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從1984年底畢業來北京工作，一晃，就是30年。這30年裡我換過工作單位，從東四十二條到了玉淵潭畔，後來又遷到蓮花橋，再從西到東直遷國貿。家也搬過四次，從東城到宣武又到豐臺，還在通州住了些年。因為工作關繫，從騎著自行車滿城跑到後來自己開車跑遍城裡城外。老的四九城，新的五環和六環，永定河流域、潮白河流域、西部和北部的崇山峻嶺，東南部開闊的大平原，我都多次流連。不知不覺中，北京這個第二故鄉成了我居住和工作時間最久的地方，也是我最熟悉的廣闊區域。我目睹了北京從一座傳統的古城向世界大都市的迅速轉變，這個過程就在我每天的穿梭中發生，我也隨著北京的變化而從弱冠青年走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到了精神上的“而立”之年。可以說我取得的每一個進步和每一項成就都和這座城市分不開。這是因為我在河北和福建兩地完成了從小學到研究生的學歷教育，像是一棵樹苗移植到了北京，讓自己內在的生命受到北京的土壤、空氣和水的滋養，在北京努力地向上長，努力地開花和結果。我做到了著譯頗豐，我做到了從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向成熟的學者和作家的進化，我沒有辜負前24年在外省所受的良好教育，更自覺地將外省培養的品質與後31年北京給予我的養分和浸潤充分融合。因此我總有一種不可遏止的衝動要寫出我對北京的愛，寫出我對北京的真情實感，寫出我所接觸的那些讓我難以忘懷的人和事。
於是我在1990年代初就以一個文學青年的衝動寫出了長篇小說《混在北京》，這是1990年代之前鮮見的一部直接將“北京”用於題目的小說。寫那本小說時我就有意識地把很多北京城的街道和人物活動的地點直接寫了進去。我甚至特意把當時還是全國最值得驕傲的北京地鐵生活詳盡地寫了進去，因為我內心裡確實為那時的地鐵感到驕傲，認為那像征著中國最賦有大都市質感的生活，盡管那時隻有一條東西向的1號線和環城的2號線。我還非常得意地寫了一對戀人在夜半時分坐著空蕩蕩的337路公共汽車沿著寬闊的長安街一直飛奔向石景山，那種風馳電掣的感覺代表了底層青年苦中作樂的樂觀生活態度，也是在向人們展示獨一無二的長安街如奔騰的大河一直向西的如虹氣勢。總之，表現那個年代北京城的“都市感”是我這本小說的追求之一。這種努力得到了回報，後來德國的出版社將這部小說與其他19本以各國大都市為背景的小說一起出版了一套世界都市小說，我為此感到很驕傲，我當初所追求的那種“都市感”得到了應有的認可，彙入了那個20本一套的繫列都市小說中，其他的城市有倫敦、巴黎、紐約、柏林、東京、莫斯科、德黑蘭、伊斯坦布爾、布宜諾斯艾利斯等。一座世界名城值得人們前赴後繼地書寫它，尤其值得以小說的形式書寫，小說能將一座在外國人看來僅僅是骨架的城市填滿肌理和血肉，因為小說的人氣充滿了一座城市，這城市纔鮮活。
現在我又推出這本以北京生活和北京人為主題的散文隨筆集。這些隨筆用文字勾勒出了兩幅我心靈中的北京地圖。第一部分是多年裡作為文學記者在胡同或高樓裡與蕭乾、葉君健、楊絳、馮亦代等文化老人暢談中西文化的訪談錄，是一個時代部分文化精英的素描，其特色之一是文章中對這些文化老人的居所和外部街景都做了精當的描述。第二部分則記述和回憶我1984年畢業來京工作後30年間在北京城四區和遠郊生活工作中的感悟和對現實北京生活的評述，夾敘夾議，彌漫著濃郁的生活氣息，見證了北京30年間的城市山水變遷，亦有形而上的思考。敘述語言夾雜現實生活中的京腔京韻，是小說《混在北京》的散文版本。
我想我的這些書寫，既記錄了我耳濡目染的北京生活，也記錄了我在北京的成長和成熟，我對北京這座城市的感恩都流露在字裡行間了。英國文化學家理查德·霍加特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的位置上退休後回到英國，選擇了一座不是自己故鄉的小鎮法恩海姆居住，居住了20年後，他為那座小鎮寫下了一本《小鎮風物》（Townscape with Figures），詳盡地記述下了那裡的一街一景和風景中活動的人，筆觸溫潤，感情內斂，但無言的愛充滿字裡行間。我想，我們對自己的第二故鄉應該都有這樣的情愫，如果我們踫巧是作家，那就應該責無旁貸地書寫這座城市，愛和感恩是美好的，但也可以出自揮之不去的銘記、情結，甚至僅僅最普通的情緒，都是對這座城市的回報。
書名取自我們少年時期一首著名的歌曲，名為《北京的金山上》，歌詞雲：“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那時我真以為北京城裡有一座小小的金山呢。多年的北京生活讓我感到北京本身就是一座無形的金山，我和很多從事翻譯和寫作的人就在這座金山的光芒照耀下，在這座金山下耕耘自己的精神田園，過著筆耕農勤勞踏實的日子，收獲自己思想的成果，也許這些歪瓜裂棗的成果不登大雅，但我找到了自己在金山下的生存方式。於是我給書起名《北京的金山下》。
黑馬
2015年10月於北京
四根柏胡同訪傅惟慈
傅惟慈，我們私下裡都稱他傅老師或像他的洋女婿那樣稱他老傅。我寫他的第一篇專訪的題目就是“老傅其人”。那是徐堅忠約我為《文彙讀書周報》寫的第一個人物專訪，從此就一路專訪而不可收。
