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中國的復興，逐漸呈現為21世紀重大的文明史事件。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愈發感到，如果不僅滿足於將這一事件視為世界歷史的一段“變奏”，而是要將其隱含的政治文明的典範意義揭示出來，那麼，我們就必須一面緊盯變動的政治生活；一面對描摹政治生活的種種“理論話語”形成真正的反思。
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國政治學不斷吸收外來資源、逐漸形成反思能力的四十年。許多政治學學術概念和理論命題的流行，曾一度標示著這段當代中國政治學史的潮流，更揭示出規範性概念左右現實目光的巨大能量：“民主”“法治”“資本主義精神”……如果試著簡略概括，這些亟待我們重新認識的政治生活的“道理”，大體上也可以按其形式分為兩類：其一是確立政治文明優劣短長標準的規範價值；其二是在時間中展開的，“有意義”的歷史事實的發生學敘事。
《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二輯，總第二輯）》關注的，也正是這兩類“話語實踐”在理論和歷史上的展布形態及其知識策略。

本刊特稿
民主還能很好地治理世界嗎？

專題論文
思想與戰略
歐洲文明的“自由空間”與現代中國
——讀施米特《大地的法》剖記
地緣政治戰略與世界帝國的興衰
——從“壯年麥金德”到“老年麥金德”
理論探源
歷史社會學視野下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帝國、政治與哲學
——柏拉圖與修昔底德
體制變遷
人民公社時期村社內部控制與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
——金山村案例（1970-1982年）
中國干部交流機制的歷史演進與運行邏輯
——以1101位省部級領導干部任職經歷為案例
民主與治理
論香港政治發展的範式轉換
再探政治合法性
——以政治信任為視角

主題圓桌
現代國家建設與正當性問題
用更大的尺度和更深的自覺看國家與正當性問題
現代中國的正當性及其世界意義
現代中國國家建設的“時”與“勢”
海權對現代國家的誘惑與文明的反誘惑
作為現實和思想命題的中國道路
全球化、地緣政治與現代中國道路的正當性
當代政治理論視角中的正當性問題
正當性話語與國際秩序
重思“中國與世界”的關繫

書評
“大國”的基礎制度架構：評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

Abstracts

《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二輯，總第二輯）》：
“假如中國被日本組織起來去推翻俄羅斯帝國，並征服它的領土的話，那時就會因為它們將面臨海洋的優勢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陸資源加到一起——這是占有樞紐地位區的俄國人現在還沒有到手的有利條件，構成對世界自由威脅的‘黃禍’。”
1904年1月25日，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了經典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在演講結尾，麥金德根據其理論邏輯做出一個假設性推論。就在這篇論文宣讀大約兩周之後的2月8日，日俄戰爭爆發。這場戰爭不僅是日俄兩國在中國領土上的戰爭，而且是在歐洲列強爭霸背景下，潛在的英美日集團與法俄德集團的戰爭，因此也被看作“第零次世界大戰”。這次戰爭直接推動了全球政治局勢的變化。俄國戰敗加速了俄國1905年革命，而這次革命卻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總演習”，可以說，這次戰爭的失敗加速了俄國革命並推動蘇聯帝國的崛起。日本戰勝無疑加速了軍國主義的崛起，一方面日本作為亞洲人第一次打敗西方人，與不斷在戰敗中割地賠款的中國形成截然對比，這無疑進一步刺激了日本取代中國領導東亞世界建構“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占領朝鮮半島和控制中國東北為後來日本侵華奠定戰略基地。
如果從日俄戰爭帶來的全球影響再來讀麥金德的這段假設性的大膽預測，我們將不能不為其深邃的歷史眼光所折服，甚至時間越久，這段預測越能體現出其歷史洞見。在日俄戰爭之後，蘇聯大陸帝國與日本海洋帝國在20世紀的崛起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命運。就日本而言，日本帝國覆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其究竟是成為大陸帝國還是海洋帝國的內在分裂，今天的日本也依然在大陸與海洋之間搖擺。而中國也隻能在蘇聯大陸帝國與日英美這樣的海洋帝國之間輾轉騰挪尋找“中間地帶”，從早期聯蘇抗美轉向改革開放的聯美抗蘇，而今天又重新轉向聯俄拒美，從而在大陸世界與海洋世界之間尋找空間戰略定位。可以說，這百年來東亞歷史地緣政治的秘密都被麥金德所猜中。隻有日本、中國和俄國結成一體纔能真正對抗西方世界的全球霸權，反過來，西方世界要維持自己對整個世界的支配，就必須想方設法讓日本、中國和俄國處於敵對狀態。今天東亞世界的政治邏輯依然遵循著麥金德的地緣政治邏輯。
麥金德之所以有這樣的洞見，就在於他的政治地理學從地理與政治互動中找到了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內在法則，從而敏銳地意識到全球歷史是大陸與海洋關繫演化的歷史。早期是大陸心髒地帶對邊緣地帶形成壓倒性戰略優勢地位的亞洲時代，而隨著地理大發現變成歐洲海洋民族利用海洋機動性對大陸構成壓倒性優勢的歐洲時代。而在1904年演講開端的20世紀，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亞歐大陸心髒地區、內部邊緣的新月形地區和外部島狀新月形地政治空間的大博弈時代，具體而言，就是德俄占據的大陸地帶與英美國占據的海洋世界通過爭奪“內新月形（邊緣）地區”來爭奪全球支配權、進而建立“單一世界帝國”的時代，而東皿世界的政治格局不過是全球政治格局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將20世紀以來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世界爭奪全球統治權的時代稱為“麥金德時代”。
……

