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生命力有賴於時代賦予的全新意義。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文化語境中，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學科與理論建設迎來新的歷史機遇，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正處於新的歷史起點，而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加快推進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學術體繫構建和話語創新。2018年10月26-28日，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第35屆年會暨“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問題與導向”學術研討會在山東曲阜召開。此次會議是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成立40周年的背景和時間節點上召開的。此次會議的召開和本論文集的出版，是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繫列重要講話精神，按照“立足中國、借鋻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和價值體繫所做出的新的努力和嘗試。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學術兼職有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會長、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評委、國家出版基金評委等。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史、傳統思想文化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夏靜，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聘任專家。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副會長。國家出版基金會評專家、國家社科基金藝術類會評專家等。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工作。

李昕揆，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學術兼職：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理事、副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文藝媒介學、媒介美學、馬克思主義文學與文化理論。

第一編 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與文化研究
再談“莎士比亞化”
生產工藝學批判：人工智能挑戰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應對
論“藝術生產”的生產勞動性與非生產勞動性
唯物史觀與當代文學批評

第二編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當代建構
馬克思節選《普羅米修斯》引發的學術爭鳴及其反思
高科技與文學創作的新變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視域下的文學與科技關繫研究
重鑄新時代中國文論主體精神
新時代中國文藝彰顯文化自信的四個維度
對延安文藝講話中文藝批評思想的重新認識
馬克思現代性思想與四十年中國文藝理論
“回到馬克思”與當代性建設
——改革開放40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的存在形態
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現實品格
從“文藝講座”到“前哨”
——從兩種刊物看左聯前期的思想動態
從史詩般的新時代到“中華民族新史詩”
——兼論當代現實主義文藝理論中的三個問題
試論習近平的愛國主義與文藝關繫思想
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形態的彰顯
新時代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的四個維度
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
優秀文藝作品的評判標準
——對“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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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與文化研究

《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問題與導向：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第35屆年會論文集》：
通過必要的理論考察，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的基本認識是：第一，從對社會結構的分析出發，馬克思把人類所生活的社會看成是一個復雜的繫統，這個繫統由人們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構成，而且，這些生活形態之間存在密切、復雜但也是可以從理論上予以把握的重要關聯。第二，“經典表述”簡要而又相對直接地揭示出，人類所生活的社會是不斷運動發展的，而這一發展變化根源於人類社會內部存在的兩大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繫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第三，與其他藝術形式一樣，文學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龐大的上層建築中的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身的特殊規律。這是我們在進行文學研究與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時，必須充分加以認識的。第四，從根本上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社會意識形式，都必須放到特定的社會存在及其發展中來看待，我們最終需要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繫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看待和解釋文學等意識形態及其發展問題。這樣來分析，我們確實可以認同有學者關於唯物史觀總體意向的如是理解：“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在於：要求將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中的一切存在.都放到整個社會結構繫統及其現實關繫中來加以認識和說明，而這個社會結構繫統及其現實關繫，最終是由物質生活的生產這個基礎所決定的。既然如此，那麼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像，無疑都必須放到這種理論視野中來認識和理解。”文學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基本而又重要的社會現像、文化現像，對於它的觀照、審視、闡釋、批評與研究自然也應該如此了。它首要的就是基於一種宏闊而深邃的社會結構理論立場。其實，我們可以把這種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基本路向徑直稱之為“結構分析”模式與方法。
在這種結構分析模式中，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生產活動的文學活動被納入人類社會結構中的社會意識形態繫統，這就明確地確立了文學活動與社會結構、人類的社會生活乃至於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也就讓我們更為明了，文學活動不可能是孤立的，對於它的真正理解不可能從其本身單一地來進行，也不可能從所謂的唯心主義者堅持並津津樂道的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而是必須從唯物史觀出發，把它與整個人類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於經濟生活聯繫起來，從它們的相互關繫中來理解。馬克思在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性研究時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法的關繫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繫，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繫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與法的存在一樣，文學與文學活動也是一種關繫性存在；對於法的關繫的理解需要看待與考察物質的生活關繫以及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繫的總和，同樣的道理，對於文學與文學活動的探討也必須放到它與物質生活的生產這一現實關繫的基礎上來，如是，纔能從根本上、從最深處把握文學與文學活動的特質及其變化發展的推動力量。
論述至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唯物史觀視野下，在對於文學的這種結構分析模式之中是否還內在地蘊含著馬克思的其他重要文學思想以及這種思想所體現出來的根本性的文學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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