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讀一】
……
當親人和朋友為他們所愛的人而感到悲傷時，他們也在為病人的生活，以及病人在親人生活中的意義而悲傷。當醫生們因病人的死亡而遭受突如其來的打擊時，通常還有另外一些原因。確實，這可能是因為逝者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兄弟，但其實更可能的原因在於，生活沒有遵循我們所習慣的規則，這些規則可能模糊不清，可能沒有清晰的邏輯結構，但這些規則維繫著我們搖搖欲墜的世界觀。然而，病人的死亡提醒我們，我們真正能掌控的東西鳳毛麟角。
有這樣一位病人，他從摩托車上摔了下來，重重地摔在路上。事故原因是一隻狐狸橫穿馬路，他為了躲開這隻狐狸突然轉向。他進入了搶救室，享受到了現代大型創傷治療中心所能提供的一切治療。我們嘗試了一切方法，但仍然沒有將他搶救回來。當我站在他的床邊，確認他的死亡時，感覺自己如同遭到了伏擊一般。我被數十年重癥監護醫療的進步成果包圍著，而這個男人卻死在了我面前的床上，僅僅因為一隻狐狸穿過馬路。這看起來很荒謬，很沒有意義。我仔細聽著，但是沒有心音，我隻能低聲向他說了聲抱歉：“很抱歉，我們沒能救下你。”
從我接受醫學訓練開始，到目前為止，我在訓練中照顧過的大部分病人都是嚴重創傷的患者。許多病人需要在他們的治療過程中將氣管切開，在脖子前面打一個洞，把一根管子插入氣管。重癥監護會遇到不同類型的病人，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他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纔能脫離呼吸機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氣管切開使我們能夠喚醒病人，而不必保留經病人口腔進入氣管的那根管子。
當我們決定取出插入病人體內的氣管時，我們稱為撥管。這個詞的本義是拿走了某樣東西，但是撥除氣管的那一天，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對重癥監護病房的工作來說，“撥管日”意味著要把一些東西交還給你：往前走，自己呼吸，擴張你的肺，感覺空氣以它原本的方式進入你體內；感受你的呼吸流過聲帶，記起你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聲音。這是一種希望的湧動。
……
某一天，你會體會到把人工氣管撥出來的感覺。
有一位年輕人在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交通事故，那時她還是大學一年級的新生。如今，她已經從這次嚴重的創傷中緩慢恢復了很長時間，理療師告訴我，她覺得今天病人已經做好了撥除插管的準備。病人先是通過語音閥（Speaking Valve）開始說話，我們聽到了她的聲音。剛開始說話的時候很難，發出的聲音刺耳且無力，與其說是說話的聲音，不如說是空氣的聲音。但無論如何，這位病人恢復了自己的聲音，她說的第一句話是“謝謝”。她感謝了理療師，並對所有人都表示了感謝。
然後，我們把插管撥了出來，突然感覺可以談論未來了。那一刻，你覺得之前的努力成功了。它允許你去感受某種希望，它讓你覺得自己真正地滿足了病人的期待。坐在椅子上，女孩變得充滿希望。朋友們來看她，他們看起來很自在，好像又知道如何與她相處了。我笑著對其他工作人員說：“你們看到了嗎？我們把這些異物拿掉了，她看上去簡直太棒了。”撥管的日子就像這樣，簡直算得上一種慶祝的活動。
這位女孩一周後去世了。這是一次意外的死亡，與氣管切開術或撥管無關。我難以置信地站在那裡。在工作中，我其實很少處於懷疑的情緒之中。事情可能令人悲傷，但我隻能相信這件事真的發生了。我確認了她的死亡，並寫在了筆記本上：
死亡時間已經確定。
一路走好。
然後，我繞著病房走了一圈，最後走進了護士長辦公室，告訴她，我需要坐一會兒。其餘的初級醫生都輪崗到了新的崗位，我幾乎不認識新的團隊成員。不過護士們還是老熟人，所以我溜進她們的辦公室，坐在靠窗的工位上。沒有人問我為什麼坐在那裡，因為她們已經知道了情況。護士長站起來給了我一個擁抱，這是多年來我第一次在工作時哭泣。我在她懷裡哭了一分鐘，哭得忘乎所以。
我哭是因為病人本應該沒事，是因為我的內心在尖叫：“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已經取出了插入的氣管，她應該會恢復健康的。
