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為核心內容的“協商民主”制度創新和實踐活動成績顯著，它不僅為黨和政府找到了一條治國理政的新途徑，而且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論建設和實踐水平推進到了一個從來沒有的高度。
《中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參與研究》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為指導，討論了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條件，分析了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各類成果的內容、表現形式、應用程序和適用性，構建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各類形式的選擇模型，探討了我國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現存的問題、原因和改進的對策。
《中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參與研究》旨在為我國公民有效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創新和實踐活動提供方法論指南。

王建軍，男，1953年8月生，1982年6月畢業於四川大學哲學繫，獲哲學學士學位。任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行政管理學碩士導師、中外政治制度碩士導師。四川省有突出貢獻專家。主要著作有《社區管理的理論與方法》、《非營利組織管理》及《管理思想史》等。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決策、基層社會治理及社區建設等。

王建容，女，1971年7月生，2000年6月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畢業，獲行政管理學碩士學位。任四川大學副教授，主要著作有《社區管理的理論與方法》。主要研究領域為行政管理及服務型政府建設等。

唐娟，女，1977年2月生，2005年6月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畢業，獲行政管理學碩士學位。現為中國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專業在讀博士生。任西南科技大學講師。發表的主要論文有《和諧社會視角下的公共決策機制建設》及《論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參與》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公共決策及社會治理等。

第一章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是當代民主發展的新趨勢
第一節 重要概念界定
第二節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一般理論分析
第三節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
第四節 國內外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歷史進程

第二章 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現實基礎
第一節 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社會需求不斷增長
第二節 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礎條件日趨成熟
第三節 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保障體繫逐漸完善

第三章 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實踐成果分析（一）
第一節 關鍵公眾接觸
第二節 由公民發起的接觸
第三節 公民調查

第四章 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實踐成果分析（二）
第一節 公民聽證會
第二節 民主懇談會
第三節 專家咨詢
第四節 村（居）民議事會
第五節 公共論壇

第五章 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實踐成果分析（三）
第一節 公民旁聽制度
第二節 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
第三節 社會公示制度

第六章 公共政策制定中有效選擇公民參與形式
第一節 公共政策制定中影響公民參與形式有效選擇的主要因素
第二節 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參與形式的選擇模型
第三節 對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參與形式選擇有效性的判定

第七章 不斷提高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水平
第一節 當前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問題
第二節 造成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現存問題的主要原因
第三節 提高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水平的基本路徑

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中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參與研究》：
第三節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
界定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徑
公共政策立足於“公共”二字，意思是社會公眾所共同擁有的政策、並要共同承擔政策後果，“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但關於公共利益該如何界定，長久以來，一直存在尖銳的分歧和爭論。爭論的焦點在利益相互衝突的社會中，是否存在公眾共同認可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依靠何種方式實現？
古希臘的大部分學者都承認公共利益的客觀存在，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也多追隨這一政治思想傳統。對公共利益界定較有代表性的是功利主義學派，其代表學者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組成共同體的若干成員的利益的總和。”②在這裡，雖然正確地承認了公共利益的存在，但由於其采用將“個人利益”疊加的方式來把握“公共利益”，並不能為公共利益概念提供一個清晰的理解。因為在的社會中，眾多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不僅復雜多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將其簡單疊加，便有可能互相抵消，這樣一來，哪裡會有利益最大化的狀態。因此，在深受功利主義影響的近、現代公共管理中，許多由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雖然都打著維護公共利益的旗號，號稱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在本質上，隻不過是制定公共政策的精英們所做的一種利益選擇，是將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上升為公共利益，而將另一些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當作了滿足所謂公共利益的犧牲品。
到了20世紀下半葉，對於公共利益的功利主義理解開始有了爭議。熊彼特、本特利等人都拒絕承認公共利益的存在，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公共選擇理論學派。該學派認為，每個社會成員個體的行為“總是在決策中追求盡可能大的收益和最少的成本。人們從根本上都是自私自利的，關心自己的，並且其行為具有工具性”。①作為決策者的政治家自然也是如此，政府及其政策制定必然會受到“經濟人”動機的影響，總是代表著某些人的個人利益。所以，公共利益在現實中並不存在。用布坎南的話說就是：“如果認為國家代表著社會的公共利益，那是一種無知……除了個人目標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什麼社會目標或國家目標。”②因此，在現實社會中，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常常出現背離公共利益的現像。政府中的政策制定人員並非擁有完善的道德，他們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所以，人們決不能迷茫於對公共利益的功利主義理解中，必須懂得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政策目標往往是政治精英所做的利益選擇的代名詞。
公共選擇理論對公共利益的功利主義理解的衝擊是巨大的。但是，他們在揭示對公共利益的功利主義理解的“惡”的同時，卻通過對公共利益這一重要概念的拋棄，得出了公共政策應以個人利益為價值取向的有害結論。
那麼，究竟什麼是公共利益呢？馬克思曾經說過：“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換，一般利益就是各種自私利益的一般性”，“共同利益恰恰隻存在於雙方、多方以及存在於各方的獨立之中。”③因此，就公共利益的內容而言，公共利益必定與社會公眾能夠親身體會和感受到的，有實質內容的個人利益密切相關。如公眾生命和健康的利益，公眾正常生活和生產的利益，公眾社會保障與福利的利益，公眾享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成果的利益等等。
……

民主，作為人類的一種基本價值觀念由來已久，在現代社會中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人們明確的政治追求。但是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安排和社會治理方式，從整個人類社會來看，即使到了今天，仍還處在艱難探索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
在西方，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為了解決代議制民主中常常出現的“黨派惡鬥”和對公民意願“回應性不足”等缺陷，公民參與的理論和實踐在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領域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其中一個引入注目的趨勢是：“公民參與”不再停留在“公民行使選舉權”這樣的代議制民主的範圍內，而要求進入“公民參與公共決策”這樣的協商民主領域。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方式，正在逐步成為社會日常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如何治理好這個國家絕不是一件易事。在尋求有效的治國理政之道的過程中，人民民主是我們黨始終高舉的旗幟，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治理方式的基石。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顯然，在今天，從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的高度來看，持續推進人民民主制度建設，切實保證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共同行使好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有效參與社會治理活動的意義在於：第一，協調好各階層、各團體之間的利益關繫，在保障人們各自合法權益的同時，維護好社會的公共利益和公平正義；第二，協調好各民族、各地域之間的利益關繫，在保障各民族、各區域的自身特色和發展優勢的同時，維護好民族團結和區域融合，實現各民族的共存共生，促進區域間均衡發展：第三，協調好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利益關繫，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履行好我國的國際責任，促進人類社會利益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