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01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繼要求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項工作任務之一。這表明，成本管理已成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抓手，而不僅僅是企業內部管理的一個手段。
推動成本管理理論和方法研究向更廣領域、更深層次拓展，更好服務中央決策，2016年10月中旬，以“降成本與中國成本研究會的歷史使命”為主題，中國成本研究會學術年會在南京審計大學召開。
該書為會議成果以及若干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結集。

高培勇，1959年1月生，天津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繫財政學專業畢業，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員會經濟學部執行委員。主要研究專長為財稅理論研究、財稅政策分析。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用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曾先後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國*級教學成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獎、中國財政學會優秀成果獎、中國稅務學會優秀成果獎、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優秀成果獎、中國人民大學優秀成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決策信息獎等20餘項獎勵。

汪德華，男，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財稅理論與政策以及公共政策分析，近期集中在增值稅、社會保障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與政府間財政關繫等問題。2000年至2005年，研究生(碩博連讀)畢業於南京大學經濟學繫，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5年至2007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2007年到中國社科院財貿所財政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員。現任財政審計研究室主任。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聯合國兒基會項目、財政部委托項目等課題，參與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傑出青年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急項目等課題；曾獲"浦山獎(2008年)"、"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2009年)"、"中國金融學國際年會*佳論文獎(2005年)"等學術獎項。

基於降成本目標的減稅抉擇 …………………………………………１
新形勢下成本概念的理性思考 ………………………………………８
多角度理解 “降成本”問題………………………………………１０
非公經濟既要清也要親——構建新型政商關繫的一些思考… １５
降成本背景下的質量成本管理問題研究…………………………１８
企業降本增效機制是宏觀經濟決策的基石………………………２５
全成本核算在事業單位核算中的思考——以醫院和高校為例…３３
成本研究思路的一點建議 …………………………………………３８
焦作市政府大數據降成本的創新應用…………………………… ４１
基於大數據的企業成本控制新趨勢……………………………… ５１
降成本的金融支持政策 ………………………………………… ６２
西部地區 “降成本”調研報告…………………………………… ７４
西藏自治區區域成本差異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研究 …………１１８
企業稅負成本地區間差異及與宏觀稅負之間的關繫
——基於工業企業數據計量分解的分析 ………………………１４６
國際貿易的成本分析：視角與方法 ……………………………１６６
後記 ………………………………………………………… １８５