這就是目前我所認為的悲傷來襲的最常見方式：一種意想不到的伏擊。我在疾病和重癥監護的世界裡度過了大部分時間, 就在我有足夠的勇氣相信自己可能已經適應，甚至已經開始感到坦然的時候，這種襲擊突如其來。
【試讀二】
有一次，全天的所有工作都進行得順順當當，馬上就要完成了。安安靜靜的時光並不會讓人覺得無聊，踫到這種時候，你可以在晚上溜出去，到咖啡店買杯熱巧克力。不過，這一次，就在我付錢的時候，實時呼叫機響了。我確認接收這位轉診病人，在我放下電話之前，轉診的醫生匆忙補充了一句：“隻是給你提個醒：他的妻子脾氣可不小。”
我嘆了口氣，但至少我喝了杯熱巧克力。
當我回到醫院時，外科主治醫師回述了病人的糖尿病、多發性糖尿病足潰瘍和高血壓病史。現在，病人的腿需要截肢，他已經出現了敗血癥，情況緊急，但他拒絕手術。如果病人接受手術，手術後可能會很不舒服，所以治療小組問我們，是否可以在術後對病人進行重癥監護。
我喝下了最後一口熱巧克力，注意到病區裡一位初級醫生看上去好像很開心，好像可能會有一場好玩的熱鬧可看。“你要進去看看他們嗎？”他揚起眉毛，把頭轉向病房中的病人。然後他對我笑了笑，說：“我要在這裡等著，看看你從病房走出來的時候臉上的表情。”似乎每個工作人員都和那個生氣的妻子打過交道了。
“好的，”我堅決地說，“我要進去看看，盡量不讓自己生氣。”
病人叫戴維（David），70 多歲，倚在床上。他的妻子坐在床邊的軟墊椅上，面帶愁容，和她的丈夫面對著同一個方向，床邊空間有限，沒法把椅子轉到另一個方向。我拉上病床周圍的圍簾，繞過他們的病床，溜進了床和窗戶之間狹窄的過道。我依次向他們兩人作了自我介紹，然後開始了我的“破冰之旅”，很慶幸那天沒有其他工作的壓力。戴維給我講了入院前幾周大概的病史和癥狀，還向我解釋說，他的妻子一直在照顧他。然後我把談話引向了截肢的治療計劃，以及他是否可以接受手術後進入重癥監護病房。他重申，他一開始就不同意做手術。
我不知道你是否會感到驚訝，但是我必須承認，血液和內髒的手術幾乎不會讓我感到困擾，但從心理上來說，當我想到自己的一條腿會被切除，然後被扔進醫療廢物箱時，難免會有些痛心。完全可以理解，任何人都很難做出這種選擇；而且，可以理解的是，對戴維來說，他可能很少考慮這是一種斷腿求生的措施，而是會將其注意力放在如何應付之後的生活，那就是，隻有一條腿的生活。
他的妻子經常翻白眼。我試著與她進行積極的眼神交流，同時讓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戴維身上。當我說話時，她對我發出噓聲，最後打斷我，告訴我醫生們做過的許多粗心的事情。她很清楚地告訴我，在她看來，醫生都是一樣的，沒有人能正確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我聽著，提醒自己不要生氣，現在還不是上鉤的時候。
所以我的初步判斷是，確實，他的妻子脾氣很大。另外，戴維似乎也心事重重。
我繼續給戴維做著檢查，他也繼續毫無條理地談論各種問題，比如弔具和護理，以及他們的兒子現在住得太遠，無法回來幫忙。我幾乎完全失去了談話的思路，這時我聽到了一句讓我怔住的話：“……我妻子也可能不會再來了，是嗎？”
“是的，”他的妻子堅定地回答，“我隻能在自己去世之前待在這裡照顧你。”
我停下來，抬頭看著他的妻子，然後試探性地問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妻子的回答仍然帶著輕蔑和鄙夷的語氣。簡言之，她被診斷出了晚期癌癥，而她的預後存活年限還不到一年。
我看著那個憤怒的女人，感到我的下一次呼吸中充滿了這對夫婦不得不面對的殘忍和悲傷。我不僅與一位病人站在一起，他面臨的決定將永遠改變他在這個世界的生存方式，而且還與一對即將失去彼此的夫婦站在一起，和一個正在與自己的疾病做鬥爭的女人站在一起，她知道自己將不得不離開她的丈夫，並因此而感到憤怒。
當我走進房間的時候，我對病人妻子的暴脾氣既擔心又害怕；但當我離開病房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害怕她的行為，我甚至不能譴責這些憤怒。
在不得不服從某些安排的情境下，也許正如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在他的詩歌《憤怒》中所寫的那樣：“觸景生情的憤怒，可能是一種恩惠。”如果說，我對其他的醫生有什麼建議的話，我想可能是這樣的：有時候，他們應該留存一些讓自己去咆哮的精力，一點點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