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現代性重審之後的中國發展模式建構
真正將一種純粹的理論敘事還原為描述中國人的生存體驗的發展智慧，這一旨歸是理論有效性的檢驗標準。經過對後形而上學時代的現代性本性的一番“逼近”，至少對於我們建構中國發展模式可以作出如下的基本判斷。
首先，現代模式的，中國發展模式理應是世界現代性“家族相似”中的一員。以色列著名的現代性問題專家s．N．艾森斯塔特認為：“現代性確實蔓延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但卻沒有產生出一種單一的文明，或一種制度模式，而是產生出了多種文明的模式，產生出了多種社會和文明發展，它們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趨向迥異的意識形態動態和制度發展。此外，超出了現代性最初前提的意義深遠的變化，也一直在西方社會中發生。”在他看來，即使在經濟發展方面相似的社會，如主要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歐洲社會、美國和日本也“突出了現代社會極為豐富的多樣性”。②客觀地講，發展模式是一個復函數，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一繫列相關政策的總和。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就中國而言，在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層面上本身就呈現出與世界發展模式不同的特性。特別是利用“後發”的獨特優勢，不斷地試驗、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進行大膽而又謹慎的制度創新，這就能使中國避免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發展困境。中國模式一北京共識的相對成功，對世界一些學者鼓噪的“歷史終結論”、現代化道路隻有西方政治制度的說法給予了有力的回擊，同時也在現代模式中成為了一種頗具魅力的發展模式。
其次，現代性是以資本邏輯為基本建制的，中國發展模式應該在發展社會主義資本的同時有著一種超越資本邏輯的意識，對資本邏輯的限度保持高度的警醒。日本哲學家梅原猛曾經感慨：“明治時代的日本人還受到過從前一時代繼承下來的儒教、佛教的倫理的強烈影響，但到了戰後，這種影響就逐漸地消失了。近代日本人在道德上還保存了儒教、佛教的遺產，現在已經把這種遺產喫光了。”“我覺得倫理慢慢地消失了，剩下的隻有賺錢了。”①在中國何嘗不是如此！在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建設中，資本邏輯在所難免。資本邏輯導致了許多問題：生產粗放，隻顧速度、數量，不顧質量、效益、環境、能源與資源浪費；盲目追求生活水準的提高；在發展短視癥的情況下，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對外貿易與國民經濟脫節；政治體制滯後、官員腐敗、資源配置劣化與經濟發展背離、環境污染嚴重、社會分配不公等等。但是，與西方社會尋求現代性不同的是，中國的現代性發展模式一開始就將市場經濟置於社會主義之內，是用社會主義來“化”資本邏輯的方法，就是我們始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強調平等、公平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防止西方模式導致的道德敗壞和兩極分化。要超越對內掠奪資源、對外擴張的西方現代性發展模式，並超越市場化的消極影響，解決經濟與社會的關繫問題、東西部關繫問題、環境問題、城鄉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繫問題、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的問題、效率與公平問題，就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並不僅僅是一個新概念，而是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發展模式的轉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創新和發展，是應對國內國際新形勢、新挑戰的必然選擇，是對國際國內發展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是對西方現代性模式的超越，是對西方現代性病癥的一種矯正——盡管其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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