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前期詩歌研究（1936-1942）》所要論述的解放區詩歌就是以延安為中心的、以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化協會成立到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時間段的現代漢詩的發展形態，探討詩歌在特定地域、特定政權、特定語境等多重外力制約下的發展情況，盡量還原歷史，觸摸歷史的真實血脈，展示歷史存在的多種面相及其發展的多種可能性。

劉金鼕，大連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現當代詩歌，以及重要的文學事件和重要詩歌人物的研究，已經發表論文數篇。

導言 建構新的詩歌形態
第一章 解放區詩歌的發生
第一節 解放區詩歌的生成環境
一 戰時的供給制生活與戰時的文藝政策
二 延安文化人的人際關繫
三 戰時延安的文化語境
第二節 延安詩歌與延安的文學刊物
一 延安詩作：多種形式試驗與散文化的詩歌方向
二 延安的文學刊物：紀念延安詩歌探索之路

第二章 解放區詩歌的理論建構：“大眾化”與“民族形式”
第一節 對詩歌大眾化的理論探求
一 抗戰語境中的詩歌大眾化
二 有關新詩大眾化的方法與途徑討論
三 有意識地培養“大眾自己的作家”
四 朗誦詩運動的有關理論探討
第二節 新詩的理論建構：“民族形式”的討論
一 文學“民族形式”討論的意識形態背景
二 文學“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共同前提
三 構建現代詩歌的“民族形式”

第三章 解放區的街頭詩運動：詩歌宣傳與詩歌的大眾化
第一節 作為抗戰動員的街頭詩運動
一 街頭詩的發起及其宣傳性質
二 延安的街頭詩——對大眾的宣傳與大眾的娛樂活動
第二節 對街頭詩詩體形式的探索
一 延安街頭詩人的自由體形式
二 鹽阜地區的街頭詩特點與大眾寫作

第四章 論延安著名詩人的詩風“轉變”
第一節 何其芳的《夜歌》：復雜矛盾的“自我”之歌
一 面向自我心靈的詩作：獨自的“夜歌”
二 有歌唱也有反思：“夜歌”以外的歌
第二節 卞之琳《慰勞信集》的詩“趣”與格律
一 《慰勞信集》的詩“趣”：詩質上的個性化特征
二 《慰勞信集》的格律：詩形上的個性化特征
第三節 艾青：變化的主題與不變的風格
一 詩作情感取向的復雜與寫景詩風格的漸趨明朗
二 詩論：堅持作家的獨立意志與獨立精神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解放區前期詩歌研究（1936-1942）》：
對文藝社會功能的過分強調，不自覺地培養了延安作家的“革命”意識。所以，所謂“自由”，不是討論與創作的無限制、無禁區，而是在文藝服務於“抗戰建國”的根本原則之下的自由討論與創作。因此，《講話》之前延安的文學理論爭論很多，而有深度、有建設性價值的理論成果則不多。
文藝家的各種不同的學術理念和不同的創作風格，都有其共同的出發點：即文藝如何更好地為“抗戰建國”的總目標服務。所以，延安文學的豐富與復雜，也是在這一個共同前提和根本原則之下的豐富和復雜。文學上“民族形式”的討論即是在此前提下進行的，其對民族性的訴求和對未來新中國新文學的建構意識就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說，“民族形式”問題包含了兩個相關性的話題：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關繫；文學的現實功利性與藝術性關繫。
在延安對“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中，蕭三等人因為重視文學抗戰宣傳的“當下效應”而把目光更多地轉向了民間文化與舊形式，而何其芳等人因為更富有面向新中國文學未來的心態，而屬意於以五四文學為基礎的新文學，並試圖建構一種兼有民族性與現代形態的文學形式。
延安時期的作家心懷未來新中國的烏托邦理想，在新文化的建構上顯示了極大的創造性意識，但其所參照的理論資深卻排除了西方現代派藝術的一脈，而專心於在中國民間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武庫中尋求其理論生長點。
這一種向“後”向“下”而不是向“前”向“上”的參照意識，與抗戰的現實環境有著極大的關繫：西方先進國家給這個民族帶來的是一連串的羞辱和侵略，取法於西方的五四新文學無法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所欣賞；抗戰的宣傳需要文藝進行社會動員工作，要求文藝成為大多數民眾的精神食糧。所以，民族自強的意志與大眾的欣賞水平，限制了新文化建構中對參照資源的選取。在如何建立新詩的“民族形式”問題上，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對這兩個資源的不同認識而展開的。這兩個資源恰好代表了“民族形式”論爭中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即“民族性”與“現代性”——民間文化與舊形式顯示了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根基，五四新文化顯示了文學的現代性方向。
而就抗戰時期延安具體的政治而言，“民族形式”的討論也是具體語境中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緊緊地抓住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砝碼，也是出於抗戰大局的需要。聯合蔣介石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大業，是全國的民意所在和人心所趨。
1938年10月，日本先後占領武漢和廣州以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速戰速決的侵華戰略政策宣布破產。國內資源的有限和戰線過長等原因，促使日本政府想迅速結束戰爭。所以，在侵略政策上也有所調整：他們改變了以往單純的軍事進攻原則，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輔之以軍事進攻。蔣介石也因此在抗日這件事上處於動搖狀態：“即動搖於親英反共降日與親蘇聯共抗日之間。”
從1939年初開始，蔣介石發起了抗戰以後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圍攻八路軍和進攻我敵後根據地的方式撕毀了對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日本為了加強蔣介石降日的決心，不僅大力掃蕩八路軍，同時大舉進攻陝北地區。②日本與蔣介石的和談條件中有一條就是消滅共產黨。這些情況，促使共產黨更加努力於抗日動員工作。影響到文學創作和批評領域，就是民族意識的空前高漲，因此，1939-1941年延安的“民族形式”討論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恰好形成了某種同構關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