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分析的行為邏輯叢書》從假設前提尤其是作為經濟學微觀基石的經濟人假設這一硬核來深層次審視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繫和分析框架，它從具體的人倫日用中提煉出人類行為的一般機理：“為己利他”行為機理，進而深刻地剖析了真實世界中的行為互動；由此，不僅為協作策略和合作博弈理論確立了基本分析框架，而且為社會規範和人類文明奠定了微觀行為基礎。
《關注“人”的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定向批判》主要目的在於確立經濟學科的本質特征、研究對像、研究內容以及相適應的研究方法，由此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地位進行審視。相應地，《關注“人”的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定向批判》對經濟學說史進行繫統梳理，深層剖析經濟學說的時代背景，並集中研究這樣兩大內容。
（1）集中考察經濟學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演化的實然軌跡，包括：研究內容上主要考察邊際革命引起的爭論以及變革時的社會背景，研究方法上主要探究歷史歸納和抽像演繹、原子主義和整體主義、同質化均衡和異質化演化的差異及其形成背景。
（2）致力於揭示經濟學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應然面目，包括：通過辨識經濟學理論的抽像性以揭示理論抽像的限度及其向具體的回歸要求，通過溝通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間的對應性以推動經濟學科的合理化發展。
事實上，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從工程學領域廣泛地拓展到了倫理學領域，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仍然囿於工程學的研究思維而采用自然主義分析線路並堅守經濟人這一核心假設，由此就導致了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的顯著脫節。

朱富強，經濟學博士，現任教於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以“為往聖繼絕學”為畢生志業，力圖究諸子百家之學而成一家之言。學術上傾向於對經濟學各流派間以及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分支間有關方法論、認識論和知識論進行比較和契合，由此致力於理論經濟學的探究和建構。迄今已經完成繫統專著32部，其中已經出版《國家性質與政府功能》《經濟增長的邏輯》《協作繫統觀的企業理論》等，另有發表專業學術論文近400篇，數十篇為《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

導言
第一部分 經濟學的研究對像
第一篇 經濟學研究對像的演變及其爭論
第一章 經濟學的研究對像及其演變邏輯
第二章 人本主義經濟學的先驅西斯蒙第
第三章 演化主義經濟學的開創者凡勃倫
第四章 馬歇爾經濟學中的人本主義精神
第二篇 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像及其轉向
第五章 霍布森等人的早期福利思想
第六章 福利經濟學的主流化發展及其轉向
第七章 森關注可行能力平等的倫理經濟學
第八章 黃有光的快樂經濟學：所得與賦稅
第三篇 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內容及走向
第九章 經濟學研究的根本目的及其實現途徑
第十章 經濟學的兩大研究內容及其知識要求
第十一章 經濟學研究內容轉化及學科概念變更：從政治經濟學到經濟學的演化及其問題
第十二章 個體經濟學的困境與政治經濟學的回歸：新政治經濟學的復興與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第二部分 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第四篇 經濟學的方法論比較及其演化
第十三章 個體主義還是整體主義？經濟學的認知起點
第十四章 歷史歸納還是抽像演繹？經濟學的認知邏輯
第十五章 動態演化還是靜態均衡？經濟學的認知目標
第十六章 功能主義還是因果主義？經濟學的認知層次
第五篇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缺陷
第十七章 核心假設的過度抽像化：形成邏輯及其反思
第十八章 研究範式的過度數量化：經濟危機下的反思
第十九章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範式危機：六大維度審視
第二十章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轉向：從抽像回到具體
後記

