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大學文學院行健學術叢書第3輯 點與面：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論》由《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論》研究生課程整理而來。面對課時少，容量大的特點，嘗試以法國新史學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大歷史觀”和英美新批評派的類型模式和白天、黑夜交替模式的文學史敘述方法，來建構一種文學史論。
《集美大學文學院行健學術叢書第3輯 點與面：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論》秉持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是：以百年的文學史為觀照面，以代表作家為觀察點，以不同類型為觀察視角，“掛一漏萬”地盡可能凸顯對文學史作出突出貢獻的作家作品。即使是提到的作家，也不作全面的論述，而把側重點放在某些具體類型或具體作品。即在宏觀上追求宏觀，在微觀上追求微觀，從而在“面”和“點”的張力下實現史論的“消腫”。在對具體作家的評價上，也不拘泥於當下的成見，有些方面將采取個人化的理解和表述，以傳達一種個人化的史論觀。

上篇
第一章 魯迅小說的文學史價值
第一節 魯迅研究的歷史狀況
第二節 魯迅小說的個人風格
第三節 魯迅小主題
第四節 魯迅小說的範式意義
第二章 郭沫若與20世紀中國浪漫派詩歌
第一節 浪漫派詩歌的產生背景
第二節 郭沫若詩歌的最初浪漫
第三節 艾青詩歌寫實中的浪漫
第四節 舒婷與朦矓詩人的浪漫晚唱
第三章 周作人與20世紀中國現代散文
第一節 周作人的文學史地位
第二節 林語堂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第三節 楊朔與20世紀60年代散文三家
第四節 餘秋雨、劉亮程與20世紀90年代散文

中篇
第一章 茅盾與中國現當代小說的史詩性建構
第一節 現實主義與中國現當代小說觀念
第二節 茅盾《子夜》與家國合一的宏大敘事
第三節 從《小城春秋》、《紅旗譜》、《創業史》到《白鹿原》的國家宏大敘事
第二章 中國現當代家族小說
第一節 現代家族小說的源起：巴金的《家》
第二節 20世紀前期現代家族小說的寫實性與像征性
第三節 20世紀後期現代家族小說的傳奇性與寫意性
第三章 現代文化視野中的中國鄉土小說
第一節 現代化與鄉土小說的人文關懷
第二節 20世紀寫實性文化鄉土小說的發展脈絡
第三節 20世紀抒情性文化鄉土小說的發展脈絡
第四章 現代文化視野中的中國都市小說
第一節 “夕陽”的鄉土與“朝陽”的都市
第二節 海派小說與施蟄存筆下的“鄉巴佬”
第三節 張愛玲、王安憶的都市書寫：
第五章 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主題變遷
第一節 女性文學概說
第二節 冰心的升華與張愛玲的沉淪——-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兩種誤區
第三節 丁玲的女性小說創作——-20世紀女性文學的崛起
第四節 張潔與新時期女性小說主題的演化
第五節 陳染與後新時期女性小說的主題變異
第六節 王安憶：從女性小說到超越女性
第六章 20世紀中國戰爭小說的主題變遷
第一節 戰爭文學的人類學依據
第二節 20世紀前期中國戰爭小說概說
第三節 20世紀後期中國戰爭小說概說
第四節 20世紀中國戰爭小說主題變遷——從英雄主義到人道主義到莫言《紅高粱》的戰爭本體還原
第七章 20世紀中國文學的草根性
第一節 關於“草根”
第二節 魯迅的草根性——引領了啟蒙時代的文學走勢
第三節 趙樹理的草根性——曾經領導了一個政治化、大眾化時代
第四節 瀋從文的草根性——開啟了一個去政治化的時期
第五節 莫言的草根性——引領著當下顛覆傳統的一個混合體
第八章 20世紀中國的“貴族文學”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周作人的“隱士”與林語堂的“紳士”寫作
第三節 “貴族文學”的經典：錢鍾書《圍城》的文學史價值
第四節 京派文人的另一面：汪曾祺的“貴族”情懷

