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屐痕處處郁達夫》為作者20年來郁達夫研究部分成果之結集。作者采取區域文化批評、比較文學批評、文本細讀、個案分析等研究方法或角度，結合郁氏文本和相關考證，對詩人郁達夫的行旅生涯、社會交往、自敘傳寫作等專題開展了饒有個人興味的探究。其尤讓人矚目者，是作者在北京、上海、杭州、安慶等地探尋郁達夫“屐痕”的一組演講。這些與不同人文地理相結合的研究形成了“一幅別具生面的‘郁達夫學術地圖’”。全書文字簡樸，敘事詳實，思維細密，評議亦別具風格並偶富創見。

李杭春，女，1967年5月生於杭州，杭州大學文學碩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郁達夫研究、浙江大學校史研究，已出版《多維視野中的百部經典（中國現代文學卷）》《郁達夫研究資料索引（1915-2005）》《中外郁逸夫研究文選》《竺可楨國立浙江大學年譜（1936-1949）》《重走西遷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等多種著述，參編《郁達夫全集》《陳從周全集》等。

第一章 “屐痕處處”：地域文化視野中的郁達夫
一 郁達夫與北京
二 郁達夫與安慶
三 郁達夫與上海
四 郁達夫與杭州
五郁達夫與國立浙江大學

第二章 “二詩人”：比較文學視野中的郁達夫
一 郁達夫與魯迅
二 徐志摩與郁達夫
——以《愛眉小札》與《日記九種》為中心
三 郭沫若、郁達夫比較研究綜述
四 海外郁達夫研究漫評
五 20世紀中國文學視域中的郁達夫

第三章 “藝文私見”：郁達夫“自敘傳”寫作管窺
一 郁達夫：私小說和“他一敘事
二 郁達夫：相對於”自傳“的”自敘傳
三 郁達夫與20世紀90年代個人化寫作

第四章 “爐邊獨語”：文本細讀與全集校訂
一 “圓明園情結”與郁達夫創作
——讀郁達夫遺文《圓明園的一夜》
二 從《雁蕩山的秋月》看郁達夫遊記散文
三 關於一則郁氏佚文的疑問
四 從《郁達夫全集》的文字審校看新文學典籍的校勘和考辨
五《郁達夫全集》校訂札記

附錄
一 郁達夫可作當代人鏡子
——蘇州晚報訪談》
二 從作家郁達夫到戰士郁達夫
——陽晚報》訪談
後記

《屐痕處處郁達夫》：
郁達夫與北京的三次交會，正是出生地文化與寓居地文化的三場對話，每一場，都能在郁達夫筆下留下踫撞和觸發的痕跡。
典型的例子就是郁達夫式的自敘傳寫作。20世紀20年代初郁達夫有關“性的苦悶”的自敘傳寫作，自與詩人“為做小說強說愁”的少年情懷、江南情懷緊密相關；但如果一味如此，郁達夫便不過是張資平式的戀愛專家，或鴛鴦蝴蝶式的纔子文人。所幸郁達夫從一開始就不局限於此。在他的故事裡，一個小我、弱我的生命體驗總是能與民族前途、國家命運關聯在一起，使郁氏小說脫離低俗趣味，而成為周作人所說的“藝術的作品”。這或與郁達夫的北京之行，與寓居地文化或圓明園情結不無關聯。寓居地文化的介入，既強化了江南文化帶給詩人的敏感多情的一面，更讓他在字裡行間寫滿了義憤和反抗。而《薄奠》時期的創作，則是兩者第二次交互的結果：詩人開始直面“生的苦悶”，承受生活的艱辛和磨難，希望在這裡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院落。在寫作上，他開始回歸生命，回歸寫實，變把生活虛擬化的“自敘傳”寫作，為把對像生活化的紀實體寫作，體現出郁氏創作在大氣包容的京城文化的觸發下，從青春衝動向沉穩內斂的一種蛻變；第三個階段，當然是以《故都的秋》為代表的懷舊與抒情.這座承載著泱泱大國的歷史記憶和現實苦難的皇城舊都的雍容華貴、典麗堂皇，對郁達夫文字的滋養有目共睹，詩人開始全身心回歸自然，文字和文字背後的思想都顯得簡勁而大氣。
以郁達夫的敏銳和敏感，則每一處異質的寓居地文化，或許都能調制出與出生地文化或相呼應，或相踫撞的和聲。
2.原鄉意識與僑寓寫作的遇合
20世紀初的一代新文學作家，大都有從原鄉去異鄉的經歷。正如魯迅所謂“走異鄉，逃異地”，這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經歷。而他們中間，“……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在異鄉回望他的故鄉，書寫他的鄉愁的，用魯迅的話講，大抵都是“僑寓文學的作者”。“僑寓”這個詞，拆解一下，大致可以理解為“僑居在都市的公寓裡”，這群知識分子，都有從窮鄉僻壤走進現代城市的經歷，或者從原鄉走進異鄉的經歷，與生俱來的原鄉意識受到僑寓寫作的觸動，或者原鄉意識與僑寓寫作發生遇合，這樣的現像就出現在這些文學知識分子的身上。而這樣的遇合，不外乎妥協、信從，堅執、固守和化合、融合這樣幾種模式。郁達夫像是後者的代表。
在郁達夫的寫作中，溫婉細膩、浪漫飄逸的原鄉意識受到異鄉體驗的影響，他的文字便帶有了兩者融合之後產生的獨特效果。在東京，郁達夫的文字頗受日本“私小說”影響，從而形成了“自敘傳”這一純粹郁達夫式的自我抒情文字，這一小說形式正是郁達夫自卑敏感的原鄉性格與自我抒情的日式寫作的一種有生命力的融合；在北京也是同樣，我們看到了京城文化對郁達夫寫作形成的修正和帶來的波動。
可見，原鄉意識與僑寓寫作在郁達夫的文字裡形成了良好的互動。在這兩者中間，首先，原鄉意識是本，是根；僑寓寫作是表，是末。這種骨子裡的秩序毋庸置疑。原鄉意識會讓僑寓寫作打上深刻的個人烙印，呈現與眾不同的個人風格，包括語言的、性情的、思維方式的。縱觀郁氏創作，再多異質的寓居地文化，也不能改變我們從文字中獲得的對這位江南纔子與生俱來的陰郁自憐、敏感多情的認知。
同時，反過來，在“融合”的寫作中，僑寓寫作亦能凸顯甚至強化作家的原鄉意識。作為一種異質文化，相對於出生地文化而言，寓居地文化或可被視為“鏡像文化”，作家在那樣一種文化鏡像面前，更容易折射和透視原鄉文化的長和短、優與劣，從而在僑寓寫作時更好地展示其優長，端正其短劣，正如《故都的秋》對江南原鄉的反思一樣；另一方面，寓居地文化同時也是一種“他者文化”，人在那樣一種文化環境中穿越和行走，無疑可以讓他對孕育自身成長的原生文化環境有一個更理性、更包容的自省和審視，從而重構自我形像，促進彼此融合。所以，在寫作中，作家故土本位的原鄉意識會得到更清晰的確認，更豐富的補益，的展示和交融。
……

