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功利思想研究》采取了傳統的學案體進行編撰，即以功利學者人物的思想為脈絡，對兩宋功利思想進行梳理和闡發，以此顯示兩宋功利思想的基本面貌。
兩宋功利思想歷經北宋前期的準備階段、北宋中後期的興盛階段和南宋的集大成階段，繼承了戰國荀子以來的事功傳統，形成了與性理之學相對立的現實主義的儒家範式。

王浦劬，男，江蘇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位分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聯合主任。兼任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政治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學校政治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首批領軍人纔。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當代中國政治與治理。編寫出版《政治學基礎》《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與策論》《新時代的政治與治政》等。

趙滕，男，遼寧人。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本科、碩士、博士均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學士學位、經濟學專業學士學位，中共黨史專業碩士學位及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學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博士後。有金融、行政工作經歷，持有法律職業資格證書、注會專業階段合格證。學術方向：政治哲學、思想史。在《文史哲》《學術界》《河南社會科學》《中州學刊》等刊物發表文章多篇。

利益政治研究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

緒論
一 兩宋功利思想的地位和研究價值
二 兩宋功利思想的發展線索
三 兩宋功利政治哲學的基本特點
四 兩宋功利思想的理論基礎
五 關於本書的體例

上篇 北宋前中期
儒家的復興
李覯的功利思想
一 樸素的唯物主義傾向
二 正視功利的倫理觀
三 以功利為視角解釋政治與道德的“易”論
四 以功利為導向的治理原則
王安石的功利思想
一 樸素的唯物主義——道不離器
二 經世的利益思想——義不離利
三 王道與霸道的問題
四 新政的改革措施
永嘉學派的先聲——王開祖的功利思想
一 道德之樂
二 善惡混之性與心統性情
三 折中的王霸論
四 事功導向的治理主張

中篇 北宋後期
“永嘉九先生”與其代表周、許、大劉、小劉
周行己的事功思想
一 “道不離器”的思想
二 性善論與相對的善惡
三 “道”、“理”的去價值化與朱熹的批評
四 “理”不離“事”
許景衡的功利思想
一道德與功利之間的兩難
二 實用中相互轉化的利、害思想
三 實踐、經驗中的“理”
劉安節 的事功思想
一 尊重客觀事物的規律性
二 發展的人性論與功利的教化
三 劉安節 的政治思想
劉安上的事功思想
一道理不離事物
二 重視下情與民利為先
三 用人以實、以長

下篇 南宋
南宋永嘉學派與永康學派諸君子
鄭伯熊的事功思想
一 德與法並用的治國理念
二 朱熹與鄭伯熊關於“輕刑”問題的討論
三 鄭伯熊的利益與理財思想
薛季宣的功利思想
一“道無本末”論
二 利與害相輔相成的思想
三 薛季宣的政治思想
四 薛季宣與朱熹的交流
葉適的功利思想
一 樸素的唯物主義傾向
二 道德相對主義的傾向
三 注重“實德”的王霸統一論
四 葉適的治理思想
陳傅良的事功思想
一 義不離利且義高於利的倫理思想
二 務實的政治思想
三 評點“義利王霸之辯”
陳亮的“義利王霸之辯”
一 二面向”的唯物觀點
二 二面向”下尚義的功利思想之特色
三 “義利王霸之辯”
四 陳亮的政治思想

結語
參考文獻

《兩宋功利思想研究》：
李覯在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以及相關人性論基礎上論述的現實功利思想，體現在其關於治理天下與經濟政策的很多論述中：
第一，李覯將帝王後官的秩序也視為重要的政治利益，以此暗示統治者，其自身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應該成為符合禮的規範，即具有公共利益的特征。“今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況乎後妃……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哪怕是僅有幾口人的老百姓的家庭，也會因為婦人而傾家蕩產，更何況後妃呢？李覯顯然是女禍論的支持者。他認為，婦女的天性是不理性的，所以對大多數皇帝而言，後妃經常會干擾正常的政治秩序。為了杜絕後官亂政的惡果，李覯認為應當采取的措施有二：第一，請大臣介入後宮事務的管理與建議。他例舉了西漢初年，漢高祖原配呂後殘酷迫害戚夫人的故事，主張統治者應當依靠大臣的力量來管理和制衡後宮，以防患於未然。顯然，漢高祖後宮一大勢力是呂後以及其子太子（後來的漢惠帝）劉盈；另一個是其寵妃戚夫人及其子劉如意。在立嗣問題上，漢高祖顯然優柔寡斷，既沒有下定決心廢除太子立劉如意，也沒有授權大臣以有效制約呂後的權力。等到高祖死後，呂後便掌握了最高大權，一方面殘酷殺害戚夫人母子，另一方面也樹立後族的權威，大封呂姓諸王（這直接違背了高祖生前訂立的“非劉姓不得為王”的規矩），為日後漢朝統治者的內亂埋下了伏筆。顯然，李覯此論不一定專指後妃，還包括後妃代表的外戚、皇帝身邊的宦官、佞臣等腐朽勢力。他主張的借助外朝大臣的力量來制衡宮中事務，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此外，李覯還主張以公共利益為核心的“禮”來規範後宮等事務，即“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故無德以色親，……謂邪色之乘陽也”。“禮”的要求，就是對後妃的選撥，要以德為先，若無有道德品質的後妃，則寧缺毋濫。
第二，基於其公共利益為先的“禮”論，李覯提出了近於公共財政的理念，這種理念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自秦建立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制度以來，皇帝富有四海，其自身的財富與天下的財富不分，換言之，天下不過是皇帝的私產。而中國傳統專制政治體制之下，經常的情況是，以皇帝為代表的封建統治者濫用國家財產滿足自身驕奢淫逸需求。針對這種弊端，李覯認為“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況於貢賦之人，何彼我之雲哉？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故雖天子器用，……屬於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皇帝作為天下的統治者，是不分公產與私產的，如果說天下都是皇帝的私產，那就意味著公共利益毀滅。所以，既然君主富有天下，同時又不能將天下的財產都歸於皇帝一人，那就應該強調皇帝的財產也是一種公共財產，不能有“彼我”之分。這樣一來，即便是天子自身的用度開銷，也要列入國家財政。李覯的這些思想，實質上是強調兩個問題：第一，皇帝作為天下的統治者，其個人財產就是公共財產，不允許有其“私產”存在；第二，既然皇帝的財富都是公共財產，那麼其花銷用度也必須被有效制約、管理，不能濫用濫支。
作為表率的皇帝自身財產的使用得到規範之後，接下來，就是經理天下的公共財富。李覯認為財用是國家的根本，理財是國家治理的必要內容，反對“正統”儒生們空談誤國的論調：“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洪範一食二貨；孑L子足食足兵）……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所謂富國者，非日巧籌算，析毫末，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強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