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風背後有靈魂的秘密，主流詩歌界的診斷是準確的。但是，命名卻是粗暴的。命名意味著定罪。為藝術方法和藝術風格規定政治屬性，是50年代以來，詩歌批評的主要模式。與語言的蘊藉性聯繫起來，有以下兩個判斷標準：明朗直白——積極熱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政治思想上也是社會主義的；朦矓晦澀——消極頹廢——資產階級的現代主義——政治思想上也是資本主義的。
另外，產生這種判斷，也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在古代社會，統治者要對臣民的語言方式進行規訓，希望他們溫柔敦厚不質直言之；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和朝廷，對文字非常警覺——認為言語晦澀是因為不敢直言，不敢直言就是包藏禍心。在這種奇特詭異的文化心理、政治氣候中，文人戰戰兢兢、擔心禍從口出，統治者充滿警惕、杯弓蛇影。於是，比興諷諫的禮儀之道，常常成為戲弄權威的證據，成為羅織罪名的材料。朦矓與晦澀為什麼有罪呢？在批判《草木篇》的過程中，一篇文章闡述了其中的奧秘：“一位老作家說得好：解放前我們某些革命作家為了反抗國民黨的統治，揭露社會的黑暗，是常常用這種隱晦的表現手法的：托言花草、寄情鳥獸，以表達自己的怨和恨。這樣可以逃過官方的審查，既罵了他們，在法律上也構不成罪名。”那麼，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還堅持運用這種隱晦的表現手法，到底意欲何為呢？《草木篇》的罪名就這樣落實了：“在那含義晦澀的詩句裡……他所憤恨和菲薄的，不是革命者共同的敵人，而是我們自己的社會和人民。”這種把語言蘊藉與包藏禍心聯繫起來、上綱上線的文學批判模式形成於19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一直到80年代初，在“朦矓詩”的論爭中，許多深受其害的詩人，也用這樣的思維模式來批判新的詩歌。
其實在1949年以前，很多表達隱晦的詩文，並不都是為了躲避審查，而是出於文學語言的審美自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風，此起彼伏，本屬歷史的正常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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