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學派前期媒介研究（1964-1979）》從五個方面論述了伯明翰學派前期媒介研究（1964-1979）。一是對中心早期即1971年中心媒介小組成立之前媒介研究的回顧。這段時期中心對媒介的研究廣泛而深入，主要包括對BBc、ITv、廣播的商業化、報紙、《圖片郵報》等進行了研究。第二是政治與意識形態研究。中心的創始人以及對中心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化理論家大都來自工人階級家庭，他們對於工業關繫、大選以及國家政策有著天然的敏感和深切的關注。其中包括新聞圖片的決定性、媒介對罷工的報道以及對時事新聞節目的分析等。第三是受眾研究。自霍爾發表《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以來，中心陸續發表戴維·莫利的《重新概念化“受眾”》等理論性文章以及對“編碼／解碼”理論的實踐研究。第四是監控危機。從1972年開始，中心對“行兇搶劫”“道德恐慌”做了一繫列的研究，發表了一些論文，並最終於1976年出版了《監控危機》一書。《伯明翰學派前期媒介研究（1964-1979）》對資本主義媒介的生產機制做了深入而細致的分析。第五是女性媒介研究。中心的女性研究者們針對大眾媒介中的婦女形像、女性氣質意識形態、家庭婦女與大眾媒介等課題做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這些方面即形成了中心極具特色的“女性媒介研究”。
正如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約翰遜在《到底什麼是文化研究？》一文中所說：“文化研究現在已經是一場運動或是一個網絡……其在學術領域中施加了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英語研究、社會學、媒介和傳播研究、語言學和歷史研究方面。”媒介研究在中心發展的歷程中始終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既包括一些重要文本的發表，也包括一些重要媒介理論的發現和傳播。霍爾1979年離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像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心的媒介研究就此停滯，與之相反，隨著霍爾的離開以及中心大量學生畢業，中心的媒介研究就像一粒粒種子，逐漸走出中心，走出伯明翰，在英國、美國、歐陸乃至全世界播散開來。

孫勇，1972年生，安徽廬江人。2009年畢業於新疆大學文藝學專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2009年進入北京語言大學文藝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2012年赴英國謝菲爾德大學、伯明翰大學訪學，2014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黔南民族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研究。

緒論
第一節 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概述
第二節 中心媒介研究發展簡介（1964-1979）
第三節 國內外研究綜述

第一章 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媒介研究（1964-1971）
第一節 中心媒介研究的先聲
第二節 紙上的聲音
第三節 電視暴力研究

第二章 政治與意識形態研究
第一節 新聞圖片的決定性意義
第二節 工業衝突與大眾媒介
第三節 時事電視節目的"團結"

第三章 受眾研究
第一節 "編碼／解碼"理論及其發展
第二節 "全國新聞"受眾研究
第三節 《十字路口》：肥皂劇受眾研究

第四章 監控危機
第一節 "行兇搶劫"：一種新型犯罪形式?
第二節 "行兇搶劫"新聞簡史
第三節 標簽的旅行
第四節 從"行兇搶劫"到道德恐慌：新聞的社會生產
第五節 案例研究：漢茲沃思案件
第六節 讀者來信

第五章 女性媒介研究
第一節 女性影像：女性雜志中的廣告
第二節 媒介中的女性形像
第三節 傑姬：青春期女性氣質意識形態
第四節 家庭婦女與大眾媒介
結語
參考文獻
致謝

