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邊疆問題研究叢書：西藏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是國家社科基金西南邊疆項目（項目號：A080045）委托項目的成果之一，於2011年以“優良”等級結項。《四川大學邊疆問題研究叢書：西藏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對西藏經濟社會的變遷，運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進行了解析，得出了與之前很多研究成果不同視角的新看法。《四川大學邊疆問題研究叢書：西藏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將對西藏經濟社會歷史的研究，置於新古典經濟學（西方學界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列入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之中，研究制度供給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性，並予以理論和實證的闡釋，找出了不同區域和特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進制度供給等問題。提出了制度供給是決定西部不同少數民族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西藏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制度供給與變遷等重要觀點。

孫勇，男，祖籍河北，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教授，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秘書長、黨研室主任，西藏社科院黨委書記、副院長，西南民族學會副會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民族學項目評審專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涉藏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西藏社會經濟研究，邊疆理論研究，曾經兩次獲得國家一等獎。

緒論
一 思想庫有關問題的提出和解題的思路
二 西南地區及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制度供給的規定性
三 從發展的結構角度解析西藏的制度供給問題
四 對西藏現實發展中制度供給的理性考察
五 需要重點關注和在理論上解決的幾個問題

第一章 新制度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與實證觀察
第一節 兩種制度理論
一 馬克思的經濟制度理論
二 新制度經濟學的崛起
三 發展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
第二節 制度的含義及分類
一 制度的含義
二 制度的分類
第三節 新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概述
一 制度變遷理論
二 交易費用、產權與企業產權
三 國內學者的一些研究

第二章 西藏近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狀況
第一節 西藏歷史中的制度環境
一 西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農奴制轉化
二 封建農奴制度的確立和發展
三 “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社會經濟狀況
四 近代西藏經濟社會特有的制度景觀
五 馬克思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分析
第二節 西藏的社會經濟變革
一 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準備階段
二 誘致性制度供給在西藏的例證
三 社會制度的歷史飛躍
四 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1965-1979年）
五 強制性和誘致性制度供給帶來的社會主義因素
第三節 改革開放後中央在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制度供給
一 改革開放初期具有新內容和特點的政策
二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所制定的一繫列政策
第四節經濟結構與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特征
一 經濟結構的形成背景
二 西藏現代經濟部門的產生
三 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征

第三章 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探索
第一節 “兩個怎樣”標準指導下的西藏經濟發展戰略選擇
一 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
二 “一個轉折點，兩個裡程碑”的實踐
三 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實現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二節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西藏加快發展戰略
一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政策導向
二 區域經濟政策的調整一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西藏提出三步走目標
第三節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政策導向
一 跨越式發展戰略的提出
二 “十五”時期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狀況
第四節 西藏“十一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重點
一 西藏“十一五”時期（2006-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戰略
二 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牧區
三 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綜合發展能力
四 推進產業建設，壯大特色經濟
五 科學統籌區域經濟，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第五節 從制度理論角度解讀西藏經濟社會發展
一 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觀察與思考
二 制度理論與西藏經濟社會發展

第四章 非正式制度與西藏經濟社會變遷
第一節 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社會的相關概述
一 非正式制度
二 文化與非正式制度
第二節 西藏古代文化的綜合進化
一 卡若文化遺址與西藏古代文化的綜合進化
二 西藏古代文化綜合進化的高潮：吐蕃政權
第三節 西藏文化綜合進化向特殊進化的轉折點
一 吐蕃政權的崩潰
二 封建莊園制的誕生
三 舊西藏的教權和政權
四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與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第四節 新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促進了西藏文化綜合進化的新開端
一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央主導的制度供給
二 現代西藏社會文化新綜合化在矛盾中不斷向前

第五章 當代西藏社會經濟形態演變路徑
第一節 在國家背景下的西藏所有制和經濟體制變遷
一 和平解放以來西藏所有制結構的變遷
二 和平解放以來西藏經濟體制的變遷
第二節 西藏產業結構的演變
一 產業結構演變的動因
二 和平解放以來西藏產業結構的變遷及特征
三 西藏產業結構演變模式分析
四 西藏產業結構演變的結論
五 西藏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第三節 非結構的演變趨勢
一 西藏的非經濟結構
二 西藏非結構的演進