1988年秋我們在桂林開外國文學出版會議，期間老傅的談吐和處世態度觸動了徐堅忠的某根神經，看我是老傅的小朋友，就馬上約我回北京後寫篇老傅的特寫。傅惟慈的地位和品位決定了我從此不能降低標準，每寫一篇、每采訪一個人都必須有所長進。傅老寬容、大度，讓我撒歡般地寫他，為我的名人專訪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為什麼是他？說來話長了。
1988年春我去設在慕尼黑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國際青年圖書館開會並做短期訪問學者，由對方負擔一切經費。圖書館經費有限，就把我安排在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宿舍居住。雖說是學生宿舍，但條件很好，都是單間，提供鋪蓋，有公用廚房、冰箱和洗澡間，臥室內還設一個有冷熱水的洗臉盆，樓內和室內衛生有專門的清潔工做。我還是第一次知道國外的學生宿舍是這個樣子，完全像自助旅館。我在那裡感覺像個留學生一樣，生活得很開心，在廚房裡做飯時還能和各國留學生聊天並因此結識了我的第一個臺灣朋友，她的母親居然是我的保定老鄉！世界真是太小了，我的第一個臺灣朋友竟然是在德國認識的，還是我老鄉隨國民黨大部隊撤到臺灣後生的孩子，她知道我是她母親的小老鄉後也倍感親切，完全忘了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和臺灣關繫還很緊張，公然和我來往，不怕其他國民黨黨員的臺灣同學告她的狀。而我則從一開始就沒有戒心。
世界就是這麼小：我偶然發現這學生宿舍樓裡還住著一位瘦高個兒的白發老先生，瘦得像一幅剪影，每天蹬著自行車行色匆匆的，一看就知道是中國內地來的。一個內地老學者住在學生宿舍裡，他是干嗎的呢？我很好奇。就在我迷惑不解的時候，有一次我在傳達室裡打電話，發現桌上玻璃板下一大張本宿舍樓居民的名單和對應的房間號，其中幾個中國人的拼音名字最顯眼，一個個看下去，居然發現了FUWEICI這個名字，我馬上聯想到了著名翻譯家傅惟慈。
我立即感到我有事做了，因為我那幾天正挑燈夜戰，每天下班回來都在宿舍裡寫著我的第一篇報告文學《哥們兒姐們兒奔西德》，寫的是中國留德學生的現狀和故事，這個題材在當時算是冷門，因為留德的學生尚未成氣候，去西德留學似乎很難，所以還沒人寫他們，我正好有這個機會接觸他們，所以這開先河的事就歷史性地落在我肩上了。而我發現這裡還夾雜著一個大翻譯家，便更覺得有故事了。如果這個人真是大翻譯家傅惟慈，那他來德國干什麼？是不是像遇羅錦那樣是持不同政見者流亡德國的？要不就是公派訪問德國滯留不歸，生活落魄，纔住到學生宿舍裡來的。總之，我聯想到的都是負面故事，像私人偵探發現了獵物般興奮。
於是，我敲響了他的宿舍門。開門的還真是我看見過的那個白發老人，他說他就是那個翻譯家傅惟慈，不過他不是流亡，也不是公派出訪的“叛逃者”，生活也不落魄，他是在慕尼黑大學教中文課的老師，為了省點錢，纔住在學生宿舍的，他單身一人，沒有必要花高房租住公寓，省下錢來可以滿歐洲旅遊，再買一臺他早就想擺弄一下的萊卡相機什麼的。
我居心不良的猜測全落了空，沒挖到負面新聞，卻和老傅交上了朋友，我當時在出版社工作，認識很多翻譯家和學者，他們也是老傅的朋友，因此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題，晚上我從圖書館下班回來正好和離開北京幾年的他聊天。世界就是這麼小。
當然，我還經常在他那裡蹭飯。我從郊外的圖書館回城裡，要轉兩次汽車和地鐵，因此每次回來都很晚，老傅說你一個人那麼晚還做什麼飯，我順手多做點就夠你喫的了。於是我常晚上到他宿舍喫他“多做出來的”飯，他早就喫過了，就在一旁和我說話。我每次都風掃殘雲，將半鍋米飯和碗裡的炒菜全喫掉，形同餓狼，以至於老傅忍不住說：“看不出來你這麼能喫。”那是我第一次在國外生活，居然能經常喫到地道的中餐，還是這麼一個大翻譯家做的，實在是幸福。
我們那些天幾乎總在談國內的事，好像出了門就是西單、東四，坐上車就可以去我們熟悉的朋友家談天。唉，我們感嘆，咱們這樣的人，在外國待不長的，回去也沒什麼用，真是，哈哈。
4月天兒裡，寒雨綿綿，陰冷潮濕，但宿舍裡開著暖氣，德國的學生宿舍一年裡都供暖氣，隻要溫度降到某個刻度，就供暖，因此屋裡溫暖如春。傅老師特別告訴我那天晚上電視上播放《日瓦戈醫生》，讓我一定到他屋裡去看。好像這本小說那時剛剛在國內出版，在反自由化的時候差點被禁止銷售了。我們斜靠在床上看電視劇，電視機是14英寸的那種，但是彩色的，那時國內彩電還是稀有貨，要外彙和出國指標纔能買。傅老師說：“這種南朝鮮的彩色電視在西德纔二百多馬克一臺，極便宜，可咱們國內卻要賣好幾千，還要出國額度，這窮日子過的。行了，你這次回去可以給家裡買個彩電了。”於是我就憧憬起回國後把大彩電帶回家的幸福場景。電視劇對白是德文的，我一句也不懂，聽傅先生偶爾翻譯一二句給我聽。依稀隻記得風雪彌漫中奏響著淒惶的樂曲，一對情人的表演叫人欲哭無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