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學繫列”的基本結構是“兩史一論”。即道德哲學基本理論；中國道德哲學；外國道德哲學。道德哲學理論的研究基礎，不僅在概念上將“倫理”與“道德”相區分，而且從一定意義上將倫理學、道德哲學、道德形而上學相區分。這些區分某種意義上回歸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但它更深刻地與中國道德哲學傳統相契合。在這個被宣布“哲學終結”的時代，深入而細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學研究反倒是必須而稀缺的，雖然那個“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朱熹氣像”在中國幾乎已經一去不返，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今天的學術已經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氣魄。中國道德哲學史、外國道德哲學史研究的理念基礎，是將道德哲學史當作“哲學的歷史”，而不隻是道德哲學“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它致力探索和發現中外道德哲學傳統中那些具有“永遠的現實性”精神內涵，並在哲學的層面進行中外道德傳統的對話與互釋。專門史與通史，將是道德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基本緯度，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是其靈魂與方法。
“科技倫理繫列”的學術風格與“道德哲學繫列”相接並一致，它同樣包括兩個研究結構。一個研究結構是科技道德哲學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倫理學，而是從哲學的層面、用哲學的方法進行科技倫理的理論建構和學術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學”而不是“科技倫理學”；第二個研究結構是當代科技前沿的倫理問題研究，如基因倫理研究、網絡倫理研究、生命倫理研究等等。一個結構的學術任務是理論建構，第二個結構的學術任務是問題探討，由此形成理論研究與現實研究之間的互補與互動。

樊浩，本名樊和平。男，1959年9月8日生，江蘇省泰興市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7），東南大學資深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學部主任，道德發展研究院院長；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副主任（主任為杜維明教授），資深研究員。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倫敦國王學院訪問教授。1992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成為當時全國年輕的哲學倫理學教授。國家“萬人計劃”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領軍人纔，中宣部“四個一批”人纔暨“全國文化名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委員，教育部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教材局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倫理學會名譽副會長；江蘇省社科名家，江蘇省中青年首席科學家、“333工程”一層次（院士級）專家。江蘇省“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2011’協同創新中心”、江蘇省“道德發展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兼總召集人。第八、九、十屆江蘇省政協委員。
出版個人獨立專著14部，合著多部，在《中國社會科學》等獨立發表論文260多篇。成果獲全國、教育部、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5項，二等獎8項。作為首席專家主持國家重大招標項目2項，其他國家和省部級重大、重點和一般項目二十多項。代表作有：獨立專著“中國倫理精神三部曲”——《中國倫理的精神》（22萬字，1990，1995），《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38萬字，1992，1994），《中國倫理精神的現代建構》（60萬字，1997）；獨立專著“道德形而上學三部曲”——《倫理精神的價值生態》（42萬字，2001，2007），《道德形而上學體繫的精神哲學基礎》（57萬字，2006），《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55萬字，2017）；以及作為首席專家的合著“道德國情三部曲”《中國倫理道德報告》（94萬字，2010），《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105萬字，2010），《中國倫理道德發展數據庫》和《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報告》（一千多萬字，2018）。

緒論 開放一衝突的文明體繫中倫理精神的生態合理性
（一）20世紀西方“倫理學方法”的推進及其
“麥金太爾難題”
（二）“麥金太爾難題”的真諦與現代倫理的前沿課題
（三）生態覺悟進程中“倫理學方法”的超越
（四）生態合理性的價值原理
（五）生態合理性的方法論辯證

第一篇 倫理精神價值合理性的生態理念
一 文化理解
（一）“意義”的“理解”
在“文本”與“文化”之間——“文化文本”的價值“理
解”——倫理“文本”“理解”方式的實證考察——“文化
理解”的理念
（二）關於“傳統”的“文化理解”
傳統的文化功能與文化力量——傳統的邏輯——多樣性傳統中
普遍價值的積澱
（三）“新儒學理性”與“新儒學情結”
20世紀思潮的學術潛流——回應衝突的“新儒學理性”
“新儒學情結”的自在與潛在
二 人文力
（一）世界性的經濟一文化難題與“人文力”的詮釋
（二）“人文力”的形上基礎
黑格爾“力”的概念——人一文化一人文力
（三）“人文力”的品質結構
大小——方向——作用點
（四）“人文力”的調理與傳統的生態轉換
三 倫理生態
（一）“倫理精神”——“合理性”——“倫理生態”
（二）倫理精神的生態本性及其合理性根據
（三）價值引進的生態現實性
（四）現代中國倫理發展的問題是“倫理生態”的問題
（五）“倫理生態”的辯證結構
……
第二篇 倫理精神的文化生態
第三篇 倫理—經濟的人文力生態
第四篇 倫理一社會生態整合的價值原理
結語 倫理精神的生態對話與生態發展
後記

