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在哪裡？這個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正在成為問題。我們一反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裡對於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文化、西方文學關繫的格外重視，開始關注現代文學與本土傳統的聯繫，發現中國現代文學與晚清文學，甚至與更早的晚明文學，一脈相承。比如晚清的出版業已具有現代的特點，晚清通俗小說中表現了現代都市生活，表現了現代的欲望、知識和價值；晚明經濟的資本主義因素也已經相當明顯，晚明的出版業同樣已經具有相當規模，晚明的小說也不乏晚清通俗小說中的那種欲望敘事。可是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如果提出這些事實是為了說明中國現代文學有一個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學的背景或源頭，那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因此認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始於晚清，甚至更早，比如晚明，那麼它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所帶來的問題可能比它所解決的更多，也更帶有根本的性質。
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它的文化傳統是一條不間斷的歷史長河。它可以突變，但不會完全斷裂，新的傳統不會與此前傳統毫無關繫。所以要在五四文學與晚清文學之間找出前後聯繫，是非常容易的。如果這種歷史性的聯繫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始於晚清的理由，那麼我們可以按同樣的理由，把這個起點進一步向前推進到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確提出新文學的源頭在晚明，但按此邏輯，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把“新”文學的發生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兩漢和先秦。因為僅僅從歷史連續性的角度考察，唐宋明清文學的源頭，兩漢文學又是唐宋文學的源頭，彼此保持著歷史的連續性，是不可以決然分割的。要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找到一點現代性的思素和類似現代敘事技巧的因素也不是難事。換言之，按晚清“起點”論的邏輯，晚清的“被壓抑的現代性”，如果不從總體性著眼，僅從某一方面看，照樣可以從遠比晚清早的時代找到，比如《紅樓夢》的愛情觀，《孔雀東南飛》的懺悔意識，甚至《詩經》裡的愛情體驗，其所表達的都是共同人性，與現代人的人性是相通的，但我們顯然不宜因為它與現代人的人性相通而拿來作為現代文學發生的依據。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這種“被壓抑的現代性”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原是一種世俗的現代性。它有現代性的外形，但其內在的精神卻是一般社會中比較世俗化的民眾追求生活享樂和欲望宣洩的要求，是人性中最為世俗一面的表現。它看似前衛，卻是比較“傳統”的，與啟蒙現代性所堅持的反傳統的立場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它很容易與傳統達成妥協和諒解。換言之，它是介於傳統和現代之間的一種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它是跨越不同時代的。我們既可以在晚清找到它，也能在晚明發現它的蹤跡；如果再抽去其特定的時代內容，僅就其看重世俗欲望的滿足一點而言，它甚至在比晚明更早的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按這種世俗現代性的標準來劃分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分界，顯然會帶來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就像上文提到的，它會導致把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從晚清推到晚明，甚至一路推向更早的時代。但如此則中國現代文學就不再是今天大家在學科層面上所談論的中國現代文學了，它可能成為一種斷代的文學，是與先秦文學、兩漢文學、南北朝明清文學並列在一起的文學，或成為民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和共和國文學（中國當代文學）了。因而，中國現代文學也就失去了它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存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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