郁達夫與魯迅同為浙江現代文學名家，就文學影響來講，郁達夫恐怕是僅次於魯迅的一位現代小說作家。而且，因為小說、散文（日記、書信、隨筆、雜文）、詩、文藝評論等全體裁的創作實踐，“烈士”作家的特殊身份和非同一般的傳奇經歷，郁達夫研究無疑是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門顯學。本書作者李杭春離開教學科研崗位七年，仍不斷有各地學生慕名來電來郵，希望能成為她的研究生，步人郁達夫研究的大門，可見研究之熱。
據我所知，杭春的郁達夫研究始於20年前，那段時間她醉心於敘事批評，對現代小說、影視甚至新聞敘事都嘗試進行敘事學分析。以“他一敘事”邏輯考量郁達夫“私小說”特色，在今天看來都不失為郁達夫研究的一個有效維度。
2006年，在“浙江文獻集成”和“郁達夫誕辰110周年”兩個事緣的綜合作用下，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啟動了《郁達夫全集》編纂項目，杭春參與其中，並且很快全力以赴，在一年半時間內完成浙大版《全集》編纂的同時，還整理了兩份頗費功夫的郁達夫研究資料：《郁達夫研究資料索引（1915-2005）》和《中外郁達夫研究文選》，一些基於《全集》篇目審定、文字校勘和史實考辨的文字則在其後幾年裡陸續面世，其中一部分已被收入這本郁達夫研究專題論文集。當然，遺憾的是，學校卻等不及這些成果。這項被2010年業績考核為“零”的全集編纂和史料整理工作對她的影響至為重大，一方面讓她在學校人事改革所謂“崗位分流”時竟被果斷“分流”；另一方面，意想不到的是，也奠定和促成了她日後史料耙梳與學術直覺高度結合的學術個性。本集中多篇論文即呈現這樣的端倪。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2011年年初，她離開教學科研崗位，在瑣碎繁雜的行政工作之餘，查資料、作論文幾乎占據了她全部的業餘時間，每天工作大概是常人的兩到三倍吧。據她自己後來回想，有一年，她不上班不看書不寫字，全天給自己放假的時間隻有3天！這樣拼命苦干的結果，是她不單拿出了《竺可楨國立浙江大學年譜（1936-1949）》這樣條清縷正的學術專著和《重走西遷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這樣嫣然可掬的詩性散文，有一段時間還頂著學術界貿然形成的“郁達夫研究專家”的頭銜赴各地演講，讓她尤其鐘愛的課堂教學持續了兩三年，並且整理成為這部集子裡的一部分內容。我知道，一個熱愛教學並且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一旦失去講臺，那會是一種什麼滋味。當年因為在各地作演講，而郁氏本人也是“屐痕處處”，所以，應了常說的那句話，“哪座山頭唱哪支歌”，杭春的演講“巧遇”的是各地奔波的郁達夫。這些與不同人文地理相結合的研究歸在一起，就自然形成了一幅別具生面的“郁達夫學術地圖”。可惜實在是分身乏術，現在的地圖“畫”得遠不夠完整。希望她還有時間和能力繼續“畫”下去，以切實推動浙籍現代作家的研究，推進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設，體現浙江大學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
令我頗感欣慰的是，今年杭春申請立項了一個省文化工程重點項目“郁達夫年譜”。這是她郁達夫研究計劃當中的一部，當然她自稱這個計劃原本要等退休後纔能實現，現在能夠獲得各地專家舉薦，提前開展和完成，自然是一樁好事；而且，能夠獲得項目和經費支持，不至於像之前那樣赤手空拳做研究，我也很替她高興。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在任何環境下，任何工作和研究領域，都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獨立思考和人文關懷，不放棄自己沉醉和迷戀的學術事業。這一點，我是心存默契並且抱有信心的。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