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視野下的<大學>學史研究》從考辨《大學》成書的不同觀點出發，細致梳理各家對《大學》詞、義的解釋，提出《大學》是一篇儒家的政治論文。
《經學視野下的<大學>學史研究》這些歸納提煉及所作出的結論對於澄清漢唐、宋明時期《大學》學的宗旨、走向、理論價值和歷史影響等都是有益的，具有新意。

張興，山東泰安人。2009年考入濟南大學，師從郭浩帆教授，獲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201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師從梁濤教授，獲國學（歷史學）專門史專業博士學位。畢業後入職山東社會科學院，一直從事儒家思想史、經學史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項，山東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項，參與山東省社科重大重點項目兩項。已在《周易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理論學刊》《中國社會科學報》《寧夏大學學報》《國際儒學論叢》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十多篇。

導論
一 論文選題
（一）研究對像（範圍）及其界定
（二）選題理由
二 文獻綜述
（一）研究成果
（二）研究簡評
（三）研究方法

第一章 《大學》成書、作者與宗旨考辨
第一節 《大學》成書時代考辨
一 《大學》成書時代的六種觀點
二 《大學》成書時代考辨
第二節 《大學》作者考辨
一 《大學》作者的九種說法
二 《大學》作於曾子及其弟子
第三節 《大學》宗旨及學派歸屬考辨
一 學術史上關於《大學》宗旨的觀點
二 《大學》宗旨考辨
三 《大學》的五種學派歸屬
四 《大學》學派歸屬於孔學

第二章 鄭玄《大學》學
第一節 鄭玄《大學注》內容及特點探析
一 注釋的內容
二 注釋的特點
第二節 論鄭玄《大學注》的政治理想
一 “德”、“政”思想溯源
二 鄭玄的“為政”觀

第三章 孔穎達《大學》學
第一節 孔疏《大學注》的形式及內容
一 疏解的形式
二 疏解的內容
第二節 《大學正義》的內容及優缺點
一 疏解《大學》原文
二 《大學正義》的優點
三 《大學正義》的瑕疵
第三節 《大學正義》之誠意之道
一 “修身”是“大學之道”的根本
二 誠意之道
三 誠意與明明德、止於至善
四 自誠己意與使民誠意
第四節 《大學正義》之為政之道
一 絮矩之道
二 貴德賤財
三 用善遠惡
四 以義為利

第四章 朱子《大學》學
第一節 《大學章句》的內容及繼承性探析
一 《大學章句》的內容
二 《大學章句》的繼承性
第二節 朱子“格物”說試詮
一 格物的內涵
二 格物的過程
三 格物的選擇、目的、性質
第三節 新民說
一 新民的內涵
二 新民的內容
三 朱子改“新民”的依據

第五章 陽明《大學》學
第一節 親民與新民
一 陽明“親民”說
二 親民之本義
三 “親民”與“新民”思想考辨
第二節 誠意說
一 以“誠意”為核心
二 “誠意”的內涵
三 誠意向致良知的轉變
第三節 以“格物”為“格心
一 早年學習”格物“說
二格致誠正之關繫
三 格心說
第四節 良知與致良知
一 良知的概念與內涵
二 良知與意念
三 致良知的內涵

結語
參考文獻

《經學視野下的<大學>學史研究》：
第二，朱熹《大學》是學者的“修己治人”之學。
朱子所理解的《大學》是學者“修己治人”的工夫，“修己”與“治人”是《大學》教人最重要的內容。而“修己”的內容又包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五個方面，其中由於朱子補“格物致知傳”的緣故，“格物”可謂是最重要的內容了。而“治人”則包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個方面，與“三綱領”之中的“新民”意思完全一致。
首先，“格物”學說工夫是學者“修己”的繫統體現。
朱子的“格物”學說是一個非常全面而繫統的思想。朱子對於“格物”的內涵、過程、選擇以及思想性質有一個全面的詮釋。而這正是朱子以“格物”學說為宗旨的學者“修己治人”思想解讀的最重要體現。
朱子認為，“格物”的要求就是“即物而窮其理”，即“格物”包括即物與窮其理兩方面。但是，由於“理有未窮”，所以又必須“窮之以至乎其極”，所以“格物”其實又包含“至其極”的一面。在朱子的理解之中，“格物”之意與“窮理”之意基本上是等同的。因此，“格物”的內涵實際上包含即物、窮其理、至其極三個方面。
首先要有一些具體的事事物物放在那裡，不論這些事事物物是具體的實物還是人抽像的思維的東西，接下來學者就是要接觸這些事事物物，而接觸這些事事物物最重要的便是人“心”；其次通過人“心”所具有的智慧與認識能力來窮格事事物物之“理”，使人“心”跟事事物物之“理”合而為一，最後在此基礎上，更要不斷窮格其他事事物物之“理”，務必要周盡一些，或者說要窮格這些事物之“理”到達一定的境界與極至處。這纔是朱子“格物”學說的完整內涵。
作為“修己”工夫的“格物”學說，不僅有完整的內涵，還有著具體的過程步驟。朱子“格物”說的過程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是積累，第二步是貫通，第三步是推類。
格物的內涵包含即物、窮其理、至其極三方面。積累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說即物、窮其理，而貫通與推類則屬於“至其極”的範疇。
朱子“格物”說的過程可以表述為，學者要充分發揮人“心”的認識作用不斷窮格事事物物之理，在積累足夠多的各種具體的事事物物之“理”後，達到“脫然貫通”的層次，即由對萬事萬物萬理的認識上升到對萬事萬物“一理”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如果還需要對某一種具體事物之理進行認識，此時人“心”便要充分發揮以前所得到的“脫然貫通”之理反推到某一種事物之上，以便順利得到此事物之理，此時纔是真正完成了“格物”。
事實上，能夠從“積累”到“脫然貫通”就已經算是完成“格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了，而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推類”並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存在，但如果缺掉了“推類”，“格物”說也會變得不完整。不得不說，朱子的“格物”說是一個非常嚴密的思想體繫。
關於格物對像的難易選擇，朱子認為，在一般情況下，應該像李侗所說的那樣“反復推尋”，遇到一件事情盡可能將這件事情弄明白，然後再去窮格另一件事物。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可能導致學者逃避困難，導致學者的工夫無法專一，這樣就不能長久地進行事物之理的積累，“脫然貫通”之處也就變得遙遙無期，不能實現了。但是，如果學者在格物之時真的遇到非常難以攻克的困難，即出現程頤所說的“窮不得”之時，就可以按照程頤所說的“且別窮一事”，先將這個非常困難的事情放一放.將其他簡單的事情先窮格，等到有了一定積累之後再來窮格。
由此可見，在對待這個問題上朱子認為遇見一般的事情時，就按照李侗的說法去做，當遇到非常困難的事情時就按照程頤的說法去做，既要有一定的原則性，但也要有合理的變通性。
關於格物對像的先後選擇，朱子認為，選擇所窮之物的對像是有輕重緩急的，要按照格物的主要目的進行選擇。從格物的過程與範圍來看，則包括認識自然事物的規律和本質。
朱子強調格物的重點在於“讀史書”“應事物”“窮天理、明人倫”，而草木器用之理也應該進行研究，但卻是處於次要地位。朱子在《朱子語類》中曾多次提到格物的重點首先要放在“讀史書”“應事物”“窮天理、明人倫”，這是朱子對格物對像的先後順序所作的規定，而此規定也就決定了“格物”思想的性質。
……

