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政治史論集》收錄的基本是作者在21世紀頭十年中所寫下的有關中國古代政治史的論文18篇，其內容涉及以宋代為主的政治傳統、臺諫制度、清官名節、官場黑幕，其中還有一部分以史為鋻的對現實社會的寫照，其文風犀利，切中時弊，且史料翔實，有大家風範。

王曾瑜（1939年-），著名歷史學家、宋史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漢族，上海市人，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繫，師從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中國宋史研究泰鬥鄧廣銘先生。大學畢業後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當時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宋遼金史研究。

中國古代主流政治傳統淺談
——以宋代為中心
試論國史上的所謂“盛世”
中國古代臺諫政治的一些借鋻
從臺諫制度的運作看宋代的人治
中國古代賣官鬻爵的教訓
秦漢至隋唐五代賣官述略
宋朝賣官述略憂國憂民啟深思
——讀《中國反貪史》有感
也談勸戒貪贓的《戒石銘》
“清官”考辨
回眸中國古代地方政治的貪腐與黑暗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士風和名節淺談
——以宋朝的士大夫為中心
三學生、京學生與宋朝政治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中國古代哲人為官之道
北宋晚期政治簡論
——從腐敗走向滅亡
秦檜獨相期間“柔佞易制”的執政群
——兼論“時勢造小丑，小丑造時勢”的歷史哲學
王曾瑜說遼宋夏金總說
附錄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中國古代哲人為官之道
宋朝範仲淹有兩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們熟知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是“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語出自《晁氏客語》的記載，我是從著名的美籍史學家劉子健先生的作品中得知的。唐宋時，官員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據《宋刑統》卷２，“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私罪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現代的話說，政治上必須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上級和皇帝，不怕受罪，而個人操守，則務求清白，決不能貪贓枉法。
中國古代是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實行的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盡管如此，依照儒家的教義，是不能求利而不求義。義就是凡事須講究原則。據《三朝北盟會編》卷191載，有個低官楊煒寫信批評副相李光說：“某聞忠孝從義，而不從君、父。”忠孝是古人的重要道德規範，但忠孝須講原則，不能說絕對服從君主和父親的錯誤，也是忠孝。
在等級授職制的官場裡，隻有像範仲淹那樣的哲人，纔能提煉和總結出“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的為官之道。一般說來，做官無非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級和皇帝，就無法指望升遷，甚至受懲罰，得死罪。《聊齋志異》卷８《夢狼》說：“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臺喜也？”說破了官場中阿諛奉承的真諦。堅持原則，不計較個人的升黜榮辱，當然是一種很高的情操和修養。
北宋蘇軾說：“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東坡七集?東坡奏議》卷1《上皇帝書》；《皇朝文鋻》卷54。欲在官場中阿諛奉承，迎合上級和皇帝，就決不能說真話和直言。宋朝優養士大夫，超過前朝後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時刻，那些稱頌“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隻賡歌” 《揮麈後錄》卷2。的寵臣輩，一個個立即顯露出鼠輩的本色。面對金軍凌厲攻勢，當時主要有兩個屈沉下僚的李綱和宗澤臨危脫穎而出，敢於以大氣魄和大器識身膺救國重任，但宋廷從皇帝到群臣，卻容不得兩人施展抱負，而使他們淪為悲劇人物。這兩人正是按範仲淹的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李綱曾因上奏直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宋史》卷358《李綱傳》。貶為一個最低等的稅務所長。宗澤更是整整在官場屈沉了35年。宋徽迷信道教，宗澤卻因“建（道教）神霄宮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編管”處分， 《宋史》卷22《徽宗紀年三月。他“半生長在謫籍中”。 《湖山集》卷帥宗公澤》。他們寧願受打擊，被貶黜，也要堅持原則不動搖。惟其如此，所以在國難當頭時，方能挺身而出。
朱熹《朱子語類》卷129說，“至範文正（仲淹謚號）方厲廉恥，振作士氣”，“至範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本朝惟範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他對宋朝士大夫名節觀的發展和振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但此種影響也不應估計過高。事實上，範仲淹的為官之道對少數優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產生影響的，對多數士大夫卻並未產生影響。宋仁宗時，包拯說：“官吏至眾，黷貨暴政，十有六、七。” 《包拯集》卷2《請先用舉到官》。宋哲宗時，李新說：“廉吏十一，貪吏十九。” 《跨鼇集》卷19《上皇帝萬言書》。等級授職制的官場是個貪墨的大染缸，大多數士大夫經歷官場的染色，隻能成為國家和民族的蠹蟲，他們貪污腐化有種，橫征暴斂有能，奉承拍馬有纔，結黨營私有分，勾心鬥角有術，文過飾非有方，妒賢嫉能有為。史實證明，他們是決不會受範仲淹的為官之道感化的，其為官之道隻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無。等級授職制的官場絕不可能培育人們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在大多數，以至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官場中代代相傳、無師自通者，無非是一套黑道，或曰潛規則，隻能成為貪官污吏的大學校。從另一方面看，等級授職制的官場又是埋沒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墳場。如果沒有兩宋交替時的浩劫，如李綱和宗澤那樣的正人君子，就隻能泯滅在眾貪官之下，絕不可能在史書上留名。
從如今的現實看來，也同樣如此。今日的公僕應與歷史上的清官有嚴格區分，進行公僕意識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卻不是主要的。除了孔繁森等很少數自覺自願的公僕外，多數干部事實上覺悟不高。“覺悟不高”當然不是指他們的口頭或書面語言，如陳希同、陳良宇之流，難道不會說反貪的道理，做反貪的報告？沒有法治，沒有直接選舉制的驅迫，他們是難以成為公僕的，卻可能成為貪官或貪官的後備軍，特別是在貪官們已經將社會風氣和道德攪得相當糟的情況下。唯有積極地、逐步地以馬克思主義特別強調的直接選舉制取代等級授職制，由縣，由教科文單位，而省，而中央，這纔是民族進步的必由之途，整治積弊的根本之舉。有人說，直接選舉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西方式民主，這是完全錯誤的，說明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難道堅持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陳腐的等級授職制，反而是正理和正道？堅持自古相傳的等級授職制，將其視為所謂中國特色文明的、不得撼動的傳家寶，隻能是阻絕中華民族的進步之途，使各種嚴重積弊，包括近二十年間愈來愈嚴重的教科文單位衙門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學術腐敗，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轉，其結果如何，自不待言。以直接選舉制取代等級授職制，方是按馬克思主義的教導行事。盡管如此，今天宣傳範仲淹的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僕們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的為官之道，自己又當如何做公僕？
（原載《北京日報》2010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