《倫理精神的價值生態》：
文化決定論反傳統主義文化的哲學基礎是相信文化（意識、精神）在社會發展中具有巨大的乃至決定性的作用。隻有在這一哲學前提下，反傳統主義者纔認為傳統文化應當對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負責，也纔需要通過反傳統尋找民族振興、社會發展之路。反思一個半世紀以來在中國發生的三次大的文化熱，可以發現一個十分鮮明的特點：差不多每半個世紀就爆發一次文化熱，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熱”。鴉片戰爭時期的文化論爭基本上局限於精英階層，五四時期的文化熱已具有一定的民眾性，而80年代以後的文化熱幾乎席卷整個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當然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因為文化參與的程度與民眾覺悟的程度有關，但其後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起碼說明更多的人尤其是知識階層，認為文化問題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文化熱與社會轉型相伴隨，固然是啟蒙的必須，然而不可否認，它與潛在於主體意識深層的文化決定論的哲學理念密切相關。在五四以來的文化論爭中，這種理念采取了否定性的表現形式，這就是反傳統。
“虛擬傳統”近代以來的三次大的文化熱，表征著中國社會發展的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文化熱反的卻是同一個傳統，這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源頭性文化。鴉片戰爭時期的文化熱反孔教，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化熱高呼“打倒孔家店”，80年代以後的文化熱還是反孔子。從邏輯與歷史兩方面考察，這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所反的傳統應當有所不同，反傳統的目標指向方面的一貫性，或者說明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太深，以致形成所謂“劣根性”；或者說明中國社會近代、現代轉型不充分，沒有完成自己的文化任務。如果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反傳統主義文化還有某些合理性根據，但這種假設很難解釋以下事實：在激烈反傳統的青年人的知識結構和品質構造中，傳統的含量事實上很小。不懂傳統反傳統，文化上自覺的程度當然令人懷疑。如果與以上所指出的反傳統主義文化的品質缺陷相聯繫，這一現像就可能比較容易得到解釋。既然反傳統主義文化在道德上體現為怨古尤祖的品質，在學術上具有文化決定論的哲學基礎，那麼，作為批判對像的“傳統”的確定性就有待追究。西方近代以來曾有兩次大的反傳統浪潮，一次是近代的文藝復興，一次是20世紀以後出現的後現代主義，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反的都是現實的或最近的、當下的傳統。文藝復興運動反的是中世紀的傳統，為了反中世紀傳統，它采取了“復古以求解放”的方式，提出的口號是“回到古希臘”；後現代主義努力解構西方文化的現代傳統，而途徑同樣是向文化的源頭復歸。在這裡，“傳統”是現實的、確定的。中國反傳統主義文化則不同。它總是把遠古的也是源頭的傳統作為“反”的對像，這就造成兩種後果。其一，對於目前的社會來說，這種傳統不是真實的或現實的，而是虛擬的；在反傳統者的意識中，這種傳統不是清晰的和確定的，同樣是虛擬的。於是，反傳統主義文化所要反的，就不是一個現實的傳統，而是“虛擬傳統”。或者說，在反傳統主義文化的品質構造中，存在一個“虛擬傳統”，這個“虛擬傳統”是反傳統主義文化存在的重要根據。“虛擬傳統”曾是傳統演變和文化發展中的合理現像，希爾斯曾提出“虛擬傳統”的概念，中國傳統文化中也確實有這樣的傳統，但傳統文化所建立是肯定性的虛擬傳統，作為孔子的理想社會的“三代”，作為老子的理想社會的“洪荒之世”，都是這樣的肯定性的虛擬傳統，而反傳統主義文化解構的是否定性的虛擬傳統，其文化性質與價值功能當然很不相同。其二，近代以來的文化熱一直把虛擬的、源頭性的傳統作為反的對像，必然的結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動搖中國文化的根本，很容易導致文化上的“失根”現像，使文化主體在精神上喪失家園。
……

