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紡織區是華北著名的鄉村工業區，從1908年進入現代化歷程到改革開放後的加速現代化階段，高陽紡織區具有上百年的發展歷程。民國年間，高陽紡織業的發展就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世紀30年代美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及資源調查委員會曾出資委托南開大學對高陽紡織區做了詳細調查，以此為基礎，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人發表了一批頗有影響的論著。改革開放後，美籍日本學者顧琳對高陽紡織業進行了長期跟蹤調查，並出版了《中國的經濟革命：二十世紀的鄉村工業》一書。
《高陽紡織業發展百年歷程與鄉村社會變遷》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大量的檔案資料、調查資料和口述資料，詳細研究了高陽紡織業上百年的發展歷程，深入剖析了紡織業自身的經營管理模式、紡織區的內部市場結構、紡織區內農業經營模式的轉變等經濟史論題，並將視角擴大到社會史領域，探討了紡織區內社會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的演變。

馮小紅，1970年生，河北省高陽縣人。先後於1999年、2002年考入河北大學歷史繫、復旦大學歷史繫學習，分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現任邯鄲學院地方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華北區域社會經濟史、太行山文書。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各1項，參研國家古籍整理重點項目1項。合作主編《太行山文書精萃》資料集1部。在《近代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農史》等期刊發表論文3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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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陽紡織業百年歷程
第一節 淒風苦雨中的時起時落（1908-1937）
第二節 戰爭狀態下的瀕臨絕境（1938-1945）
第三節 制度轉型中的風風雨雨（1946-1981）
第四節 改革開放後的逐步發展（1982-2008）
小結

第二章 高陽紡織業的生產和經營模式
第一節 20世紀初高陽紡織業的生產和經營模式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高陽紡織業的生產和經營模式
小結

第三章 高陽紡織區的市場
第一節 清末高陽紡織區的市場
第二節 20世紀初紡織業興起後市場的變化
第三節 改革開放後高陽的市場
小結

第四章 高陽紡織區的農業
第一節 20世紀30年代的農業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的農業
小結

第五章 高陽紡織區的社會結構
第一節 20世紀初高陽紡織區的社會結構變遷
第二節 土地改革至集體化時代高陽縣的社會結構
第三節 改革開放後高陽縣的社會結構
小結

第六章 高陽紡織區的社會治理
第一節 20世紀初社會治理的新變化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社會治理的新氣像
小結

第七章 高陽的個案與中國鄉村工業的地位、前途和性質
參考文獻
後記

我1970年出生於河北省高陽縣城西辛留佐村，直到1990年考上大學，在高陽縣生活了整整20年，是一個地地道道、土生土長的高陽人。最早接觸高陽的紡織業，乃是七八歲時，我跟隨其他小伙伴，從輪線的婦女家中將“線拐子”送到生產隊織布廠。十二三歲時，外婆和母親用手搖一錠紡車給南於八村紡腈綸線，我常常躺在紡車旁邊讀書，有時讀著讀著就會在紡線的“嗡嗡”聲中睡去。
我最早認識高陽紡織業是1990年夏季。那一年高考結束，估完考分，報完志願，我賦閑在家等待錄取。恰逢村裡要修《村志》。作為一名高中畢業生，我在村裡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人”，便被村長招去幫忙。其間，我采訪了3名90歲以上的老人，其中1名年齡最大的老人年輕時做過布匹生意，另外2名老人民國年間都上機織過布。3位老人給我詳細描繪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高陽紡織業的盛況，使我第一次對高陽紡織業有了一個概觀。
我對高陽紡織業進行繫統研究始於1999年。當年，我考取了河北大學歷史繫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師從劉敬忠先生。劉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民國政治史，因研究馮玉祥和國民軍而聞名。最初，劉先生讓我多留意新出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有意讓我做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選題。我讀了相關的書籍和資料之後，感覺這方面確實大有文章可做，但是自己不感興趣，也不易發揮我理工科出身的長處。一次在歷史繫資料室翻閱書籍，偶然發現了一本《高陽織布業簡史》。因為事關家鄉，所以借回宿舍詳細閱讀。讀完之後纔發現，民國年間家鄉高陽的紡織業竟有如此輝煌的發展歷程。隨後，我查閱他人所寫關於近代紡織業和手工業的論著，有不少處都涉及高陽紡織業。出於對家鄉歷史的關心，更出於對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趣，我決定以“高陽織布業的近代化進程”作為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劉敬忠先生是一位非常開明且有前瞻性眼光的導師，他欣然同意我自選的題目，並且請李金錚先生協助指導我。雖為協助指導，但李先生毫不藏私。他給我開列了一個長長的書單，且經常令我彙報讀書心得。在他的指導下，我閱讀了大量論著，奠定了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的學術基礎。
為了收集口述資料，2000年5月至12月，我首次回高陽縣做田野調查。在高中同學的幫助下，我在高陽縣東、西、南、北四鄉找到25位85歲以上的老人（其中20名男性，5名女性），做了較為詳盡的訪談。訪談內容不僅僅包括他（她）們記憶中的紡織業，還包括農業、家庭生活、風俗習慣，等等。①此外，經朋友介紹，我結識了高陽縣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宋進良先生。宋先生將他編寫新縣志時在全國各地收集的大量資料無償地提供給我。他還帶我到高陽縣檔案館查閱了《江南實業參觀記》。
在河北大學讀完碩士後，2002年我考取了復旦大學歷史繫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師從戴鞍鋼先生。在戴先生和李金錚先生的幫助下，我暫時放棄了高陽紡織業的選題，轉向研究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繫，以“鄉村治理轉型期的縣財政研究（1928-1937）：以河北省為中心的考察”為題，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博士畢業後，我應聘到邯鄲學院工作。時值河北省各縣鄉村工業蓬勃發展之期，保定市周邊各縣的鄉村工業發展勢頭尤為迅猛。同時，在做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過程中，我長期關注吳承明、林剛等先生經濟論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討論，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變遷和農村剩餘勞動轉移的問題有所思考。於是，我決定重拾高陽紡織業這個選題，以高陽這個中觀區域為個案，詳細考量一下鄉村工業化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問題。此時，顧琳著《中國的經濟革命：二十世紀的鄉村工業》（英文本）已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