下篇
第一章 生成、繁榮與變遷——現代化進程中的大陸與臺灣鄉土文學
第一節 總述
第二節 大陸與臺灣鄉土文學理論內涵的同質性
第三節 現代化進程與兩岸鄉土文學的繁榮
第四節 現代化進程中兩岸鄉土文學發生地的空間位移
第二章 從“風情”到“風雲”——20世紀鄉土小說向“農村題材小說”的演化
第一節 農村題材小說的發生
第二節 作為個案的趙樹理的《三裡灣》
第三節 農村題材小說模式化的表現
第三章 論舒婷詩的復調情感
第一節 古典與現代情感的交織
第二節 現實與理想的衝突與妥協
第三節 愛人與自愛情感的復遞
第四節 曲折斷裂的句式營構
第四章 毛澤東詩詞的人格個性
第一節 政治家的膽識——“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第二節 軍事家的氣度——“欲與天公試比高”
第三節 文學家的奇情——“戰地黃花分外香”

後記

《集美大學文學院行健學術叢書第3輯 點與面：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論》：
第一節 現代家族小說的源起：巴金的《家》
國家敘事和家族小說之間大體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在結構上以國家為主，故人物往往呈輻射狀，以多條線索的鋪展涵蓋廣闊的社會歷史內容；以國家和社會的主要矛盾來設定人物及人物和人物之間的關繫，亦包括與之相統一的背景關繫。而家族小說，則更傾向於從一個或幾個家庭，運用像征或影射的方式呈現一個時代的縮型。當然，二者有許多相類似之處，且都可能實現宏闊的概括力。例如《紅樓夢》即是一部在古代文學繫列中最傑出的家族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開創了中國現代家族小說之先河。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它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憩園》、《寒夜》為代表的家族小說，大抵以家庭為國家的“細，通過家庭內部和外部的多重關繫來表現整個社會的狀貌。在這類小說中，國就是家，家就是國，家國合一。由此，家一般具有像征意義。它影射著整個社會。由於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是一個以家族倫理關繫而建構起來的等級社會，家與國在諸方面都有著驚人相似之處，這使得中國的家族小說在創作數量上尤為龐大，家族小說源遠流長，因此，它每每成為國家敘事的一種特殊類型，有必要進行專門的探討。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描寫了一個四代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崩潰過程。小說從封閉的家族內部表現了以高老太爺為首的“父權”勢力的專橫和無恥，包括克安、克定等的荒淫寄生生活，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專制性、腐朽性；通過以覺慧為代表的“子輩”的激進民主思想，包括覺新的猶豫、搖擺，覺民的堅定、溫和，表現了家族內部不可調和的思想矛盾衝突。作品圍繞錢梅芳、鳴鳳、李瑞玨這三位不同出身的女性的死，反映出封建大家庭在外在的通情達理下隱含著等級制的罪惡。揭示了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潰的歷史宿命。巴金說《家》是“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
在人物塑造上，小說著力表現了高覺新這個既接受了新思想，又在家族的制約下獨立個性泯滅的悲劇。高覺新受過“五四”新思潮的影響，有現代民主意識，然而，在家庭中，他這個高家的長房長孫又不得不順從長輩的意志而和自己不愛的女人結婚，小說通過他先後愛過的兩個女人的死，表現封建專制對他的嚴重心靈創傷，刻畫了他反抗性與妥協性兼具的兩重性格。其實，高覺新的長房長孫的地位又決定了他將是未來的另一個高老太爺，從而表現了統治階級自己也在逐漸被這個制度所規範化，這種專制社會使得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有為難之處，壞在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人都在扭曲著自己。巴金的《家》就是意在表現這種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這種封建制度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抑制了人心。覺新和覺慧的形像塑造，即在於表達青年一代的兩種不同選擇：如果說覺新選擇維護這個家庭的話，那麼，覺慧則選擇了反叛這個家庭。小說以覺慧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大膽與身為丫鬟的鳴鳳戀愛和結局的毅然出走，表達了他反叛的徹底性。
從情節安排上看，全書共四十章，第一章到第七章為開端部分。以覺慧、覺民在學校參加學生運動，覺新與梅小姐的愛情被家庭阻擾以及鳴鳳苦難的身世從大背景下反映了亦新亦舊的時代整體狀貌。初步展示了主要人物和人物之間的關繫以及他們生活的現實環境。第八章到第三十五章為情節的發展部分。著重描寫覺慧與外部軍閥統治的矛盾和與內部家族專制的敵對以及他與鳴鳳的愛情萌芽。三十章以後，小說以覺民的抗婚、梅的病死、克定的出丑、高老太爺的去世等繫列事件，迅速把矛盾衝突推向尖銳化。第三十六章到第三十七章為高潮部分。以瑞玨的死把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推向了高潮，覺慧亦決定離家出走。第三十八到四十章是結局，覺慧到像征新生活的中心城市上海，走上了革命。小說的情節環環相扣，前後照應。
……