東南大學的倫理學科的起步於20世紀80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蕭昆燾教授、王育殊教授創立，90年代初開始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構成的年輕的學科梯隊；至90年代中期，這個團隊基本實現了博士化。在學界前輩和各界朋友的關愛與支持下，東南大學的倫理學科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自20世紀末以來，我本人和我們團隊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個問題：我們這個團隊應當和可能為中國倫理學事業的發展作出怎樣的貢獻？換言之，東南大學的倫理學科應當形成和建立什麼樣的特色？我們很明白，沒有特色的學術，其貢獻總是有限的。2005年，我們的倫理學科被批準為“985工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這個歷史性的躍進推動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經過認真討論並向學界前輩和同仁求教，我們將自己的學科特色和學術貢獻點定位於三個方面：道德哲學，科技倫理，重大應用。
以道德哲學為第一建設方向的定位基於這樣的認識：倫理學在一級學科上屬於哲學，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須具有充分的哲學基礎和足夠的哲學含量；當今中國倫理學和道德哲學的諸多理論和現實課題必須在道德哲學的層面探討和解決。道德哲學研究立志並致力於道德哲學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論課題的探討。在這個被稱為“後哲學”的時代，倫理學研究中這種對哲學的執著、眷念和回歸，著實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之舉，但我們堅信，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稀缺的學術資源和學術努力。科技倫理的定位是依據我們這個團隊的歷史傳統、東南大學的學科生態，以及對倫理道德發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斷和謀劃。東南大學最早的研究生培養方向就是“科學倫理學”，當年我本人就在這個方向下學習和研究；而東南大學以科學技術為主體、文管藝醫綜合發展的學科生態，也使我們這些9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再次認識到，選擇科技倫理為學科生長點是明智之舉。如果說道德哲學與科技倫理的定位與我們的學科傳統有關，那麼，重大應用的定位就是基於對倫理學的現實本性以及為中國倫理道德建設作出貢獻的願望和抱負而作出的選擇。定位“重大應用”而不是一般的“應用倫理學”，昭明我們在這方面有所為也有所不為，隻是試圖在倫理學應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領域進行我們的努力。
基於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設中，我們決定進行繫列研究並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嚴肅而審慎地推出以“東大倫理”為標識的學術成果。“東大倫理”取名於兩種考慮：這些繫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東南大學倫理學團隊的成員，有的繫列也包括東南大學培養的倫理學博士生的優秀博士論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們希望並努力使這些成果具有某種特色，以為中國倫理學事業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東大倫理”由五個繫列構成：道德哲學研究繫列；科技倫理研究繫列；重大應用研究繫列；與以上三個結構相關的譯著繫列；還有以叢刊形式出現並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創刊的《倫理研究》專輯繫列，該叢刊同樣圍繞三大定位組稿和出版。
“道德哲學繫列”的基本結構是“兩史一論”。即道德哲學基本理論；中國道德哲學；外國道德哲學。道德哲學理論的研究基礎，不僅在概念上將“倫理”與“道德”相區分，而且從一定意義上將倫理學、道德哲學、道德形而上學相區分。這些區分某種意義上回歸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但它更深刻地與中國道德哲學傳統相契合。在這個被宣布“哲學終結”的時代，深入而細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學研究反倒是必須而稀缺的，雖然那個“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朱熹氣像”在中國幾乎已經一去不返，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今天的學術已經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氣魄。中國道德哲學史、外國道德哲學史研究的理念基礎，是將道德哲學史當作“哲學的歷史”，而不隻是道德哲學“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它致力探索和發現中外道德哲學傳統中那些具有“永遠的現實性”精神內涵，並在哲學的層面進行中外道德傳統的對話與互釋。專門史與通史，將是道德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基本緯度，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是其靈魂與方法。
“科技倫理繫列”的學術風格與“道德哲學繫列”相接並一致，它同樣包括兩個研究結構。第一個研究結構是科技道德哲學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倫理學，而是從哲學的層面、用哲學的方法進行科技倫理的理論建構和學術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學”而不是“科技倫理學”；第二個研究結構是當代科技前沿的倫理問題研究，如基因倫理研究、網絡倫理研究、生命倫理研究等等。第一個結構的學術任務是理論建構，第二個結構的學術任務是問題探討，由此形成理論研究與現實研究之間的互補與互動。
“重大應用繫列”以目前我作為首席專家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招標課題和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委托課題為起步，以調查研究和對策研究為重點。目前我們正組織四個方面的大調查，即當今中國社會的倫理關繫大調查；道德生活大調查；倫理一道德素質大調查；倫理一道德發展狀況及其趨向大調查。我們的目標和任務，是努力了解和把握當今中國倫理道德的真實狀況，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推進和理論創新，為中國倫理道德建設提出具有戰略意義和創新意義的對策思路。這就是我們對“重大應用”的詮釋和理解，今後我們將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並貢獻出團隊和個人的研究成果。
“譯著繫列”、《倫理研究》叢刊，將圍繞以上三個結構展開。我們試圖進行的努力是：這兩個繫列將以學術交流，包括團隊成員對國外著名大學、著名學術機構、著名學者的訪問，以及高層次的國際國內學術會議為基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主題和主線，由此凝聚自己的資源和努力。
馬克思曾經說過，歷史隻能提出自己能夠完成的任務，因為任務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務的條件已經具備或正在具備。也許，我們提出的是一個自己難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我們完成任務的條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們這支團隊的學術資質方面的條件還遠沒有具備。我們期圖通過漫漫求索乃至幾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以道德哲學、科技倫理、重大應色的“東大倫理”的學術標識。這個計劃所展示的，與其說是某些學術成果，不如說是我們這個團隊的成員為中國倫理學事業貢獻自己努力的抱負和願望。我們無法預測結果，因為哲人羅素早就告誡，沒有發生的事情是無法預料的；我們甚至沒有足夠的信心展望未來；我們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諾的是：
我們正在努力！
我們將永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