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來華傳教士曾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其影響日益引起學界的關注。
《近現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學角度對近現代來華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義給於史料梳理和學理分析。具體內容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近現代來華天主教傳教上與中國文學研究；二是近現代來華新教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三是就明興禮、賽珍珠及包貴思等三位來華傳教士進行個案研究。雖然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學的譯介研究難免帶上宗教色彩，但作為中西文化的“之間人”和具有深厚“在地”體驗的研究者，他們的工作為今日中國文學研究保存了豐富的一手資料.並提供了極具特色的研究視角。無疑可以豐富我們的研究空間，拓展我們的研究視野。

劉麗霞，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基督宗教與中外文學關繫研究。2003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近幾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中國教會大學期刊文學現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教會大學文學活動考察”等。已出版相關專著《中國基督教文學的歷史存在》（20C）6），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曾為中國人民大學訪問學者（2009—2010）、河南大學博士後（2010一2012）、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2015—2016）。

緒論 近現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之內在關聯
一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漢學研究傳統之繼承
二 近現代來華傳教士文字傳教策略之推動

第一章 近現代來華天主教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
一 清末民初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對白話文運動的參與及影響
二 來華聖母聖心會士與中國文學研究
三 來華耶穌會士與中國文學研究
四 來華法國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學中他界書寫的譯介

第二章 近現代來華新教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
一 來華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新文學的參與及影響
二 來華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新文學的譯介及研究——以《教務雜志》為例
三 來華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譯介——以《教務雜志》《中國叢報》為例
四 幾位傳教士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譯介
五 來華新教傳教士創辦的《女鐸》月刊及《女鐸》小說研究

第三章 個案研究
一 明興禮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二 賽珍珠與中國文學
三 包貴思與燕京大學作家群

結語 中西文化之間：近現代來華傳教士的“之間人”身份
參考文獻
後記

《近現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
在相當長時間內，天主教普通信眾個人也沒有解經的資格，經文解釋權在教士手中。正如學者所言，雖然“教會從來沒有禁止人翻譯聖經，但教會保留對於解釋聖經的權利”①。特別是看到新教因為解經不同出現各種派別紛爭，天主教一直強調對權威釋經的重要性。傳教士用白話證道、解釋聖經不是什麼問題。比如在《公教白話報》上，我們可以看到形式活潑的解經內容。但用白話譯經則是另一個問題。保持對同一權威聖經版本的認可，這是合一的重要保證。
對權威的重視也導致翻譯的難度。翻譯者除了具備神學的基本知識之外，在語言方面還要熟悉聖經原文，因為天主教譯經強調原文直譯，而非從其他語言轉譯，以此加強對聖經原意的傳達。如學者所言：“蕭靜山的新約譯本是按照希臘原文加以修訂，而李山甫等人的譯本和上海耶穌會徐彙總修院的新約譯本也強調參考希臘文的經文。……同樣地，《思高聖經》是以舊約希伯來文和新約希臘文為翻譯的基礎。”②新教對此則不特別嚴格。
有學者指出：1615年教宗保祿五世已準許用中文舉行彌撒聖祭，誦念日課，並準許采用文言體裁翻譯聖經。但直到20世紀初，也沒有出現文言整本譯經。部分原因在於：聖經翻譯的工作繁重，任務艱巨，“太困難，太危險，需花費很長的時間”。最大的困難就是，對於基督宗教名詞或名稱的翻譯，要做到用詞準確、語言文雅，這需要傳教士們對語言學有很深的研究，還有對語法、工具書（辭典）的靈活掌握，以準確恰當地表達基督教的概念。此外，從17世紀開始，教理書籍深受青睞，而聖經的翻譯被忽視了。③
如前所述，聖言會在20世紀初出現了一些白話譯經的嘗試，但大都是描述《聖經》裡的故事，並加以注釋，或配以圖片，以使更多的人了解《聖經》，算不上是嚴格的白話譯經。另外，聖言會最成功的傳教策略即20世紀最受歡迎的模式便是“采用聖經及聖經有關的內容來解釋教理”，或日“聖經與教理相結合”①的思想。
……

近現代中國日漸發生深刻的現代化轉型，最終告別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及其觀念體繫，而彙人創建獨立、自由、民主、富強國家的時代大潮中。轉型的過程伴隨著文藝復興以降西方先進文化向東方的不斷傳播，在中國，這一西學東漸潮流是由來華傳教士率先推動的。鋻於此種歷史事實，近現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文化關繫的研究日益引起知識界關注，不斷湧現出令人欣慰的學術新人及其創新之作，劉麗霞的《近現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研究》就是其中的一種。
誠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近現代中國盡顯天地翻覆的壯闊景觀，文學領域亦發生面目全新的變革，追根溯源，其重要誘因之一乃是由傳教士促成的西方文化強力介入，以致國人面前呈現出令人炫目的異質文化資源。西方傳教士在文學觀念、文學內容、文學語言、文學形式、文學功能、文學與現實的關繫，文學的傳播方式、理解方式、詮釋方式、讀者對像及其接受方式等方面，均對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型產生深刻影響，其影響力已遠遠超出學界已然得出的認知和評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文學的近現代變革首先是由來華傳教士推動的，傳教士的文學活動構成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源頭之一。張西平教授將西方漢學分成以《馬可波羅遊記》為代表的“遊記漢學”、以《漢文啟蒙》（雷慕薩）為代表的“專業漢學”，和肇始於《中國札記》（利瑪竇）而綿延數百年之久的“傳教士漢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