中國文學根據現代意識與傳統意識的對立，從第一個層面上可分為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兩大文學繫統。1840年西方的入侵標志著中國新文學的開始。1840年既是封閉的、完善的、僵化的古典文學的終結，又是開放的、雜亂的、新生的現代文學的開始。由此，廣義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應從1840年的中國文化背景說起，而中國現代文學的下限至今仍是一個未定的開放的文學格局。
中國近現代文學發生的政治歷史背景
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說道：“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最顯著特征之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堅決地全盤否定態度的出現與持續。”認為：“五四運動中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正如過去一百四十年中國歷史中知識界所出現的很多其他現像一樣，其所以產生，是因為有一個重要的事實背景，即西方文明的入侵。”西方的經濟入侵和文化入侵改變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自循環模式，並使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挑戰。從而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既定模式，把中國社會引向了西方化，或者說現代化的道路。因此，探討20世紀以降中國社會的諸種問題，探討20世紀和21世紀中國的文學，乃至於探討中國近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都不能忽略西方文化的因素。
從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過程上看，自1840年以後，中國社會就在一種屈辱的狀態下被迫向世界開放了。外國資本主義用大炮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國門，把中國引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入侵，亦使中華民族固有的價值觀念受到了衝擊。面對這一特定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國知識界迫切需要做出文化的回應與抉擇，以適應形勢，救亡圖存。從鴉片戰爭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知識界的文化思想經歷了如下四個歷史階段的三種文化思想的演替：
其一，是以經濟改革為中心的洋務運動。
鴉片戰爭，中國的戰敗，《南京條約》的簽訂，強烈地刺激了中國的文化思想界，也暴露了老大帝國在經濟、技術，尤其是軍事上的落後。於是，中國最早接觸到西方新的文化思潮的南方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把視野轉向了西方。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其著眼點主要在於發展軍工業、制炮造船等。受林則徐等先覺的知識分子的影響，到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形成了高潮，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一大批掌握軍政大權的知識分子是其代表。一時間，工業救國、商業救國、教育救國等口號沸沸揚揚。然而，客觀上由於中國嚴重的落後狀態，不可能使國力在短期內迅速地改變。主觀上說，由於洋務運動發起者們采用的是“中體西用”的文化模式，從而大大限制了他們所能取得的實績。尤其是一場甲午海戰，徹底粉碎了洋務派虛設的夢想，使得一場聲勢浩大的器物革命運動也隨之破產了。
其二，是以政治改革為中心的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運動。
洋務運動的失敗，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救亡圖存的深入思考，使他們把視點轉向了政治體制的改革方面。客觀上看，由於洋務運動的推進，擴大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西方的意識形態也逐漸得以滲透。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的科學、技術的同時，在文化層面上也越來越認同於西方的民主制度，從而意識到封建專制對社會發展的嚴重制約。於是，以政治啟蒙為核心的維新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思潮。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他們不同於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而是主張推行“體”上的變革。從“公車上書”到“百日維新”，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對體制改革的熱衷和向往。然而，由於他們並未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一場如火如荼的維新運動很快就被以慈禧為代表的政治實力派平息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