本書是張興博士在他博士畢業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是在中國傳統經學的視野下對《大學》詮釋學術思想史上幾個重要階段和重要問題所作的深入研究，已經具備了繫統的《大學》學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這部書的學術意義和價值在於經學視野或者說經學基礎。作者把《大學》詮釋史上鄭注孔疏為代表的漢唐經學與以朱子、陽明為代表的宋明理學一同放到經學史中進行研究，辨析了經學的狹義和廣義，指出他所說的“經學史的視野”是廣義的“經學”，是將漢唐經學與宋明理學一起作為中國經學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區分了“漢唐經學”與“經學史的視野下”兩者的聯繫與不同，深入到了一般的哲學史、思想史著述關注不夠的經學領域，並以此為基礎來進行思想觀念的梳理與闡發。
中國傳統學問是經史子集的“四部”之學，這不是一種平面並列的學科分類，而是一種立體的思想價值架構，即以經學為核心，而經學是儒家道統（核心價值）的載體，代表中國文化的根本和靈魂，史、子、集則為輔翼流裔。用一個形像的比喻，經猶如樹根，史如樹干，子為樹枝，集為花葉，構成國學大樹的整體，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結構與體繫。所以，以經學為基礎，纔能抓住學術思想的大本大源。經學有一個不斷擴大、增加的過程，如唐宋之際“四書”的升格運動，從先秦五經到清末十三經，形成了經學傳承與發展的歷史。成中英先生歸結為一種範式轉換，“先秦是一種典範，漢代又是一種典範，宋明是一種典範，清代也有典範。典範一旦形成，就主要在典範裡面談問題。但典範又是變化的，這樣就呈現出經學的發展。需要不需要典範呢？經學嘛，是大經大法，價值繫統，是為社會提供規則規範，維護社會的穩定。所以不能變來變去，要保持相對的穩定，但經義一旦固定下來，又面臨僵化、教條化的危險。這樣，就需要新的典範出來。而且需要對經學經常進行哲學的思考，以尋求新的典範。”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每一次經學的發展都是典範的轉移。
近代以降傳統的經史子集這一結構與體繫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轉變。左玉河先生考察了以注重通、博的中國傳統“四部之學”怎樣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質的“七科之學”的轉變的過程，大約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到20世紀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時期基本確立，到20世紀30年代最終完成。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從中國文史哲不分、講求博通的“通人之學”向近代分科治學的“專門之學”的轉變。這一轉變是革命性的，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革命性的變革是相互呼應的。對於這一轉變的利弊得失，功過是非，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進行反思，“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更是顯示了國人學習、研讀傳統文化基本經典的熱情與努力。這是中華文化復興，重建文化自信，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體現。
長期以來，對《大學》包括“四書”的研讀，大都首先和集中在《四書集注》的《大學章句集注》，即宋明理學家的理學思想方面，這是很片面的。張興博士在經學視野下大跨度、長時段、歷史性的考察了《大學》詮釋的歷史，並提高到“《大學》學”的高度，這是學界還沒有人做的。現在已經有了唐明貴的《論語》學史、黃俊傑的《孟子》學史，《大學》《中庸》還沒有類似的成果。因此，對《大學》學的發展演變與流傳進行繫統的學術史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將對《大學》，乃至整個《四書》學的研究，甚至是中國經學史的研究都會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