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諾貝爾文學研究：從泰戈爾到莫言》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作家進行群體研究。從1913年至今有十多位東方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是近百年東方文學的代表，反映了東方文學走向世界以及西方人對東方文化從被動發現到主動接受的過程，也是東方文化走向復興的重要標志。
《東方諾貝爾文學研究：從泰戈爾到莫言》在總體論述的基礎上，選取泰戈爾、川端康成、索因卡、馬哈福茲、戈迪默、大江健三郎、庫切等東方諾貝爾文學代表作家進行專題研究，梳理其創作成就，探討其創作特色，並進一步發掘其文化底蘊和文化意義。

侯傳文，男，1959年生於山東泰安。文學博士。現為青島大學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東方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省部級項目多項；主持在研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項，重大項目子課題1項。已出版《話語轉型與詩學對話——泰戈爾詩學比較研究》《佛經的文學性解讀》《東方文化通論》《跨文化視野中的東方文學傳統》等學術著作7部；在《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南亞研究》等本學科核心期刊和重要專業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

王汝良，男，1975年生於山東膠南。文學博士，現為青島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科研流動站在站博士後。主要教學與科研方向為東方文學與文化，在《南亞研究》《東方論壇》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中國文學中的印度形像研究”。

總文化語境中的東方諾貝爾文學
一 東方的發現
二 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融合
三 民族自信與文化自覺
四 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張力
五 人文精神的弘揚
六 現代性的表現
七 後殖民文學現像
八 東方文化的復興

第一章 泰戈爾——機械轟鳴中的天籟
第一節 跨時代的文化巨人
第二節 “世界詩人”的世界
一 人生與愛情
二 自然與兒童
三 宗教與哲學
四 政治與社會
五 藝術風格
第三節 短篇小說現代性
第四節 中長篇小說探索
一 創作歷程
二 形像繫列
三 藝術特點

第二章 川端康成——民族性與現代性的二重變奏
第一節 藝術探索變奏曲
第二節 唯美精神
一 非政治性與非現實性
二 非道德性
三 自然美
四 女性美
第三節 川端康成與新感覺派

第三章 索因卡——非洲的莎士比亞
第一節 為人生的藝術
一 非洲大陸苦難現實的記錄者
二 痛恨專制 吁求自由
三 形而上的人性關照與思考
第二節 後殖民創作：反抗與迷茫
一 索因卡與非洲後殖民文學
二 民族性藝術形式的堅守
三 對殖民主義的揭露和批判
四 文化選擇的迷茫
第三節 融歐非藝術於一爐
一 隱喻與像征
二 玄幻與荒誕
三 繼承與借鋻。

第四章 馬哈福茲——現代說書人
第一節 兩種文明的兒子
第二節 家庭模式與現代埃及民族的精神變遷
——馬哈福茲的“開羅三部曲”
一 恪守傳統的第一代人：以“父”為尊的家庭模式
二 失落信仰的第二代人：家庭神聖性的消解
三 回歸信仰的第三代人：新式家庭模式
第三節 馬哈福茲小說的敘事藝術
一 總體敘事特征
二 敘事主體
三 敘事結構
四 敘事本質
第四節 《米拉瑪爾公寓》與東方現代主義

第五章 戈迪默——南非的良心
第一節 走向世界的“南非文壇耆宿”
第二節 文學思想探析
第三節 知識分子情懷解讀
——以《自然變異》為中心
一 真正的知識分子
二 獨立的批判意識
三 深沉的歷史責任感

第六章 大江健三郎——直面危機與想像拯救
第一節 個人生存的危機
一 監禁狀態下的“性的人”
二 殘疾兒引發的危機意識
三 靈魂與信仰的危機
第二節 日本民族與人類世界的危機
一 民主主義者
二 核與暴力下“老人的愚行”
第三節 拯救的想像力
一 建立“烏托邦”
二 向往“新人”

