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作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慈善事業日益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慈善發展勢頭強勁，捐贈額和基金會數量屢創新高，公益行動、志願者、非政府組織、微慈善、網絡慈善……各種新生事物如雨後春草，正在改變中國社會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大愛中國的巨大能量。2015年，國務院出臺《關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3月，《慈善法》審議通過，中國慈善事業駛上了快車道。由於種種原因，制度法規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動不規範、慈善氛圍不濃厚，影響了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發的紅十字會信任危機，迅速殃及整個慈善事業。一次惡性事件，竟然撼動百年紅會基業，讓其信譽跌到谷底，也折射出當前慈善發展的尷尬局面：一邊是迅速增長的慈善組織數量與善款數額，一邊是脆弱的資金鏈條和社會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賴於全社會慈善意識的增強和慈善文化的培育。***同志指出：“要廣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揚慈善精神、宣傳慈善典型，激發社會各界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在全社會形成人人心懷慈善、人人參與慈善的濃厚氛圍，共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應有貢獻。”①在汲取傳統精華、借鋻海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塑造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國當前慈善公益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儒釋道均強調慈善，各種典籍中相關記載更是汗牛充棟。《周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說：“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佛教講：“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太上感應篇》講：“積德累功，慈心於物。”《了凡四訓》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這些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深深扎根於民眾生活之中的主流價值。慈善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除關注慈善思想外，應該將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組織及慈善家群體之中。
回顧歷史，人們經常會陷入矛盾之中：對於先賢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數家珍，贊譽有加；但對組織運作及具體實踐則語焉不詳，諸多貶斥。對於傳統慈善，這一點體現的格外明顯。中國*早的慈善組織是什麼？各種社會保障政策施行情況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納入慈善事業範疇？養濟院、育嬰堂、同善堂、清節堂都是哪些名堂？傳統慈善對當下有何借鋻之處？這些問題，慈善實務界和學術界很多人都說不清楚。對於中國傳統慈善，很長時間充斥著深深的偏見與誤解。十多年前，《中國大百科全書》“慈善事業”詞條，認為慈善“帶有濃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為了做好事求善報……它隻是對少數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救濟……它的社會效果存有爭議。”這種表述在很長時間代表了輿論與學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會發現，這種觀點晚清時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將仁慈列為中國人的“美德”，又認為中國人“缺乏同情心”。他寫道：“讓現實的慈善活動變成一種本能，無論是否有確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機會去做善事，這樣的心理在中國人中間幾乎是完全看不到的。這的確不能說是人類的進步。”“任何一個有腦子的中國人都會意識到，為減輕災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勞無益的，無論是個人的善舉還是政府的干預。”他不無自豪地提出，中國人應該學西方，“必須經歷西方國家所經歷過的那個過程，這個過程使仁慈成為生活中一個固有的組成部分”。

黃永昌，1982年生，湖北麻城人，2010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供職於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副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中心武當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武當文化、慈善文化，先後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湖北省社會科學基金在內的課題10餘項。著有《傳統慈善組織與社會發展：以明清湖北為中心》，在《史學月刊》《近代史學刊》等發表論文30餘篇。

緒論
第一章 何以生江南：清代義葬的淵源與背景
第一節 傳統義葬思想與實踐
第二節 清代江南的環境與社會
第三節 禮俗之間：清代江南的喪葬弊俗
第四節 江南的喪葬問題與社會應對

第二章 時空脈絡：清代江南義葬的發展軌跡
第一節 清代江南義葬階段特征
第二節 蘇南義葬的發展
第三節 浙西義葬的發展
第四節 江南鄉鎮義葬發展

第三章 清代江南義葬的形態功能
第一節 捐設義塚與保墓護茔
第二節 整頓停棺不葬與施棺助葬善舉
第三節 尸骸問題與掩骼埋黹善舉
第四節 善後之政：災荒與戰亂中的義葬
第五節 安撫羈旅：客寓商旅的義葬善舉

第四章 善的體繫：傳統慈善事業的諸面向
第一節 義葬的思想文化根源
第二節 清代江南善人群體與慈善網絡
第三節 善舉與政教：義葬的政治文化內涵
第四節 清代慈善發展的困境與應對

