因而，美國政府長期扮演著“消極政府”的角色，以“無為而治”維持著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利間的平衡。因而，在國家對教育的支持上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聯邦政府可能會通過資金資助的方式加大對社會自主和人民自由的控制。
自由與平等相伴，美國所崇尚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無不與平等這一價值觀密切相關。自由主義需要宗教寬容，這是在信仰上的平等。那些逃離母國的人們，主要也是為了逃避宗教的迫害，因而，他們在美洲大地上的生活中，絕對地反對國教，反對國家對教會的支持，以示他們對國家一宗教分離的堅持。在這樣的環境下，在國家對教育的資助上，永遠就存在著這方面的爭論：反對國家對任何宗教予以支持的人們，總是阻礙國家的資金流向宗教學校；而贊成對包括宗教學校在內的公立、私立學校一視同仁者，卻因為國家不能對宗教學校平等資助而試圖阻撓相關立法的通過。
雖然美國人從開始就崇尚平等，宣揚“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由於各方面的原因，美國建國初期沒能廢除奴隸制，而奴隸制的存在也成為國家追求平等的重要障礙。由於白人受長期以來形成的盎格魯文化至上主義的觀念影響，他們認為黑人是肮髒的、低劣的，這些都導致了社會上出現的種族隔離和嚴重的種族主義。雖然法院裁定種族隔離和歧視少數族裔美國人的違憲性，但是，對黑人和少數族裔的歧視依然現實地存在。因而，在教育政策中就存在著能否對有種族隔離地區的學校進行資助的大量爭論，甚至阻礙了國家利益的實現。
……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講述和分析美國教育政策變遷的著作，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學術主題——在維持公共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變革性（變遷）的過程中，國家是如何提升其政策能力的。
剖析現代國家的政策能力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學術話題。然而，公共政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政策能力及其提升這個重要的主題似乎被各種政策研究範式忽視了，至少，在各種理論框架和研究範式那裡，鮮有把這個主題作為一個突出的專題來加以分析的。再進一步，如果試圖把政策能力置於政策變遷的視野下來加以認識，那麼，我們將會發現，那些主要側重於政策變遷的動力、過程和模式的政策變遷研究，並沒有刻意去考察國家的政策能力在政策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所采取的提升政策能力的戰略和策略。
顯然，對政策能力和政策變遷的考察，無論在公共政策理論那裡，還是在政治科學那裡，都有著很大的研究空間。然而，研究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看來，下面這些因素（我們不在重要性的維度上對它們進行排序）的存在，給我們深入和繫統地研究這個學術主題帶來了多方面的困難。
首先，政策能力這個術語的含義是比較模糊的。從政治科學的視角來看，政策能力（policy capacity）經常會跟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聯繫在一起，後者主要表示一個政策體繫將如何達到諸如合法性、責任、承諾等方面的恰當結果，以便國家進行有效的統治。而在公共行政學視野下，政策能力往往被用來理解政府的行政能力（administrative capaci-ty），即政府是如何進行有效的資源管理的。到了治理理論那裡，政策能力被用來解釋那種致力於尋求“有效治理”（effective goveming）的政策設計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性質和狀態，因此，與連續性、可靠性、決策力等方面要求相適應的知識選擇，就成為衡量政策能力的重要指標。考慮到這些相關概念的關聯性，一些研究者把上述三個既相互區別但又相互依賴的概念——行政能力、政策能力、國家能力——看成治理能力（governing capacity）的三個構成要素，或者說，這三個要素構成了關於能力的鐵三角（the capacity triangle）模型①。然而，政策能力這個概念的內涵、外延和分類，在現有的研究文獻那裡，既多樣且模糊，需要又進一步的釐定和討論。
其次，人們很難尋找到恰當的標準來衡量和檢驗某個國家政策體繫的能力程度。關於能力的鐵三角模型給出了政策能力的構成要素，但要在衡量能力程度的指標上設計出足夠的、可接受的標準，是一項很困難、有爭議的工作。人們通常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衡量某種政策行動的產出和結果（outputs and outcomes），並以此為標準來檢驗政策的成功或失敗。這經常是考察和判斷政策能力的一個維度。然而，遵循這種路徑來進行評估，可能是很危險的。評估和衡量政策能力的質和量，有時候很難統一。比如，在定量上，政府在一些領域和事務上的高投入和高產出，並不必然意味著政策問題得到了較高程度的解決，畢竟，人們在評價政策時，既要看結果，也要看影響，而在定量和定性這雙重維度上，政策結果與政策影響經常是不一致的。再比如，如果從政策有無實現國家目標——政策有效性——的角度來評估政策能力，那麼，我們在評價政策成功或失敗時很容易陷入各種社會和政治偏見。隨著時空的變化，對政策的評估也會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