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錄：走向文學地圖的縱深處》是楊義先生的論文集，包括楊義先生對部級干部講的《重繪中國文學的歷史地圖》及關於《論語》、諸子、李杜、蘇軾方面的新稿等，是對楊義先生一向主張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理念的深入和發展。

楊義，1946年生，廣東省電白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文學創新研究首席專家，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1998—200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全國“格薩（斯）爾領導小組”組長。曾講學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巴黎東方語言學院，聖彼得堡大學，早稻田大學，首爾大學諸名校，或任客座研究員、客座教授。在海內外出版著作五十餘種，發表論文五百餘篇。，主要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敘事學》、《中國古典文學圖志》《老予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文學地理學會通》《國學會心錄》《論語還原》，曾獲國家圖書獎、中國圖書獎、等。

重繪中國文學的歷史地圖
以“地圖”為方法考察“文學中國”——中國文化繪圖人楊義為浙江大學EMBA學生講述“文化中國”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之源
中華文化考源的三句話四特性
構建返本還原的古典學——檢視我在《文學遺產》上的足跡
古典學的活力在於生命還原
以古典學門徑逍遙於諸子六大迷津
對先秦諸子生命之源的綜合考察
《論語》章節編年與生命認證
借問孔子何時見老子
回眸中華文明的創世紀——《論語還原》是這樣寫成的
李杜與盛唐：一種詩性文化名片的產生
重回魯迅——如何認識“全魯迅”
魯迅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啟示
俗文化的本質與功能
書在讀我——關於讀書的“顛倒歌”

《澳門文錄：走向文學地圖的縱深處》：
“邊緣的活力”，是筆者創造的一個術語，對於解釋少數民族在中華文明上的貢獻，是很有效的。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學人，還專門為這個術語開過一些研討會；包括一些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件，也用了“邊緣的活力”這個說法。邊緣的活力，既是有效的，又是普遍的，它與中心文化的吸引力形成張力，使我們的文學、文化可以兩條腿走路。
當然為了使邊緣活力萬派歸宗，不至於在踫撞中無端耗散，中原文化的吸引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原文化領先發展，文明含量比較高、雅、精。比如宋代國勢較弱，但它把儒學演繹出理學，宋人的道脈、史脈、文脈、詩脈都很強。歐陽修、蘇東坡的文章詩詞，司馬光的《資治通鋻》，都引起少數民族的景仰。唐朝把中國文化做大了，宋朝把中國文化做精了。要是沒有宋人精心經營文化根本，蒙古人鋪天蓋地進來，就會出現文化的荒蕪和夭折。但是宋人的道、史、文、詩四脈兼佳，根深葉茂。蒙古人進來後，對中原文化產生了景仰，皇室重理學，蒙古色目子弟紛紛寫漢語詩詞，趙孟頫的書、畫、詩“三絕”使馬上民族為蓬頭垢面而自慚形穢。蒙古人首先把朱熹《四書集注》當成科舉考試的標準。這就使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延續了下來，所以中原文化的吸引力是有核心價值的。
但是處在這個中原中心位置的官方文化，很容易模式化，甚至僵化。因為要獲得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就必須把自己弄得很精致，很嚴密，同時也就很死板。比如“三綱五常”，要改動一個字都很難。中原中心文化面臨兩難的尷尬，它有領先發展的優先權，具有吸引力、凝聚力，但凝聚容易引起凝結，進而凝固化。但是邊緣文化，地位不顯，禁忌較少，身處邊緣帶有原始性、流動性，帶有不同的文化板塊接合部的混合性，這些都是“活力”的特征。當中原的文化僵化之後，邊緣文化就會輸入一種新鮮的帶有野性的文化因素。有一幅圖畫叫作《東丹王出行圖》，是遼國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自投後唐明宗後，長期居住中原，改名李贊華繪制的美術精品。人物相貌都似胡人，東丹王神情憂郁，若有所思，他與緊密的隨從衣冠、服飾、佩帶已經不同程度漢化，而奔前跑後的騎兵依然是胡冠、胡服。畫卷末端有近似宋高宗趙構的題詞：“世傳東丹王是也。”由此可以發現，漢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往往是由上而下的；而少數民族的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往往是由下而上的。
為何如此？當然是少數民族唯有貴族有能力聘請漢族最好的老師，有機會接觸漢族的珍貴典籍，比較容易接受中原的文明。而一般的少數民族獵戶，整輩子、幾輩子都沒有離開他那個山溝溝，又何談漢化，何談接受漢文明？所以漢文化的擴散是從上而下。而漢族士大夫不可能穿著胡服上朝，不可能在朝廷裡跳胡人歌舞，除非像唐朝那種胡氣很重的朝代。一般的朝代，達官貴人是不允許在朝廷裡賣弄胡人的禮儀的。所以少數民族的影響，先影響民間，然後纔影響上層。比如佛教進來的時候，它是一種胡教，要直接跟中原儒學對話，就會被鄙視為出家人不忠不孝。但是佛教通過西域少數民族，通過北朝的少數民族，然後逐漸滲入漢族的民間和上層。根據文獻記載，在晉朝以前，漢族士大夫是沒有人當和尚的，所謂“沙門無士人”，當和尚的都是胡人。到了“五胡亂華”之後，出現生存、生命的危機，漢族士人纔開始有出家的。中國的三大石窟，主要也是少數民族所建。大同的雲岡石窟，是北魏鮮卑族搞的；洛陽龍門石窟，是北魏和沾染胡氣的唐人修造的；敦煌莫高窟，出現在漢族和少數民族混居的地方，絲綢之路的西域胡商，以及西夏貴人都貢獻了不小的力量。所以佛教三大石窟的形成，少數民族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比漢族人士的作用還大。佛教後來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部分，它的運轉過程離不開胡人。
……