代序
學術團體具有生命力的重要體現之一，就在於持續進行的學術研討活動。作為一個組建於改革開放初期、有著幾十年活動歷史的學術團體，中國成本研究會每年舉行的年會，都有一個相應的主題。每年年會主題的確定，所考慮的，其實主要是兩個因素：一個就是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大勢。從黨和國家發展事業全局看，需要我們做些什麼研究？另一個是我們自身的使命。就自身的學科背景和研究專長看，我們能夠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做些什麼研究？
今年的中國成本研究會年會的主題是《降成本與中國成本研究會的使命》。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主題，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一）
降成本無疑是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之一。從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為此部署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簡稱“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之後，降成本便成為一個高頻詞彙不時地出現在各種場合。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對於降成本的意義，體會可謂越來越深刻。
作為一個經濟範疇，成本的意義應當是不言自明的。隻不過在過去一個不算短的時間裡，我們把太多的熱情放在了增長速度上，而對取得或維持增長所付出的成本關注太少，以至於本應屬於念念不忘層面的成本概念，在不知不覺中淡出了不少人的視野。即便在專司經濟分析的經濟學界，談及成本、以成本作為分析維度的，也往往算是新鮮事。
在今天的中國，降成本的意義之所以被如此凸顯，首先源於我們所做出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既然當前我們身處的經濟環境是新常態而非舊常態，那麼，立足於經濟形勢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從而走出一條大不相同於以往的經濟工作新路子，便是不二的選擇。降成本，顯然就是這樣的一條具有創新意義的新路子。換言之，隻有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背景下，隻有轉向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軌道，纔可能喚回人們對於成本這一重要經濟範疇的重視，纔可能驅動人們對於降成本這一重要經濟舉措的追求。
降成本的意義之所以被如此凸顯，還與我們所形成的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繫密切相關。既然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其根源主要不在於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而在於結構性因素，繫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那麼，聚焦於大不相同於以往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供給側和結構調整上找出路，當然要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新的著力點。進一步說，既然造成這些重大結構性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機制性障礙，在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未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在於政府沒有更好的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麼，以改革的辦法實現供求關繫新的動態均衡，無疑是宏觀經濟政策的新的落腳點。降成本，顯然就是這樣的一個同時落實於供給側和結構調整上的新的著力點以及以改革辦法實現供求新平衡的新的落腳點。換言之，隻有在宏觀經濟政策著力點由需求側轉到供給側、由總量調節轉到結構調整的背景下，隻有將改革作為推動實現宏觀經濟政策意圖的重要力量，纔可能使得成本這一重要經濟範疇回歸其應有的方位，纔可能將降成本納入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操作繫列甚至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二）
從過去一年有關“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的操作實踐中，還可以看到，相對於其他四個方面而言，降成本可能是迄今含金量最高、異議最少且最易取得實效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抓手。這是因為：
其一，降成本是天然的供給側行動。如人們所熟知的那樣，在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式中，舉凡涉及到構成成本的因素如消費、儲蓄、稅收，從來都是被放置在總供給一側的。既然構成成本的因素一定位於供給一側，那麼，與降成本有關的行動，也一定發生於供給一側——所涉及的往往屬於構成成本的因素的相應變化。
其二，降成本是天然的結構性調整行動。常識告訴我們，成本從來都不是獨立發生的。當我們操用成本二字的時候，總會聯繫到其他因素，說明是相對於什麼的成本。或者，為了取得什麼樣的效益或利潤而發生的成本。既然成本總要與其他相關因素綁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繫統的構成因素而同其他相關因素之間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繫，那麼，與降成本有關的行動，一定是落在結構性調整上的——伴隨著共存於一個整體繫統之中的其他相關因素的相應變化。
其三，降成本是天然的改革行動。道理非常簡單。降成本，無論涉及的是居民消費、居民儲蓄，還是政府稅收，均屬於重大的利益格局調整，一般不可能單純通過政策層面的安排或設計加以實現，而必須同時付諸改革性的行動。既然降成本總要以改革為前提，與改革綁在一起，那麼，與降成本有關的行動，一定伴隨著改革的規劃與實施——非一般意義上的政策安排，而繫重大的改革行動。
所有這一切，其實都告訴了我們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降成本是天然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行動。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會有降成本的操作。降成本的操作，也隻有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中纔會真正落到實處。兩者如同一對孿生姐妹，如影隨形、亦步亦趨。
（三）
降成本的意義如此之重要，對於它的研究和操作，無疑是要認真應對的。然而，這又並非一件易事。
應當說，對於經濟發展舊常態背景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我們是比較熟悉、也比較專業的。比如經濟過熱的時候搞緊縮，經濟趨冷的時候搞擴張，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進程的洗禮，這樣的“逆風行事”機理已經扎根於我們的思想深處。但是，對於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我們則不大熟悉，甚至憑借以往的知識結構和研究經驗難以做出清晰的闡釋。主要矛盾和問題發生變化了，所能調遣的“兵”、所能用上的“土”也都不同於以往了，宏觀經濟調控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當然要有所不同。
具體到降成本，特別是與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繫相匹配的降成本操作，更需格外講究，謹慎從事，以免不小心落入俗套、招致似是而非的結果。
比如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在當下的中國，稅費負擔無疑是企業最亟待降低的成本。然而，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並非新的提法。從東南亞金融危機到國際金融危機，我們都曾經有過關於減稅降費的政策安排。隻不過以往降低稅費負擔的主要目的在於增加企業可支配收入、擴大社會總需求，繫總量性調節，其著力點是落在需求側的。對比之下，當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主要目的在於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供給質量，繫結構性調整而非總量性調節，著力點是落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的。並且，前者的推動力量主要是政策性安排，後者雖離不開政策性安排，但主要依托於改革性行動。如此巨大的變化，一旦落在減稅降費的操作上，當然須謀定後而動，看清楚再下手。
顯然，以增加財政赤字為條件實施減稅降費，既同經濟發展舊常態下的操作沒什麼兩樣，也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沒什麼關繫。更為關鍵的是，鋻於財政赤字總要以增發國債來彌補，增發的國債雖可用置換的辦法而無限期滾動，但終歸有債務利息由此派生，債息支出總要疊加到原有政府支出規模之上，包括債息支出在內的所有政府支出又總要以稅費收入作為財源基礎，故而，至少從中長期看，它所帶來的，絕非企業稅費成本的降低，而是企業稅費成本的提高。同時，也不會由此改變資源在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配置格局。故而，留給我們的幾乎唯一選擇，應當也必須是，減稅降費與削減政府支出聯動，以政府支出規模的削減為企業稅費負擔的降低騰挪空間。隻有這樣，纔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稅費負擔的降低，纔有可能發生資源配置格局有利於企業一方的變化，也纔屬於契合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的降成本操作。
再如降成本的行為主體。以往也並非沒有降成本的相關操作，但那主要是由作為微觀主體的企業自身的事情。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抓手之一，將降成本上升至宏觀經濟政策層面並站在關繫國家經濟發展全局的高度加以推進，在迄今可觀察的中國歷史上，這可能是第一次。其基本的原因就在於，當下的降成本操作，主要針對的是稅費和要素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成本，當然是由政府施加給企業的成本。無論是著眼於它的實質降低——從政府職能格局調整入手、通過削減政府支出規模加以實施，還是在不觸動政府職能和政府支出的條件下，通過擴大財政赤字實施減稅降費，都要通過政府來操作。要素成本的降低，盡管從根本上說要依托於企業、以企業為基礎，但無論如何離不開政府的介入。至於降低制度交易性成本，則更是需要政府從宏觀層面通過改革的辦法加以推進的事情。
正因為如此，有別於以往主要立足於企業和市場、“不用揚鞭自奮蹄”的微觀層面降成本行動，政府作為一個重要的行為主體積極而全面地介入降成本且自上而下的加以推動，是這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降成本操作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
（四）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顯然，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背景下，降成本的意義將會更加凸顯，圍繞降成本的各方面政策和措施將會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樣，對於降成本的研究需求，無論是理論層面的還是實踐層面的，都將呈現十分旺盛的局面。
作為迄今國內唯一一家聚焦於成本問題研究的專業學術團體，中國成本研究會的歷史使命從來都是和成本二字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因而，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發揮專業學術團體的特殊優勢，完成而繫統地研究降成本，為降成本提供學理支撐和方法論支持，讓降成本的操作建立在精準的專業分析基礎之上，是中國成本研究會在2017年以及更長的一段時間內當仁不讓的重要任務。
有鋻於上述種種，《降成本與中國成本研究會的使命》便成為中國成本研究會2016年年會的主題。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我們決定，將這次年會的代表性論文結集出版。
高培勇
2016年12月16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