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承明制，以八股取士。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會試，朝廷下旨增五言八韻律詩一首，試律取士遂成定制。目前留存的清代各種詩話、選集、別集序跋和詩文批評中都保存了大量試律詩學理論資料。《清代試律詩學研究》以清代試律詩學發展為線索，考察其初期發軔，中期完成到清末新變三個發展階段的理論特點和成就，深入剖析其階段性特征，並對核心理論觀點進行闡釋，全面梳理和展現了清代試律詩學發展脈絡。

梁梅，漢族，寧夏銀川人，1978年出生。2004年畢業於寧夏大學中文繫古代文學專業，獲碩士學位。2017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繫，獲博士學位。現為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繫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明清文學史和古典詩學理論研究。目前主持在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項。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湖北社會科學》《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等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

緒論
第一節 試律和試律詩學稱名述略
第二節 試律取士的背景和評判標準
第三節 論題研究概況及研究現狀分析

第一章 清初到乾隆二十二年：試律詩學的發軔期
第一節 試律選士價值評估
第二節 毛奇齡試律詩學理論及影響
第三節 試律詩學理論的初步構建

第二章 乾隆二十二年到嘉慶末年：試律詩學的完成期
第一節 當感情遭遇功令
第二節 溫柔敦厚詩教觀與感情的受限表達
第三節 從諷刺到頌聖
第四節 乾嘉樸學與試律詩學
第五節 求而不得的最高境界——自然

第三章 紀昀的試律詩學理論及影響
第一節 擬議與變化
第二節 有法而“我法”
第三節 對毛奇齡的批判、繼承和超越
第四節 紀昀試律詩學理論的影響

第四章 道光到清末：試律詩學的新變期
第一節 回溯《詩經》——凝滯中的反思
第二節 辨體與破體：試律詩學的重構
第三節 法度的松動與程式的淡化
第四節 試律地位的提升與文體的消解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清代試律詩學研究》：
張鵬翮按照與試律文體特征的遠近安排所選詩歌順序，試律之後便是應制和閑適詩。“是書為應試設，唐人試詩猶八比文之程墨也，故以為主，而應制附焉，其閑適諸篇則又附及之，非是無以博其趣也。學者觀此，其於是體思過半矣……閑詠之作或因詩而制題，應試、應制之篇則因題制詩者也。起即點清題面，中必實發題意，一入後則寫餘波。大率四句為一解，亦有上下六句分截者，是在臨文制變，其次第、轉折、照應、聯絡與行文一理，細評特為指出，俾初學知所據，依久之斯可變化生心。”①相對於其他別體詩如閑適詩，應制與試律在章法結構，行文筆法上有更多相似性。二者都是先有題，後有詩；章法結構分為三截，為點題、詮題、尾聲，其他寫作順序和構思過程如出一轍。在具體的詩歌評論中，張鵬翮也時時以應制為比，凸顯試律的創作方法。如評王士良的《南至曰隔殿爐煙》便與瀋儉期、宋之間應制詩對比，曰：“前詩（按：同題之作）跳脫，此詩精整，各極其勝，頗類《晦曰幸昆明池》瀋宋兩作也。”②
張鵬翮仍將試律與應制分為二體，毛張建認為二者本質上完全相同，試律由應制發展而來，是應制的變體。“五律始於齊梁，而唐初應制盛宗之，故其時即定以取士。蓋宜酌古今之所宜耳。予既采集試帖又附以應制諸詩，俾知試體之所自出，且多屬燕許鉅公之作，其揣摩簡練、氣像弘遠，容有試帖所未逮者。學者苟以應制正其體裁，以試詩窮其變化，於斯道也庶幾其近之矣。”③應制是試律之本源，且作者多為文壇巨擘，因而文學價值遠高於試律。學習試律寫作應對照應制，纔能“於斯道”近。“五言不專六韻，唐初應制諸詩可考。試必以六韻者何？蓋權乎長短之宜，而取其中以為式也，間有八韻、四韻者，傳作寥寥，而六韻為多，誠試體之準則。學者神明其法，則雖或有體制長短之異，而權度既得可以應之有餘矣。”毛張建認為所謂變體，即是從“非六韻”，轉移到“專六韻”，將四韻、八韻折中。這種認識對應制與試律之間的差別理解得過於簡單，以至於在作品評論中，雖明知為試律，但卻稱為應制。如評佚名的《華清官望幸》曰：“高華典贍，居然初唐應制之篇。”①此詩《文苑英華》列為省試詩，即試律。毛張建此評混淆試律與應制界限，不免有誤導士子之嫌。
以八比解詩，起源甚早，據清人所記，明人便已有之。“文與詩通，及八比文昉於詩之說，世或未盡前聞。今未齋黎君、西河毛君並詳舉之，知是說為不爽矣。然黎所論乃四韻律，毛所論乃六韻律。”②此言所指黎未齋指明人黎久。在科舉取士的明代，文人以八比解詩文，情有可原。風氣相延，清代也有以八比解詩之說。如前文所引吳喬所著《答萬季野詩問》中記載了作者與萬斯同討論詩歌布局的一段對話，即以八比論律詩。結合當時八股取士的制度前提，文人以八比論其他文體應該是當時社會的普遍風氣，但卻是毛奇齡首次提出以八比論試律的觀點。③毛奇齡將試律與八比相聯繫的依據基於試律之前隻有散文，沒有韻文的認識。（按：此種觀點尚值得商榷）其次比較二者章法結構，試律除去不押韻的首尾起結，剛好為四韻，類似於八比之頷比、頸比、腹比、後比。此言針對六韻尚可，但清代試律卻以八韻為多，章法結構與八比已然不同。毛氏此言又太過片面，並不具有普適性。然而，八比與試律同為科舉文學，皆因題而作，創作過程都講究起承轉合。這些相似點意味著二者具有其他文體所不具備的可比性。
……