從北京南下澳門大學，已是將近六年。2010年8月，正是澳門有風雲，也有臺風的季節，而田裡的稻子開始抽穗灌漿，眼看著就要開鐮收割了。經過多年孜孜砣砣的學術積累，我在澳門進入了開鐮收獲的季節，一茬又一茬地割稻子，精神上頗有點痛快淋漓。澳門是文化激蕩交融之地，與北京又形成南北對話，學理思考中蕩漾著上下求索的氣旋。面對多維思想時空，應對各種學術疑難和謎團，在堅守實證的前提下，增加了許多透視壁障的視野和方法，對具體的文化事像的把握就多了一層超越感和透徹感。超越以追求更高的境界，透徹以抵達更精湛的深度。
一個朝氣蓬勃地崛起的民族，總要反觀自己文明的原始和精神的發生，知道“本我”從何而來，向何而去，從而獲得安身立命、出發力行的牢固根基。這就是老子所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心地光明，如日月照臨心鏡，仰望星空，知群星拱衛北鬥，自然是剛健進取的氣像。這就需要對原始經典注入活潑潑的生命，使之成為我們文學、文化、文明的源頭活水，這是現代大國不可須臾或缺的必修功課。因此我深入古典學、發生學的深層脈絡，叩問《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屈子》，尤其是處在傳統思想主流位置的《論語》。這就是我在近六年間陸續撰述的取名《還原》的六部書。而這部《澳門文錄》，則是對老、莊、墨、韓和《論語》進行發生學、古典學叩問時的思想見證和方法論建構的吉光片羽的彙集，可以多少窺見那些專書背後的精神體驗和方法運作。它不僅是授人以“魚”，而且是授人以“漁”。範仲淹《江上漁者》詩雲：“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駕馭風波，追捕鱸魚，收獲的是活蹦亂跳的生命，艱苦中自會泛起無限的快樂。
還是莊子說得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對此也體驗得非常透徹：“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生命使世界變得精彩。這些年我都在做著返本還原的探尋，意欲回到事像的原本，因跡求心，追問其中的歷史現場、人性形態和生命行為。比如孔子在周遊列國之前，曾經有過一次歷時十餘年的“小周遊列國”，即在魯昭公十七年（前525）孔子27歲時，向東夷部族的郯子問黃帝時以雲記事，及少嗥氏以鳥名官；其後適齊，學舜帝的《韶》樂；之杞、之宋，求夏、殷兩代的禮制文獻；最後在魯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其41歲時，適周問禮於老聃。他在回歸原本，在探求禮制沿革中，實現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文化使命。這種探求兼及書面文獻和口頭傳統，兼及華夏和四夷，顯示了精神的博大淵深。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綴合材料碎片，貫穿生命的活力，恢復知識發生的歷史現場。
古典學的關鍵在於返本還原，返本還原的活力在於激活生命，如《周易·繫辭下》雲：“天地之大德日生。”讀經典而對生命行為茫然無知，把文字當成死文字，隻知道用一些僵硬的框框套來套去，這就是沒有通竅。要通竅，就要換上一個根底精湛而又智性、悟性、靈性齊備的腦袋，調動多種多樣的思想方法，如本“文錄”所揭示的以“地圖”為方法，以“釣”為方法，以史解經，以禮解經，以生命解經，各得其宜，各資其用，在深度綜合中敞開創新的大門。比如《老子》書中存在女性生殖崇拜，即所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