《關注“人”的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定向批判》：
一 思想的發展歷程
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全面批判性審視的先驅人物是西斯蒙第，他不僅對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政策進行批判，而且對政治經濟學把研究對像集中在物質財富上的主流傳統進行反思，進而重新把經濟學的研究轉換到提高人的福利這一方向上來。實際上，這是向斯密傳統的復歸，與穆勒的思路具有非常強的相似之處，但西斯蒙第的批判更全面、更強烈，也更深入。究其原因，（1）西斯蒙第生活在不同於斯密、穆勒的歷史背景下。事實上，西斯蒙第在來到這個世界和離開這個世界時，這個世界一直都充滿著革命暴動和武裝衝突：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拿破侖戰爭和引起1848年暴亂的歐洲緊張的社會形勢，從而有更為強烈的社會體驗。（2）西斯蒙第具有不同於英國學者的社會文化，站在英國傳統之外而更容易看清英國社會問題的實質。事實上，西斯蒙第具有法國血統，比較傾向於對小私有者的關注，提出了對政府作用的重視以及對制度的改革，因而又被譽為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熊彼特把他和古諾、薩伊看成是法國古典經濟學時期僅有的一流人物。（3）西斯蒙第也擁有非常廣博的歷史和社會學的知識。西斯蒙第一生都作為一個生活不那麼寬餘但能自得其樂的世俗知識分子和歷史學家而存在，他的歷史著作有16卷的《中世紀意大利諸共和國史》、29卷的《法蘭西人史》以及《羅馬帝國衰亡史》等。
其實，在經濟學方面，西斯蒙第起初是繼承斯密和李嘉圖的思想，他在1803年撰寫的第一本著作《論商業財富》中就著重向歐洲大陸介紹了《國富論》的觀點；同時，他還發展了斯密和李嘉圖的分工思想，提出將物品的國際交換歸因於要素稟賦差異和要素價格的思想。正因如此，西斯蒙第的經濟學更多的是英國的而不是法國的，早期的西斯蒙第也往往被視為斯密和李嘉圖的狂熱信徒。但是，由於法國革命後的一繫列暴亂，西斯蒙第來到英國避難，進而了解到英國的經濟學大觀和社會的實際情況。在這個動蕩時期，也正是工業革命時期，產生了一種完全不同於斯密所說的新經濟形勢：一方面，拿破侖戰爭以後大量的士兵返鄉加入到求職大軍中去，造成了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另一方面，西方社會開始出現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是：1816-1822年、1825-1831年、1839-1842年。
正是深受這些現狀的觸動，西斯蒙第的觀點產生了顯著轉變。究其原因，西斯蒙第發現，斯密對前景的樂觀估計與當時每況愈下的嚴峻現實格格不入：通過工業活動對財富的追求愈來愈成功，但同時，它也給大多數人帶來了苦難。事實上，西斯蒙第在多次訪問英國後就寫道：“在這個令人喫驚的國家，似乎在進行一次偉大的試驗，以垂範其他國家。但是，我卻發現這裡的生產在不斷增長而快樂卻在遞減。這個國家的民眾似乎和哲學家們一樣忘記了財富的增長不是政治經濟的目的，而是為所有社會成員牟取幸福的工具。我曾在每個社會階級尋找幸福的蹤影，但它卻無處可尋。”當然，當時經濟學界的領袖人物，如李嘉圖、馬爾薩斯和穆勒等人也都看到了這一問題，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有幫助性的見解或政策，反而以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或工資基金說來反對對貧困人口的關懷，因為這些救濟政策將刺激人口增長，進而使得整個社會更加貧困。
例如，馬爾薩斯就認為，貧窮和困苦是對“下等階層”沒有能夠控制其人口增長的自然懲罰，而不應當因為他們的貧困境地而責備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富人和權貴；同時，對窮人也不能提供政府救濟，因為給窮人更多的資助會使更多的兒童得以生存下來，從而將使溫飽問題更加惡化。馬爾薩斯甚至宣稱，廣大人民群眾想提高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都將生出更多的人口，從而又會繼續以前的貧困生活；因此，任何諸如濟貧法等改善分配的政策都會促使人們建立他們不能贍養的家庭，從而進一步“創造出他們所維持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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