《伯明翰學派前期媒介研究（1964-1979）》：
第一節中心媒介研究的先聲
1964年7月3日，距離霍爾到伯明翰大學就任研究員不到4個月的時間，斯圖亞特·霍爾與中心主任理查德·霍加特合作，在《觀察家》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反對廣告：我們能和BBC做些什麼”（Against Commercial:What can wedowith BBC）的文章，該文對當地電臺可能會插播廣告發出了中心強有力的回音。這裡需要簡單交代一下的是，由於英國公共廣播電視的特性，收聽廣播和收看電視是需要繳納一定的費用的，也就是收聽執照或者收看執照，這麼做的好處是你收看和收聽的節目是沒有廣告的，而其他獨立運營的廣播和電視節目，則允許插播廣告，也就是所謂的“插播廣告的”電臺或電視臺（commercialradio，commercial television）。這個費用具體到廣播上，一個家庭一年是5先令②，於是主張插播廣告人士的重要論斷之一就是插播廣告以後當地廣播將不再收費。而作者認為，這樣的論斷是錯誤的，首先，這筆費用並不高，而且也並不是每人每年收取5先令，而是每個家庭收取5先令；其次，即使按照最保守的運營費用來計算，每星期每人需要繳納的費用也僅僅是半個便士，也就是說，每年每人所要繳納的費用也不過1先令而已。同時，作者認為，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當地廣播電臺，首先必須是非常熱心於當地事務並提供一個當地事務研討的論壇；其次必須時刻從當地社會、人文、地理環境出發對當地、國家以及國際事件發表其本土化的意見和建議，並進而影響那些狂妄自大的倫敦媒介。而所謂的依靠廣告從而達到“免費”的目的，在作者看來，其作用恰好相反，由於廣告業主的逐利本性，你不可能要求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成為當地利益的守護者；與之相反，他們要求以及期待的受眾是潛在的消費者，他們會教育這些受眾從而達到他們的商業目的。至於有人說，這些大企業會成為當地的道德衛士，這自然也是一種荒謬之說，作者認為，這些大企業主們就像小紅帽故事中偽裝成祖母的大灰狼，當地的利益絕不是大灰狼所關心的。作者舉例說道，如果你在Ml高速公路上行駛，聽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當地電臺，自然是非常無趣的，而當地電臺的標準也許是激情、客觀以及多樣性。這是筆者所能找到的中心成立以來最早的媒介評述文章，也許和《伯明翰學派前期媒介研究（1964-1979）》相關主題的關聯性並不是很大，因為畢竟這篇文章不算是正式的媒介研究論文，基本上也未涉及多少相關的媒介理論，但是，考慮到這可能是中心第一篇正式的文章，且又論及媒介、廣告、商業化等議題，而且考慮到中心一貫的參與式研究立場，這應該也是中心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眾多研究中的最早作品，所以，以這篇文章作為中心媒介研究的開山之作，恐怕並不為過。①
延續霍加特與霍爾對廣播發展問題的思考，中心的第一期工作報告正式出版。②該期工作報告以“當地廣播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for Local Radio）為題，批判性地考察了當時廣泛討論的關於當地廣播發展的各種提議，並對當地廣播在社區生活和教育方面如何發揮積極作用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看法。在當時關於當地廣播如何發展的討論當中，作者首先考察了幾種流行的結構模式，第一種是“喬丹紀事”（Jordan's Register）在考察了超過300家電臺後得出的結論，即當地節目，除了當地新聞以外，最大的播出時長應該限定在一個小時以內；第二種是由一個叫做“當地電臺委員會”（Local Radio Association）的組織提出的，他們認為，當地電臺應該與當地事務發生緊密聯繫，應該緊扣當地社區所關心的議題，隻有這樣，纔能更大限度地發揮廣告的效能，纔能更有效地為廣告業主創造價值；而“曼克斯電臺”則提出了另外一種方案，即每天播放8-9小時的錄制音樂，並且認為，如果電臺每8小時播放超過45分鐘的當地新聞素材，就會失去對廣告業主的吸引力。作者認為，在這些廣播商業化的鼓吹當中，看起來似乎商業化的廣播業應該是受人尊敬的，他們也在極力說服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以使得他們能夠實施其商業化之策，能夠盡快說服廣告業主在其商業電臺中投放廣告，但是作者倒是十分擔心，如果當地廣播電臺商業化以後，變成一個音樂播放臺、一個娛樂臺、一個廣告臺，就隻能剩下很少的當地新聞了。在議會關於廣播商業化的辯論中，有議員建議商業電臺應該多向BBC的地區性廣播繫統學習，而作者則進一步指出，如果按照商業化廣播業者的理念進行發展的話，那麼所有的責任就全落到BBC肩上，商業化廣
……