第五章 國家與社會：明清社會變遷中的義葬善舉
第一節 明清社會變遷與儒家困境
第二節 從義葬看明清國家與社會
第三節 慈善與法律之間：以尸場報驗善舉為中心
第四節 清代江南義葬的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清代江南義葬與地方社會》：
四 常州府
順治初，因明制，常州共轄五縣。雍正二年（1724），析武進置陽湖，無錫置金匱，宜興置荊溪。一府之中，有3處兩縣同城者，全國僅蘇常兩地。此後，常州政區相對穩定。共領8縣即武進、陽湖、無錫、金匱、江陰、宜興、荊溪、靖江。其中，靖江縣在江北，與江陰隔江相望，今屬泰州。該地雖屬吳語區，經濟文化與江南差異較大，相關史料也較缺乏，此處從略。
明清以來，常州社會經濟繁榮，文教水平與蘇松不遑多讓，在慈善方面也很發達。常州是善會善堂的發源地，東林黨人錢一本（字啟新）、顧憲成（號涇陽）、高攀龍（世稱景逸珍（號本孺）等在武進、無錫等地創辦同善會，是傳統慈善的標志性事件。萬歷三十二年（1604）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纔（“東林八君子”）等人，在老家無錫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叱咤風雨的“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東林黨不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扮演重要角色，也直接主導了同善會的創建和經營。康熙《常州府志》記載：“同善會之舉始自明，武進錢啟新，無錫顧涇陽、高景逸、劉本儒諸先生踵行之者，歲歲不絕。而丁彥超、堵濂生兩先生復為除夕一會，亦本此意行之。”①
明清易代，常州慈善發展經歷較長沉寂期。康乾時期，常州府出現多處善會善堂，多是育嬰堂、養濟院等，義葬類相對較少。最早的當推宜興樂善堂，由邑人曹亮武倡捐施棺多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為育嬰堂。②自乾隆中期到道光時期近百年間，常州慈善發展迅猛。從地域上看，府城武進、陽湖的善會善堂達60餘處，義葬相關者40餘處，嘉道時期形成了以武進存仁堂、陽湖同仁堂為核心的，遍及城鄉的“報驗網絡”，專辦各地報驗收埋水陸路斃浮尸事宜，武進鄉鎮善堂就多達30餘處。宜興、荊溪地方有各類堂局多達70處以上，義葬類數十處，廣泛分布於城鄉間。這在江南都是不多見的。江陰、無錫與金匱三縣則相對遜色，但為數亦不少。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進鄉紳張百齡集資在懷南鄉創建懷仁堂，主辦貧民棺殮、義塾等，這是常州最早的義葬類善堂。最具指標意義的無疑是武進存仁堂。該堂創辦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開始時依然是以賑濟無告為主，此後逐漸兼辦施棺、報驗等義葬善舉。①嘉慶六年（1801），紳士劉煊等主持創建了陽湖同仁堂；每年集捐制棺，收埋路尸及施給貧民不能殮埋者。存仁堂和同仁堂成立後，迅速成為當地善堂的核心，為城鄉競相效仿。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憲等在奔牛鎮創辦安西鄉同仁堂，辦理施送棺木。
嘉道時期是常州義葬發展的一個高潮時期。嘉慶二年（1797），無錫人秦震鈞等在金匱城隍廟東倡建同仁堂，舉辦施藥、施棺、施棉胎事務，另附棲流所三處，義塚九處。②由於水陸路斃浮尸無親屬認領者，往往累及地主地鄰，該堂還規定，無論浮尸路斃有無傷痕，均由善堂報驗殮埋，不傳地主地鄰。這就是有名的“錫金成例”③。嘉慶十二年（1807），新陽天區三圖尚書裡創辦敦善堂，收埋暴露、報驗路斃兼施衣藥棺木。嘉慶十六年（1811），武進、陽湖官紳趙翼、劉弼全等，主張仿照錫金成例，辦理報驗，武進地方以存仁堂為總局，陽湖以同仁堂為總局，由兩知縣給發蓋印聯單，交堂董報驗，通詳院司立案。臬憲每年發給堂董護照，載明有傷報驗、無傷由堂董驗明殮埋。其中存仁堂由堂董劉弼全負責，同仁堂歸堂董張利貞、董敏善負責。由於經費不敷，兩堂隻舉辦近城五裡以內報驗事務，不及遠鄉。推行幾年後，效果顯著。
……

慈善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作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慈善事業日益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慈善發展勢頭強勁，捐贈額和基金會數量屢創新高，公益行動、志願者、非政府組織、微慈善、網絡慈善……各種新生事物如雨後春草，正在改變中國社會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大愛中國的巨大能量。2015年，國務院出臺《關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3月，《慈善法》審議通過，中國慈善事業駛上了快車道。由於種種原因，制度法規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動不規範、慈善氛圍不濃厚，影響了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發的紅十字會信任危機，迅速殃及整個慈善事業。一次惡性事件，竟然撼動百年紅會基業，讓其信譽跌到谷底，也折射出當前慈善發展的尷尬局面：一邊是迅速增長的慈善組織數量與善款數額，一邊是脆弱的資金鏈條和社會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賴於全社會慈善意識的增強和慈善文化的培育。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廣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揚慈善精神、宣傳慈善典型，激發社會各界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在全社會形成人人心懷慈善、人人參與慈善的濃厚氛圍，共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應有貢獻。”①在汲取傳統精華、借鋻海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塑造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國當前慈善公益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儒釋道均強調慈善，各種典籍中相關記載更是汗牛充棟。《周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說：“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佛教講：“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太上感應篇》講：“積德累功，慈心於物。”《了凡四訓》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這些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深深扎根於民眾生活之中的主流價值。慈善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除關注慈善思想外，應該將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組織及慈善家群體之中。
回顧歷史，人們經常會陷入矛盾之中：對於先賢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數家珍，贊譽有加；但對組織運作及具體實踐則語焉不詳，諸多貶斥。對於傳統慈善，這一點體現的格外明顯。中國最早的慈善組織是什麼？各種社會保障政策施行情況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納入慈善事業範疇？養濟院、育嬰堂、同善堂、清節堂都是哪些名堂？傳統慈善對當下有何借鋻之處？這些問題，慈善實務界和學術界很多人都說不清楚。對於中國傳統慈善，很長時間充斥著深深的偏見與誤解。十多年前，《中國大百科全書》“慈善事業”詞條，認為慈善“帶有濃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為了做好事求善報……它隻是對少數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救濟……它的社會效果存有爭議。”這種表述在很長時間代表了輿論與學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會發現，這種觀點晚清時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將仁慈列為中國人的“美德”，又認為中國人“缺乏同情心”。他寫道：“讓現實的慈善活動變成一種本能，無論是否有確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機會去做善事，這樣的心理在中國人中間幾乎是完全看不到的。這的確不能說是人類的進步。”“任何一個有腦子的中國人都會意識到，為減輕災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勞無益的，無論是個人的善舉還是政府的干預。”他不無自豪地提出，中國人應該學西方，“必須經歷西方國家所經歷過的那個過程，這個過程使仁慈成為生活中一個固有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