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中國的復興，逐漸呈現為21世紀最重大的文明史事件。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愈發感到，如果不僅滿足於將這一事件視為世界歷史的一段“變奏”，而是要將其隱含的政治文明的典範意義揭示出來，那麼，我們就必須一面緊盯變動的政治生活；一面對描摹政治生活的種種“理論話語”形成真正的反思。
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國政治學不斷吸收外來資源、逐漸形成反思能力的四十年。許多政治學學術概念和理論命題的流行，曾一度標示著這段當代中國政治學史的潮流，更揭示出規範性概念左右現實目光的巨大能量：“民主”“法治”“資本主義精神”……如果試著簡略概括，這些亟待我們重新認識的政治生活的“道理”，大體上也可以按其形式分為兩類：其一是確立政治文明優劣短長標準的規範價值；其二是在時間中展開的，“有意義”的歷史事實的發生學敘事。本期《中國政治學》關注的，也正是這兩類“話語實踐”在理論和歷史上的展布形態及其知識策略。
“二戰”以來，西方政治學曾一度將“選舉民主”樹立為衡量世界各國政體的唯一標準。但今天看來，按照這個“民主”概念展開的政治現實，陷入了深深的窘境——收錄於“本刊特稿”中的劍橋大學約翰·鄧恩（JohnDunn）教授的《民主還能很好地治理世界嗎？》一文，就是以設問的方式，對當代民主問題的一種反思性考察。鄧恩教授對選舉民主困境的分析表明，一度流行於世界各地的民主理念，所遭遇的不隻是實踐層面的挫敗，而且是理論層面的危機。
與“民主”這一曾經強勢的當代概念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一種特定文明的政體類型學之所以有審判世界政治文明的力量，是因為這套類型學的尺度本身就是一種“公理”呢，還是源自“強權”和某種關於“強權”的文明論說呢？“思想與戰略”欄目收錄了兩篇專題論文，劉小楓教授對施米特《大地的法》的繹讀、強世功教授對麥金德地緣政治思想演變的剖析，為我們的反思提供了地緣政治學這一嶄新視角，他們不約而同地將思想的反詰和戰略的評估置入了現代西方文明戰略方案的批評之中。
地緣政治學的視角將我們引向了第三組問題：現代西方政治經濟體繫及其文明道路是如何在歷史敘事中展開並獲得普遍性的？在西方文明大傳統內部，是否還存有“小傳統”和“大傳統”的張力？楊光斌教授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命題的重新檢視，從理論的角度將韋伯的學說視為一種歷史社會學，對資本主義和西方文明史道路的普遍性敘事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任軍鋒教授則分析了“帝國”“政治”和“哲學”在西方大傳統起源處的糾葛，為全面認識西方文明的源與流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理論的反思和檢驗之後，對現實和歷史的“解釋”就成了關鍵。本期《中國政治學》共收錄了五篇與中國政治相關的專題論文，它們都體現出一種鮮明的反思意識和實踐關懷，不少作者從檢討流行概念範式開始，轉而在制度變遷的視野中，自覺地探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治理經驗。仝志輝等對人民公社時期計劃生育執行機制的探討，具體展現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與鄉村社會組織的關繫；李振等對當代中國干部交流體制的歷史和實證分析，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當代中國“選賢舉能”的政治經驗；王衡對香港政治發展範式的研究，強調從“民主”這一片面的政體標準轉向“治理”的必要性；楊端程把經驗研究和理論批評結合起來，從“政治信任”角度對“合法性”概念進行了解析，凸顯出“民心就是最大的合法性”這個中國傳統政治正當性邏輯的理論價值。在“書評”欄目中，劉晗對蘇力教授近著《大國憲制》的評論，更是點出了我們的共同關切：作為超大規模的政治體和漫長歷史傳統的政治文明，“中國”何以能在世界文明史上延續下來？生活在這個政治文明中的中國人的“群居和一”之道，有沒有超出工具價值的典範意義呢？這是亟須我們中國政治學人思考和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