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法的應用呵以為研究的進展提供驅動力，因為它讓研究者們在一輪輪持續的比較中尋找相似點和不同點、比較法還可以作為研究策略的具體實施方案，無論是概括共性還是突出個性，比較法都是有力的研究工具。比較法能將不同時空的、看似距離遙遠的不同研究對像、不同社會以及不同過程等放在一起，讓它們彼此踫撞。《社會科學研究：比較法》從不問的角度闡述了比較法在社會科學研究課題中的應用過程和作用，同時也對其他學者和學術團體對比較法的應用實例進行了探討。作者針對不同的主題，審視比較法實施者的特征，分析比較對像的含義，討論比較法在具體研究中的操作方法，反思比較法應用在實際中遇到的問題，《社會科學研究：比較法》反映了比較法在實際應用中的多樣性。

王曉瑞，2017年畢業於法國巴黎文理研究大學一一巴黎第九大學管理研究院，並獲得博士學位；現任華僑入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和興趣方向是從社會人類學角度考察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博士研究期間獲得法國政府“埃菲爾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資助，並憑借博士論文《環境保護主義、新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踫撞》獲得法國ADERSE可持續發展研究協會“2016-2017年度優秀博士論文獎”，以及巴黎第九大學“2016-2017年度優秀青年學者”殊榮。

沒有比較就沒有反思
伊莎白·蒂羅
第一部分 比較的原則
中世紀的全球化？論西方發展的早期動力
結構主義與宗教

第二部分 比較的方法
比較不可比較的事物：人類與靈長類動物比較研究的可借鋻之處及局限弗雷德裡克·朱利安
法律、歷史以及比較法
科技文化遺產的比較歷史研究
——比較18世紀和19世紀英法兩國對創造發明
作品的收集和存儲方式
比較與文化交流：以翻譯為例

第三部分 比較的行動
看
韓國的社會科學：如何將比較法應用於具有
雙重性的研究對像
比較的方式：從印度的視角看知識的兼容性
作者簡介

《社會科學研究：比較法》：
在這種背景和趨勢下，大型出版社在其出版集團的壓力下自然就減少了翻譯作品的出版和發行量。與之相對的是小型出版社的情形——相對大型出版社，獨立的小型出版社對出版譯作的投入更多一些。因為他們沒有資源和資本去買斷當代美國作家的版權（這些作家的經紀公司通常要求出版社出很高的價格），所以纔有動力通過引進優秀的國外作家的作品來獨闢蹊徑。這對小型出版社而言是一舉兩得的辦法：一來這些決定被引進的作品已經經過了該作品源語言國以及國際圖書界的篩選，所以一般來說品質較高，出版這些作品有助於提高以及維護這些小型出版社的品牌聲望；二來這類譯作的出版往往會得到該作品源語言國國家層面的資助，這也就大大減少了小型出版社在出版譯作時所面臨的經濟負擔。小型出版社就是在這種時時存在的商業壓力中，兼顧了經濟利益與自己對知識和美的追求，定位於出版高品質的出版物的。當然，他們很清楚自己所面臨的風險，但對於它們來說，承擔風險是從事出版行業的一部分，這不僅是因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代價，還因為他們的志向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一般來說，非營利性質的組織常常需要具體地解釋這種使命，尤其是在申請與之相關的財政支持的時候。而輸出、引進以及出版翻譯作品恰恰能夠成為這類組織在解釋其使命時的有力證據，因為它們通常被視為促進文化開放、交流及多樣性的努力。因此，對於出版商以及譯者來說，推動譯作的出版、發行和傳播可以說具有一種超越單純推動文學發展的意義，一種政治意義。這場關於翻譯作品——僅占美國3%的出版市場的作品——的鬥爭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抗爭英語的統治地位，二是讓更多其他語言的聲音被聽到。許多新一代的獨立出版商積極參與到這場鬥爭中來，尤其是由他們組成的國際筆會組織（PEN Club）在這一鬥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國際筆會經常組織一些見面會（例如“筆之音”文化節，PEN Voice Festival），以期促進語言文字交流的“全球化”，提高世界對非英語語言的關注度。與之類似的組織以及活動還有“Threepercent”網站（旨在提高公眾對翻譯作品僅占美國3%出版市場這一事實的關注度），以及在線期刊WordsWithout Borders（www. wordswithoutborders. org）等等。
在法國，翻譯作品在證實機構的非營利性上的解釋力上可能要差一些，因為法國政府在政策上並沒有特別不利於翻譯作品的發行——國家層面的政策鼓勵國家出版機構與出版物的作者結成聯盟，這種政策的意識形態基礎是，這兩方都相信圖書並不是一般的商品（ Surel，1997）。這種聯盟使得小生產者端出版社在出版作品數量上的權益在兩個層面上得到了保護：一是國家的限制性政策，例如規定圖書統一售價的《郎法》等法律；二是國家的激勵性政策，例如支持獨立書店，以及由國家圖書中心發放的鼓勵圖書出版的財政補貼等等。國家圖書中心的補貼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來支持翻譯作品的，這些譯作支持項目不僅包括法語作品的外譯（這類當然還是占了大多數），還包括源語言是其他語種的作品譯成法語的。這一政策是Jean Gatt6gno（他本身也是一位譯者）於20世紀80年代推行的，其目的正是應對英語日益增長的統治力——這一政策的目的後來參照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通過的“文化多樣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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