試律詩依附於科舉而存在。從唐代開始，試律就與科舉一起進入文人的創作和學人的視野中。其間雖有宋代的王安石變更科舉代的科舉不興以及明代八股取士，造成試律發展的斷流，但僅就清代而言，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易表判為試律，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取消試律取士，近一個半世紀裡，試律在清代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清代士人進身的各類考試，試律往往都是必考之項，故士子在平時為科舉而進行的訓練中，為科舉而結的各種文社詩社中，試律創作也是必選之項。在《如皋鄭氏族譜》中，我們看到這樣的記載：“吾族青緗世業，賴祖考之靈，人文日盛，每三年大校觀光者眾，不可不先事奮興，祠宇既立於堂之偏，室內供奉五魁像，子弟讀書者月朔往謁祠，先敬禮神像。童生有志上進，聯為文社，或月三次、六次於祠內面會，文一藝，作詩一首，自立規條，互相砥礪。又於房後院中設蓋號舍十間，生監有志科場，聯為文社，小課於祠內面會，文一藝，詩一首，或一月幾次，自立規條；大課於號舍，宿臥如場中，例作文三藝，月一次，六臘、正月不行大課，科場正年每月照三場例，初八日至十六日為止。”（鄭承霖修，鄭振萬纂《如皋鄭氏族譜》卷十三）鄭氏家族將士子的訓練分為兩個級別三個層次，第一個級別是童生，童生的文社一月三次或者六次，作文一藝，詩一首。所謂文的一藝，指來自經學的一道題目，即作四書文，或日八股文；詩一首，即指試律詩。第二個級別是監生，監生的文社分兩種，一是小課，一是大課，小課在家族祠堂內進行，一月數次，作文一藝，試律詩一首；大課在祠堂後專門模仿政府所建號舍而建的家族號舍內進行，喫飯、睡覺都按照政府號舍的規定執行，每月一次，作文三藝，不作詩。鄭氏家族如此，其他家族有能力者（有的家族與他族聯合辦文社）也是如此。
書院是試律創作的一大主要場域。清初禁設書院，但自康熙時禁令松弛，雍正時各省會及學政官所在地書院開始恢復，雍正十一年（ 1733）正式解除禁令，並撥公帑資助設置書院。這樣，乾嘉、道光時期迎來書院設置高峰期。省級、州府、直隸州、縣級、鄉鎮，以及私人等各級書院遍布全國。各地的書院，課程不同，就性質分有館課和師課，就周期分有日課、旬課、月課、季課、歲課等各類訓練、模擬考試之名目，試律亦為必考文體。梁章鉅的《試律叢話》載：有廖英佩香者，“乾隆間即有詩名，每在鼇峰書院會課，其試律必擅場”。蒲城朱秉銘“有《帖體課存》之刻，皆其及門高纔生所作”，其中有幾個人，是梁章鉅“掌教南浦書院時課徒，契闊三十餘年，閱其詩尚如唔對也”。梁章鉅本人十三歲即受知於學使陸爾山，以試律詩“既雨晴亦佳”考入鼇峰書院，“花片落無聲”一句最得陸氏欣賞，每對人揚譽之。後來院課，他為人斲刀，《夏雨生眾綠》詩中有“靜裡機難遏，空中色自戒。雨人原普遍，著物最分明”四句，他自認為“寫實追虛，頗兼其妙，而校閱者乃以四逗了之”，令他頗為不滿。李文耕官山左時，“每考課濼源書院，輒有擬作”，如《太乙仙人乘蓮葉舟》《三復白圭》《蓬瀛不可望》《鯤化為鵬》等，皆有名句流傳。有的書院，把課藝集結成書，如《鐘山書院乙未課藝》《南菁講舍文集》《求志書院課藝》等，有的課藝集就包含試律詩，如粵秀書院的《粵秀課藝》收錄制義文84篇，附錄試律詩。一直到晚清，最先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影響的上海，其各書院考試，試律仍是重要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