“文化研究”近年來已然成為中國學界最為引人矚目的一道風景線，經過約20年的運行，在幾代學人的積極推動之下，不僅極大地刷新了學科的面貌，而且潛在地形塑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至少在一些人文學科中，凡是欲對新的理論話語有所了解或借用的學者，幾乎很難繞此前行，為此也在中國當代的學術史譜繫中牢固地確立起了自己的坐標。
文化研究作為一種“舶來品”，在中國的流通，最初是從引進英國文化研究的成果開始的，這與文化研究在國際學界逐漸展開的進程也相吻合。從早年的翻譯原作到後來的脈絡梳理，進而過渡到對其理論的消化以及本地化的運用、改造、創新等，形成了一較為完整的知識生產與循環的鏈條。在其中，沒有一個環節是可以隨意遺漏或省略的。
提到“脈絡梳理”，首先要歸功於最早的一批開拓者，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我在赴英國參加“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50周年紀念會”所提交的論文中也有一些描述與說明。但絕不僅限於此，全面地看，也與進入新世紀以來大批青年學者在其畢業論文寫作時所從事的探索性工作是密切相關的。從某種角度看，由於這些博論書寫者所確立的主題往往是更為專門化的，並有充裕的時間投入對之的瑣研中，因此完成的著述一般也會包含更為豐富的資料，在對繫脈的梳理上也會更加細致，等等，由此而對中國學界借鋻域外經驗，及在此基礎上推進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孫勇的博士論文也可歸人這一類型或行列。自2009年讀博以來，想必孫勇也見證了這些年來文化研究的活躍景像，北語的文化研究也與此同步，並更多地致力於將自己的教學和研究與國際文化研究場域連接在一起，這也是後期文化研究的一個主要特點，其中包括了“請進來”與“走出去”兩個方面。在“請進來”的規劃中，不僅有諸多海外學者跨洋而來，舉辦不同形式的講座與對話，而且有隔年舉行的“BLCU國際文化研究繫列講壇”，延聘了眾多一流的英美等文化研究學者，與中國學人同堂切磋，進行思想上的溝通與踫撞，這使得年輕的學子們得以增長自己的學識，洞開大腦的視閾。“走出去”是指鼓勵學生們去海外問學，在一段時間內，陸陸續續地便有多位在讀的博士與碩士學位攻讀者獲得了這樣的機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我們組團出席了在伯明翰大學舉辦的CCCS50周年紀念會。孫勇不僅有幸於此間獲得一前赴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訪學的機會，並借此而能在伯明翰等大學的圖書館裡翻閱舊文，搜索資料，也在2014年夏隨我們的師生團再度蹈英，接觸到大批CC勛級大佬，這無疑為之更為具體地了解、探索英國文化研究，揣摩其真實的氛圍與場景等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孫勇的博論瞄準的是英國文化研究最為鼎盛期的媒介研究，但又不是對之做單純的或泛化式的理論描述，而是將之與一個特定機構的成長經歷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其考察的是駐扎於伯明翰大學中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媒介研究，因此，從選題的設置來看，孫勇一開始就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明確的演繹邊界。這一課題的優勢是明顯的，因為畢竟在當時的情況下，許多從事過媒介研究並為後人廣為知曉的學者都曾在這一機構內活動與逐步成長起來。既然作為一個教學與研究機構，那麼就會有相對確定的配置，比如成員、小組、教案、講座、項目、雜志、叢刊等，更重要的是會有一個指導性的理念及圍繞此理念制造出的特殊氛圍，這些都有形或無形地構成了一個“邊界”，而中心有關媒介的討論及思想的流動狀態，都會與這些邊界內“要素”的綜合作用直接相關。這也是機構研究的特殊性所在，可以想像，沒有這樣一種機構的概念，許多分析自然就會流於空泛，或是說找不到“地基”。此外，作為對這項研究的一種肯定，也需要特別多提一句，盡管對CCCS中心作為機構的事實，也曾受到國內一些學者的關注，但從我所了解的情況看，隻有在孫勇的論文中，纔出現了更為詳盡的展示，雖然這並不屬於該文重點論述的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