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四十年代自由主義文學研究》試圖將自由主義文學放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考察它在40年代所面臨的壓力與挑戰，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它如何進行自我定位，如何調整作家、文學與社會、時代乃至國族之間的關繫。
《四十年代自由主義文學研究》試圖超出文學與對立的觀點，用歷史的、審美的立場釐清40年代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思想與政治理想，辨析自由主義文學與左翼文學等之間的復雜關繫，揭示40年代自由主義文學的繁復性。

王俊（1977-），文學博士，寶雞文理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中山大學學報》《江漢論壇》等刊物發表論文數篇。

引言

第一章 壓力與挑戰
第一節 20世紀40年代的現實政治
第二節 文學的統制
第三節 文學的位置

第二章 國統區：“舊調”與“新聲”
第一節 發現文學的“弊”與“病”
第二節 自由主義文學運動的重造
第三節 向遠景凝眸：20世紀40年代的瀋從文

第三章 淪陷區：在“言”與“不言”間
第一節 在夾縫中生存的自由主義文學
第二節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與時間的荒野
第三節 錢鍾書：憂憤之書與潛在寫作

第四章 左翼的異端：有“問題”的個人主義
第一節 闡述“遺產”與重塑“傳統”
第二節 “正統”與“逆流”
第三節 “政治家”與“藝術家”

第五章 命運抉擇：自由主義與中間路線
第一節 文人議政與“自由”的政治
第二節 作家的“變”與“不變”
第三節 重構文學自由主義的理念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四十年代自由主義文學研究》：
一國民黨的文藝政策
除了積極推行帶有復古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民族本位文化之外，國民黨還加強了在文化出版與文藝創作方面的統制。1938年成立的中央與地方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目的是“適應戰時需要，齊一國民思想”①。“齊一國民思想”說明它的真正目的還是要加強戰時的思想統制。通過對圖書雜志的嚴格審查，實際上也加強了對文學藝術的掌控。無論是自由主義作家瀋從文，還是左翼作家胡風，他們的作品都遭到過嚴格的“審查”。除了設立專門的機構加強統制外，國民黨的文化部門還試圖推行所謂的“文藝政策”，企圖對戰時的文學創作進行規約與掌控。
國民黨在中宣部下面成立了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由張道藩出任主任委員。不久，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支持下的《文化先鋒》和《文藝先鋒》先後創刊。一場關於“文藝政策”的討論也在這兩份刊物上展開。
張道藩在《文化先鋒》的創刊號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在這篇文章中，他較為繫統地提出了建設三民主義文藝的設想。張氏認為，在當下，文藝應當與抗戰建國發生密切的關聯。也就是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用文學來宣揚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教義。從對像來說，“三民主義是圖全國人民的生存，所以我們的文藝要以全民為對像”。以全體人民為對像，就意味著要跨越階級。張道藩以三民主義文藝的全民性來否定左翼文學的階級性。他強調作家不僅要堅持以“仁愛為民生的重心”，還要將三民主義與國族至上聯繫起來。這意味著，在抗戰時期，文學宣傳三民主義就是宣傳國族至上的理念，同時也要文學服從國族至上的最高原則。
張道藩的“文藝政策”主要包括“六不”與“五要”。“六不”有“不專寫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不帶悲觀色彩”“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不寫無意義的作品”“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不正確的意識主要包括落伍意識、極“左”傾和極右傾意識三種。這樣的文學作品似乎更多的要以歌頌為主，以表現正面為主。隨後，張氏又強調文藝應該表現“我們的民族意識”，具體為所謂的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實際上也是作品的內容。“五要”主要是“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藝”“要為最痛苦的平民而寫作”“要以民族的立場而寫作”“要從理智裡產作品”“要用現實的形式”。張道藩的這份“文藝政策”顯得有些自相矛盾。“六不”中強調了不觸動階級仇恨，“五要”中又強調要關注大眾的疾苦，寫到大眾的疾苦肯定會涉及社會生活的黑暗，這顯然與前面已經強調的不專寫黑暗有抵觸。甚至他還主張要寫大地主、大資本家，不是為了表現他們的奢華生活，而是寫這些人如何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他們如何意識到自我的罪責，主動為農工階層謀求利益。就是將一個剝削者的形像轉化成一個散發仁愛光輝的慈善者的形像，將階級鬥爭視野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繫轉化成相互協作、互助互惠的其樂融融的關繫。換言之，就是用國民黨所提倡的傳統的倫理道德來化解階級矛盾，並以文學創作的形式表現出來。
……

這是一本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20世紀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著作。
自由主義文學，是現代中國介於左右兩極社會力量中間的一種特殊的文學思潮。從屬於這一思潮的作家一般都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專注於中國反封建的國民性改造，探討人性的主題，反映自然人性的優美和鄉村民風的淳樸，而在文學批評中又大力提倡寬容的精神。它的最大成就，其實是許多作家在創作中以藝術化的人生態度，閑適的心態、豐富的情趣、博學的知識，在任性閑話的語調裡記錄下雋永的人生況味，而又能以開放的氣度吸收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熔鑄成各自不同的創作風格，甚至創造出了文體之美。
人們不難從中理解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為什麼經常引起爭議了。它從五四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中分化出來，繼承五四文學的反封建傳統，卻要在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激烈鬥爭中超然於現實政治之外，所屬的作家大多執意捍衛個人的尊嚴與自由，崇尚文學的美，反對政治對文學的干涉，這就使他們在革命時代常常身不由己地陷入、有時也主動地挑起文學與政治的爭論。左翼陣營因此要批評他們遠離時代的鬥爭，而國民黨當局又對他們就現實的政治黑暗所做的批判多有忌恨，看不順眼。他們就這樣夾在兩大政治力量的中間，作為中間派的文學左右為難，卻又始終不肯放棄文學的理想。
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這種堅守，折射出了現代一部分知識分子不諳世事的天真，同時也彰顯出他們忠於自己文學理想的單純。這些作家，許多經歷了時代浪潮的洗禮，依據他們內心的純真信仰和對歷史大勢的認識，思想發生了變化，最終彙入了人民文藝的大潮，為新中國的文藝發展和美學建設做出了貢獻。
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復雜性，復雜在糾纏進了特定時代這種文學與政治的關繫。革命時代不同的社會力量向文學要求什麼，這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文學觀念的衝突和對文學作品評價發生歧義的一個根本原因。矛盾的焦點，是你要文學的美，還是要文學的武器？從理論上把這兩者統一起來好像並不困難，因為我們在總結了經驗教訓後特別強調作家要遵循藝術創作規律，同時又要有為人民服務的自覺。可是事實上，由於受不同政治立場的制約，在社會革命時期要在這樣的觀念上達成共識依然是困難重重的，甚至可以說不可能存在達成廣泛共識、普通認可的文學觀念。而在創作實踐中情況更為復雜，因為哪怕認可同一文學理念的作家，一旦要把理念落到實處，他們依然會產生認識的差異，造成在生活和藝術關繫理解上的個性化傾向，仍有可能發生衝突和爭論。這些衝突在許多時候，特別是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面臨往何處去的關鍵時刻，都是圍繞重大的政治問題發生的，因為它所涉及的文學與政治的關繫在那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任何一種觀點都可能引起不同階級的強烈反應。這種情況，對當時的作家和文藝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對今天的研究者也構成了重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