第六章 總體供給模式下的西藏現代化建設
第一節 總體供給模式的特征
一 制度變遷為總體供給模式形成奠定基礎
二 總體供給模式的主要特征
三 總體供給模式的有效性
第二節 對外開放
一 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
二 資本的形成與導致的結果
三 金融和資本市場發育
第三節 青藏鐵路開通後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格局
一 青藏鐵路開通後，將進一步加強西藏與內地的經濟交流
二 青藏鐵路開通後，將擴大西藏對南亞的開放程度
三 青藏鐵路開通後，將使西藏形成新的區域發展格局
第四節 西藏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
一 現代化的相關理論
二 西藏現代化實現程度的評價

第七章 新世紀西藏現代化進程的制度創新需求
第一節 制度創新與西藏現代化進程
一 制度創新的一般性分析
二 制度創新與現代化發展的關繫
三 制度創新是西藏現代化發展的關鍵途徑
第二節 西藏現代化過程中的制度供給不足問題
一 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不足問題
二 西藏現代化建設中的制度需求
三 “制度變遷的三階段論”對西藏現代化制度創新的啟示
第三節 西藏現代化的選擇——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道路
一 對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道路認識
二 西藏特點的發展道路
三 西藏特點發展路子下的制度創新
參考文獻
後記

《四川大學邊疆問題研究叢書：西藏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
第三節新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概述
一制度變遷理論
（一）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
制度和產品在供需方面的差異並沒有影響需求一供給模型在制度領域的適用，個人主義方法論的使用決定了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供求的分析，首先在制度需求方面展開，這也是早期文獻偏重於制度需求的原因之一。
如果說滿足和效用導致了人們對產品的需求，那麼對額外利益的追求則是人們產生制度需求的動因。無論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都是人們逐利、妥協的產物，制度規範著人們的行為，也劃分了集團之間的利益邊界。當在現有制度框架下，人們無法再擴大自身利益時，如果可能的制度變革可以帶來收益，那麼制度需求就會出現，人們期望著現有制度被改變。
相對價格變動、技術、市場規模和憲法秩序影響著人們的制度需求：產品和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會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導致利益“失衡”；新技術的出現或者引起相對價格改變，或者降低交易費用使某項制度的收益凸顯；市場規模擴大降低了固定成本對制度創新的障礙，更易於與規模經濟相關的制度創新，一些制度的運行成本也隨之改變；憲法秩序則深刻地影響著制度的收益和成本。
制度需求是影響制度變遷的重要因素，但高昂的成本和費用可能使制度變革的收益化為烏有。因此，制度需求並不是制度變遷的充分條件，這一角色是由制度供給出演的。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眾多的制度需求可能因種種原因被“扼殺”或壓制，而有能力衝破現有阻礙的主體推動並實現了制度的供給，創設了新的制度，由此也導致了制度變遷。可見，有制度供給必然有制度變遷，而制度變遷也意味著制度供給的存在。可以認為，制度供給部分是制度變遷這個整體中最重要的組成要素，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制度供給與制度變遷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制度供給的性質或日特性決定著制度變遷的特性，而某些制度供給的分類也適用於制度變遷，反之也成立。
有能力衝破現有阻礙、推動並實現制度供給，意味著主體的制度創新收益大於成本。一般說來，現有制度、知識積累及其進步、純粹的制度創新成本等因素對上述成本與收益有著實質性影響。現有制度，無論是整個制度體繫、憲法秩序、具體的制度安排，還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都影響著制度創新的成本和收益。現有制度的改變必然受整個制度體繫的制約，特別是憲法秩序和相關具體制度安排的制約。憲法秩序是基本制度框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憑借被賦予的權力和國家機器對符合其創設者利益的制度創新予以鼓勵，打擊或毀滅損害其創設者利益的制度創新，極大地影響著制度創新的收益和成本；憲法秩序外的其他有關制度也會對制度創新作出反應，利益因該制度創新而受到損害的主體必然利用現有制度抗爭，制度之間的摩擦就會出現，無論結果是“雙贏”、進行“補償”甚至“雙輸”，最終的結果都是相互力量對比和妥協的產物。
現存非正式制度對制度創新的約束力量同樣不容小視，文化傳統、信仰習俗可以將制度創新的成本幾乎無限放大而使之根本無法進行，意識形態也可以使人們推動“損己利人”的制度創新。從本質上看，現存制度對制度創新的影響，其實質是利益集團力量差異下的相互妥協和抗爭，盡管相互妥協和鬥爭下的逐利本性推動著制度創新、制度變遷甚至是人類社會的發展，但集團間的利益分野、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差別，決定了制度需求引導下的自發的制度供給永遠無法達到最佳水平。除現存制度及其背後的利益鬥爭外，人類社會的知識存量及增量對制度創新也有著重要影響。人們的認知影響著人的理性，改變著人類對外在世界的認知，從而也改變著理性人的成本、收益曲線，對制度創設過程也具有相當影響。此外，制度的創設需要相當的成本，無論是制度的設計、實施，抑或制度變遷造成的損失、風險和機會成本，都意味著制度創新成本的增加。
……