第七章 庫切——東方白色飛鳥
第一節 自我放逐中求生存
第二節 “理想傾向”的不懈書寫
第三節 後殖民語境下的寫作
第四節 生態主義思想

主要參考書目

《東方諾貝爾文學研究：從泰戈爾到莫言》：
泰戈爾短篇小說的啟蒙現代性首先表現為對種姓制的批判。印度的種姓制度源遠流長，是自古以來人類社會最嚴格最嚴密的社會等級區分制度。種姓制度把人分成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個等級，這四個等級在權利、職業、地位、飲食、婚姻等方面都有嚴格的限制，影響到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剝奪了印度人民尤其是低級種姓人民平等和自由的權利，給印度低種姓的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和災難，是印度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種姓制度必然導致種姓歧視，不利於印度人民的團結。具有啟蒙精神的泰戈爾旗幟鮮明地反對種姓制度，在他的作品中不僅揭示了種姓制度的罪惡，而且頌揚了拋棄種姓制度的行為，贊揚了與種姓制度做鬥爭的人物。在《偏見》中，“我”在去朋友家做客的路上，看到一個清掃工老頭被打得暈頭轉向，原因是這老頭“不知與人群中的什麼人踫了一下”，就被那些“信奉非暴力的善良的人們”打得“流著淚，胡子上沾著血”。在印度種姓制度規定的四個主要種姓之外，還有一部分人，被稱為“阿丘得”，即不可接觸的“賤民”。清掃工就在“賤民”之列，被認為是低賤和不聖潔的。高等種姓的人不願意接觸他們。所以在“我”要讓這老頭和他的孫子上車送走他們時.“我”的妻子卻因為老頭屬於低等種姓而堅決不同意。作者對遭到毒打的清掃工老頭寄予深切的同情，也抨擊了那些所謂的愛國者——高等種姓的頑固的印度教徒。《紙牌國》是一篇帶有像征色彩的小說。紙牌國正如印度，那裡的居民也是被種姓制度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戒律森嚴，世代相傳，從沒有人懷疑過種姓的合理性。而三個年輕人的到來打破了紙牌國的寧靜，他們從不遵守這裡的奇規異俗，“完全不把其嚴肅性當作一回事”，並給人們帶來了“願意”即自由這一概念，使人們的思想開始活躍，並做了實際的改革，“如今大家再不受過去那些陳規陋習的束縛，可按自己的願望，或高尚，或卑微，任其自由地生活”。作者在這篇小說裡揭露了種姓制度的荒謬和無稽，並且預示著種姓制度將會解體的前途。泰戈爾設定這個結局表達了根除種姓制度的美好願望。但種姓制度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在印度教社會，種姓制度被打上了神的印記，因此種姓制度和種姓壓迫便成了合乎神諭的行為。種姓制度已深深地扎根在印度人的頭腦中，要解決種姓制度問題，必須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除了靠頒布法令，最重要的是用教育來改變人民的觀點，激活人民的思想。盡管這一過程充滿激蕩和痛苦，但這畢竟是人們向著文明和理性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棄絕》裡塑造了一位為了愛情棄絕“種姓”的知識分子形像。男主人公赫蒙托得到父親的命令，必須把妻子庫蘇姆從家裡趕出去，因為庫蘇姆是一個首陀羅的女兒，而且是寡婦，但赫蒙托因對妻子真誠的愛而決心不服從父親的命令，宣布“不在乎種姓”，結果兩人都被父親趕出家門。可見在頑固的印度教徒眼裡，保持種姓的純潔是高於一切的，為了種姓可以舍棄父子之情。而在進步的知識分子眼裡，已經有了比種姓更可貴的東西，那就是感情，是對人的珍惜和尊重。在這裡，牢不可破的種姓制度已經發生了動搖。泰戈爾通過描寫低等種姓人民的不幸遭遇來揭露種姓制度的罪惡，通過塑造敢於對種姓制度說“不”的人物形像來為人們反抗種姓制度樹立榜樣，通過展現種姓制度廢除後的美好畫卷來鼓舞人們鬥爭的勇氣。總之，泰戈爾以小說為手段，啟發人民對種姓制度的思考，以期帶來實際的變革。
其次是批判宗教的虛偽性，反對教派主義，大力宣揚不同宗教之間和睦相處。泰戈爾是個印度教徒，宗教思想沒有脫離印度教的範疇，但與傳統的印度教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具有鮮明的現代性特點。可以說，泰戈爾正是在對傳統印度教的反撥中獨闢蹊徑，形成了以人為本，充滿了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的宗教思想。在泰戈爾的宗教思想中，神已變成了“人格的神”，已走下神壇，具有了人性；人已不是被“神權”緊緊束縛的卑微個體，而是具有了思考的權利和能力，不再一味地追求彼岸，而是更理性地追求此岸的價值，追求個人利益和自我實現。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衝擊著宗教之間的森嚴壁壘，以“愛”來呼喚不同宗教之間的和睦相處。總之，理性和人道主義思想瓦解了傳統印度教的統治地位，這也契合了啟蒙現代性的精神。西美爾認為現代性宗教的特征是“個體宗教性”，而且他認為解決宗教的現代性危機“不在於致力宗教教義和機構的現代化（這是徒勞的），而是個體自決的生命意義的實現”。
……

在長期的教學與研究過程中，我對東方諾貝爾文學現像一直比較關注。諾貝爾文學獎這一萬眾矚目的世界大獎是由西方人設立的，評委基本上都是西方人（當然是西方文學與文化界的精英），東方作家獲獎難度很大，需要突破許多障礙。在東方，獲獎不單是作家個人的事，也不僅是純粹的文學現像，而是包含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能夠傳達諸多世界文學與文化方面的信息。1994年，當日本作家梅開二度、大江健三郎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時，我終於不再停留於內心感慨，開始對這一重要現像進行繫統思考並付諸筆端，寫成《東方諾貝爾文學斷想》一文，在《青島文學》1995年第5期上發表。後來，東方作家頻繁獲獎，進一步激發了我對有關問題的思考，2005年，與研究生王汝良合作，寫文化語境中的東方諾貝爾文學》一文，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並於當年申請獲批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文化的張力——東方諾貝爾文學研究”。在此前後，除了自己對有關問題進行思考研究之外，我在指導研究生論文選題時，也有意識地向這方面靠攏。研究生們的學位論文為本項目的完成打下了基礎，初稿於2009年基本按計劃完成。然而，統稿修改比預想要困難得多.補充完善、整體提升、統一體例等工作使書稿的最終完成延遲了許多，加之出版經費不足，與讀者見面就一直拖到了現在。盡管經過了長時間的反復修改，文稿仍然不敢說完善，缺點與錯誤恐難避免，敬請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由總論和七章構成。總論主要從“東方的發現”“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民族自信與文化自覺”“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張力”“人文精神的弘揚”“現代性的表現”“後殖民文學現像”“東方文化的復興”八個方面對東方諾貝爾文學現像進行透視和分析。正文七章是泰戈爾、川端康成、索因卡、馬哈福茲、戈迪默、大江健三郎、庫切七位獲獎作家的專題研究。需要說明的是，獲諾貝爾獎的東方作家不止上述七位，應該納入視野的還有以色列的阿格農（1966年獲獎）、移民作家高行健（法籍華裔，2000年獲獎）和奈保爾（英籍印裔，2001年獲獎），但由於他們是否屬於東方作家還有爭議，故沒有將其作為重點研究對像。另外，在課題立項之後，又有土耳其的帕慕克和中國的莫言分別於2006年和2012年獲獎，我們在總論中將他們納入了論述範圍，專題研究隻能留待將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