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變革與中國文學文體的現代轉型》是一本從文學語言變革角度研究中國文學文體現代轉型的專著。文學形式是文學史發展演變的重要內容，文學語言是影響文學形式的關鍵因素。五四文學革命是在白話代替文言的語言變革基礎之上完成的，語言變革是考察中國文學文體從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重要切口。
《文學語言變革與中國文學文體的現代轉型》從文學語言入手，從總體上探討了語言變革對文體功能、文體形態和文體格局轉型的影響，詳細分析了語言變革作用於戲劇、小說、詩歌、散文各類文體體裁程序而導致的文體轉型，探析了語言變革對文體滲透這一特殊的文體現像現代轉型的影響。
同時，《文學語言變革與中國文學文體的現代轉型》將語言變革還原到民族共同語生成的文化語境中，探察這一語言現實對文體轉型的作用。論題的研究可以為認識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及當下文學創作的一些語言困境等問題提供啟示。

王佳琴，1981年生。2010年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江蘇省鹽城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江蘇省“青藍工程”優秀青年骨干教師培養對像，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創新團隊成員，鹽城師範學院青年撥尖人纔培養對像，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戲劇文學、文學評論等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到目前為止，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項，獲得市廳級以上學術獎勵多項，在各類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近30篇。

緒論

第一章 文學語言變革與中國文學文體的現代轉型總論
第一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文體功能的現代轉型
第二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文體形態的現代轉型
第三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文體格局的現代轉型
第四節 白話的國語身份與中國文學文體的現代轉型

第二章 文學語言變革與戲劇文體的現代轉型
第一節 從“唱”到“說”：語言變革與戲劇表演體制的轉型
第二節 從“敘述”到“代言”：語言變革與戲劇話語模式的轉變
第三節 從“對答”到“對話”：現代漢語人稱代詞與話劇“對話”因素的凸顯
第四節 文體個案分析：文學語言變革與“詩化”戲劇的變異

第三章 文學語言變革與小說文體的現代轉型
第一節 從“俗語”到“正格”：小說文體現代轉型的語言基礎之變
第二節 從“情節”到“情狀”：文學語言變革與小說敘事重心的轉變
第三節 由“外”向“內”：文學語言變革與小說敘寫向度的轉移
第四節 文體個案分析：文學語言變革與書信體和日記體小說文體的現代新變

第四章 文學語言變革與詩歌文體的現代轉型
第一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詩體的大解放”
第二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現代集句詩的衰變
第三節 方言與詩歌文體的現代轉型
第四節 文體個案研究：文學語言變革與山水詩的現代異變

第五章 文學語言變革與散文文體的現代轉型
第一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古代散文“腔調”的祛除
第二節 語言變革與散文“個性”表達的現代轉型
第三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散文文體的順利轉型
第四節 文體個案分析：文學語言變革與閑話風散文的出現

第六章 文學語言變革與文體滲透的現代轉型
第一節 語言變革與文體互參原則和審美取向的改變
第二節 語言變革與文體互參表現形態的型變
第三節 語言變革與文體互參審美內涵的轉變
第四節 文學語言變革與詩文互參的現代轉型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文學語言變革與中國文學文體的現代轉型》：
重視白話小說並不等於排斥文言小說，如果說，為“開啟民智、振厲末俗”而注重“下達”的外在任務僅僅使白話小說受到重視，那麼，國語運動的開展、域外風潮的影響，以及對於小說語言的進一步認識所導致的小說觀念的變動，則使文言小說遭遇了排斥和擠壓。
國語運動的發生與啟蒙的任務有交叉之處，但是二者側重不同。推行一種全民族大多數人可以用來交流的語言有助於啟蒙任務的實現，但是啟蒙畢竟是自上而下的，文言的地位仍然牢不可破。而國語運動則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現代民族共同語的構建，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一旦推行，必將危及文言的生存。國語的推行在近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小說可以說是途徑之一。當時就有人說：“現在的有心人，都講著那國語統一，在這水陸沒有通的時候，可就沒的法子，他愛瞧這小說，好歹知道幾句官話，也是國語統一的一個法門。”①國語運動的推行無疑會抬高白話小說的地位。
小說翻譯是近代重要的文學活動，在翻譯過程中，白話與外國某些特殊小說類型之間的關繫被翻譯者所認識，這就突顯了白話的優勢。如偵探小說在晚清大受歡迎，而白話更適合做這類小說的翻譯語言。1905年，就有人解釋自己之所以“用白話譯這部書”（指《母夜叉》。——引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偵探小說，不拿白話去刻畫他，那骨頭縫裡的原液，吸不出來，我的文理，夠不上那麼達。”②文言的感情色彩較為強烈，更適於抒情，用之敘事和描寫也未嘗不可，但是文言崇尚簡潔的史家筆法與偵探小說敘事的嚴密、準確不甚吻合。1907年，有人指出，林紓翻譯的偵探小說《神樞鬼藏錄》“未足鼓舞讀者興趣，隻覺黯淡無華耳”，原因在於“文章有用於此則是，用於彼則非者”“餘謂先生之文詞，與此種小說，為最不相宜者”。③可見，“文詞”也就是語言，和某種文類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繫。隻有用白話纔能把偵探小說“那骨頭縫裡的原液”吸出來。
在國語運動和域外小說的翻譯過程中，國人對白話語言及其與小說關繫的認識逐漸突破了原來士大夫的“啟蒙功用”說。文言與白話的區別不再僅限於雅俗，白話具有文言所沒有的表達功能，如“（且）古文與通俗文，各有所長，不能相掩：句法高簡，字法古雅，能道人以美妙高尚之感情，此古文之所長也；敘述眼前事物，曲折詳盡，纖悉不遺，此通俗文之所長也”①。“近世之事物，惟近世之言語，乃能建之，古代之言語，必不足用矣。故以文言、俗語二體比較之，又無寧以俗語為正格。”②張中行也曾指出白話的這一優點：“文言是用古語說今事，有時難免霧裡看花，捉襟見肘。白話是用今語說今事，就不會有這樣的毛病。”③由於白話更適宜於“敘述眼前事物”和“近世之事物”，且“曲折詳盡”，所以“此體可謂小說之正宗。蓋小說通俗逯下為功，而欲通俗逯下，則非白話不能也。且小說之妙，在於描寫入微，形容盡致，而欲描寫入微、形容盡致，則有韻之文，恆不如無韻之文為便”。④由此可見，時人不再將白話僅僅看作為了“通俗逯下”，已經開始認識到白話語言與小說文體的內在關聯。這不僅意味著白話小說走到潮前、文言小說退居幕後，而且是對小說觀念的重新認識：“小說者，通俗的而非文言的也。”⑤如此看來，擇選白話做小說乃歷史的趨勢，似乎無可爭議。然而中國語言與文字的長期分離，“雅俗”語言視野中的“俗語”要擔當起小說現代化的重任仍然是困境重重。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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