歷史經驗一再表明；邊疆穩則國家安，邊疆強則國力盛。邊疆安全與發展問題，關乎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梯次推進，關乎國家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安全，關乎中國能否有效參與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構，關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國夢”的實現。
邊疆問題研究，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上溯明代張雨的《邊政考》，下及近代仁人志士所列諸種學說，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活躍在成都華西壩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及其主辦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等，都有篳路藍縷之功。近年來，“治國必治邊”漸成共識，邊疆研究方興未艾，國內多家高校和研究機構先後建立邊疆研究機構，一批中青年學者成長起來，相關成果在服務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繫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2012年，四川大學聯合雲南大學、西藏大學、新疆大學、國家民委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等單位，在北京成立了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該中心以興邊富民、強國睦鄰和國家長治久安為目標，致力於發揮理論創新、咨政建言、人纔培養、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服務於邊疆穩定與發展，服務於國家安全戰略，服務於西部周邊睦鄰友好，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
中國西部邊疆地域遼闊，疆線綿長，民族多樣，是大國利益交彙區域，也是中國應對各種涉及國家安全、穩定與發展挑戰的前沿陣地和戰略依托，安全屏障地位十分顯要。從雲南、西藏到新疆，從邊界爭議到“一帶一路”建設，從民族團結到反分裂鬥爭，從資源開發到生態保護，從民生改善到周邊關繫處理，西部邊疆的一繫列問題都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且生存安全問題和發展安全問題、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情況特殊而復雜。
近幾年，中國西部邊疆的安全與發展面臨突出的問題。
（1）西部邊疆地區從過去隨機狀態下的基本穩定，向專項控制下的基本穩定轉變，由於外部勢力的介入，其安全穩定的變數顯著增加。國際上，西部邊疆相關議題的國際話語權爭奪日趨激烈，特別是在國際話語權仍舊由西方國家和媒體主導的大背景下，圍繞西部邊疆問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已成為當務之急。在國內，西部邊疆地區從各民族“命運一體，榮辱與共”，開始出現局部否定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的暗流，特別是在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下，極少數群體的民族分裂意識有抬頭趨勢。
（2）西部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地區差異明顯，西部邊疆地區經濟發展長期落後於全國經濟發展平均水平。在全球化和市場化加速推進的背景下，西部邊疆地區面臨“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發展困境，到2020年要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時間短，要求高，發展壓力巨大。
（3）西部邊疆地區的人口、資源、環境關繫從基本穩定向局部惡化轉變。由於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一方面農村人口大量向城鎮轉移，造成農村空心化，不利於守邊固邊，也不利於自然資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在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動力的同時，也由於過度開發承載力有限的自然生態環境而造成當地生態環境破壞，致使局部自然生態環境惡化。近年來，我們社會經濟發展轉型強調生態文明建設，西部邊疆地區則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區域，如何協調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繫，促進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是西部邊疆地區發展必須處理好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