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腐敗與反腐敗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國家治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腐敗問題逆紅利研究》利用相關數據從實證角度檢驗腐敗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支持“腐敗有害論”，腐敗對社會公平產生不利影響，反腐敗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反腐敗有利於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本報告對反腐敗影響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研究，將十分有助於澄清、辨析在反腐敗理論上的一些模糊認識和錯誤言論。

在反腐倡廉和反腐敗鬥爭理論建設進程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破除人們對腐敗問題的一些錯誤或模糊認識，從學理上掃除腐敗產生的思想土壤。《腐敗問題逆紅利研究》利用相關數據從實證角度檢驗腐敗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支持“腐敗有害論”，反腐敗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首先，腐敗對經濟增長有著直接影響，經濟體腐敗程度高將導致較低的經濟增長，而經濟體反腐敗努力程度提高則有利於促進其經濟增長。腐敗除了對經濟增長有直接影響外，還通過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和作用機制而給經濟增長帶來間接影響：腐敗程度低有利於促進固定資本投資，也有利於促進研發投資，而經濟體反腐敗努力程度的提高還有利於促進其總資本生成額的提高。
腐敗是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現像，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它是國家制度化程度低的結果。但腐敗並不僅僅是國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表現，腐敗問題實質上與更廣泛的制度或結構有關，腐敗既是政治問題，也是社會問題，自上而下的制度反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營造廉潔的社會風氣以確保反腐敗的成功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於腐敗這一頑疾必須要做到標本兼治，在完善防腐反腐制度的同時，加強官員的道德素質教育，以求從根本上消除腐敗滋生的土壤。

王靈桂，國家高端智庫25家試點單位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
主要學術代表作有：《中國伊斯蘭教史》、《伊斯蘭教在中國》（阿拉伯文版）、《對綜合安全觀的現實思考》；主編有《全球戰略智庫觀察》（“一帶一路”、亞投行、TPP等繫列）、《海絲列國志》、《一帶一路：理論構建與實現路徑》等。

，1972年生，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國際經濟關繫研究室副研究員。著有《“一帶一路”背景下構建我國“走出去”企業社會責任軟實力》、《中國周邊投資環境監測評估研究》；主編（第二主編）《中國周邊貿易環境監測指數報告（2013-2013）》；在《世界經濟與政治》、《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國際貿易問題》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三十餘篇。

引言
一 腐敗之禍猛於虎，反腐敗阻礙經濟發展的論調是謬論
二 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黨風廉潔建設任重道遠
三 加強制度與法律建設，是消除腐敗的根本
四 反腐制度與政策的設計需要考慮腐敗的社會性基礎
五 積極借鋻國內外優秀廉潔建設經驗，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

第一章 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腐敗的影響
一 引言
二 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三 腐敗的社會根源：社會資本的影響
四 腐敗的網絡化結構

第二章 腐敗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 腐敗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
二 腐敗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檢驗
三 腐敗影響經濟增長的渠道機制
（一）腐敗對投資的影響
（二）腐敗對創新的影響
（三）腐敗對外商直接投資、貿易的影響

第三章 腐敗對社會公平和發展的影響
一 腐敗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二 腐敗對就業、減貧的影響
三 腐敗對人力資本的影響

第四章 腐敗與“中等收人陷阱”
一 腐敗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
（一）拉美困境
（二）東亞悖論
二 腐敗對產業結構轉變的影響

第五章 腐敗的治理
一 腐敗治理模式
二 完善法律制度建設，推進腐敗治理
三 社會參與的腐敗治理
四 案例：美國鍍金時代到進步時代的腐敗治理
（一）腐敗高發的原因
（二）腐敗的治理及效果

第六章 結論及啟示
後記

《腐敗問題逆紅利研究》：
（二）腐敗對創新的影響
為了實現利潤，企業都期望通過引進新產品、服務或技術來獲得市場競爭優勢，這使得企業持續地進行創新，從而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在腐敗嚴重的環境中，企業家可能更致力於謀求稀缺的許可證和優惠的市場準入條件，而非生產率的提高。因此，腐敗增加了非生產性尋租活動的回報，普遍存在的腐敗會扭曲資源配置，特別是腐敗影響了企業家纔能稟賦的配置。在腐敗水平較高的環境中，既得利益者通常會反對競爭者采納新技術，因為他們將競爭者采納新技術的行為視為對他們特權地位的一種威脅和挑戰，這使得他們竭力推行其掌控的舊技術，而刻意壓制競爭者采納的新技術。當企業家纔能稟賦配置到尋租行為時，企業家纔能回報則通過財富轉移而非財富創造實現利益最大化，腐敗形成了事實上的進入壁壘，從而破壞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打擊企業家精神。
腐敗通常伴隨著的不確定性和隱蔽性會增加企業投資的風險，破壞私有投資的積極性，腐敗是對生產部門利潤征收的一種稅收，對利潤進行征稅阻礙了那些需要初始固定投資的新產品或技術的開發。鮑諾（Paunov）利用48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企業層面的數據，檢驗使用質量證書和專利強度大的行業受腐敗的影響是否更大，研究結果發現腐敗降低了這些行業的企業獲得質量認證的可能性；腐敗對小型企業影響顯著，但對外國企業和國有企業沒有任何影響；腐敗雖然沒有減少專利，但它降低了對創新的設備投資；腐敗不僅會導致管理層在投資時更加謹慎並減少投資，還增加了企業對管理層行為的監督難度，從而增加了管理層進行無效率投資的機會。因此，腐敗增加了創新的風險，降低了企業創新活動的投資回報，這會進一步降低企業家創新行為的激勵水平，強化低效企業致力於腐敗活動的動機。
建立在賄賂等腐敗活動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和政府庇護並不必然將相關資源和庇護配置到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願意支付最高額度的企業並不必然為致力於創新的企業，而是最成功的尋租者。建立在賄賂等腐敗活動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增加了企業創新的成本負擔，有可能將致力於創新的企業排斥在關鍵資源配置的對像之外，而使得致力於非生產性活動的企業掌握豐富的資源（即“贏者的詛咒”，winner's curse），極大地扭曲了資源配置的路徑，妨礙了企業創新活動。李後建和張劍實證檢驗賄賂等腐敗活動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繫，結果發現賄賂等腐敗活動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一種倒U形的曲線關繫，即一定程度的腐敗促進了企業的創新，但更高程度的腐敗會阻礙企業的創新。一定程度的腐敗是企業尋求一種替代性保護機制的成本，其目的在於減少市場機制不完善對企業創新造成的負面衝擊；但隨著腐敗水平從低分位點向高分位點的逐漸升高，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促進效應逐漸弱化，腐敗活動最終會對企業創新產生抑制效應，且抑制效應會逐漸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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