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聚焦了中英關繫史和英國對華政策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段，從19世紀後期開始，傳統的殖民強國英國在世界範圍內遭遇了後起的俄、德、美、日等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的挑戰，為維護自身權益，英國最終放棄傳統的“光輝孤立”政策，在遠東選擇與日本結盟，1902年英日同盟的簽署則成了這一政策轉變的重要標志。英日同盟的簽署改變了遠東的格局並極大地鼓舞與縱容了日本在華的侵略步伐，對英日兩國對華關繫以及遠東國際關繫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直到1921年12月，隨著華盛頓會議召開，在美方壓力下，英日同盟纔宣告終結。新的華盛頓條約體繫暫時調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關繫，自此，以美、英、日等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在遠東和中國的競逐開始進人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論述的是中英關繫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1894—1895年中目甲午戰爭後，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成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對像，開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性質的國家。在侵略者一方，隨著美、目、德等新興列強在遠東的崛起，盛極一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在華利益面臨嚴峻的挑戰。為應對這一新形勢的變化，英國的索爾茲伯裡第三屆內閣不得不調整其對華政策，由視中國為英國的禁臠轉而參與列強在華勢力範圍的劃分，並開始放棄其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試圖尋找盟友。1902年，英日兩國締結“英日同盟”，此舉標志著英國對外政策與以往相比發生了一次重大歷史轉折。

楊國倫（L.K.Young），男，1926年生於英國倫敦，1951年伯明翰大學畢業。50年代後期曾在馬來西亞大學執教，1960年以後定居香港，曾任香港大學教授、歷史繫主任、代理副校長等職。

劉存寬，男，1928年生，四川南充人，1952年北京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繫研究生班畢業。1976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曾擔任中外關繫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2012年逝世。在中俄中蘇關繫史和香港史領域發表過大量研究著述。

張俊義，男，1964年生，河北滄州人，1985年北京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7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任中外關繫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專業研究領域為近代中英關繫史、香港史。

第一章 導言
19世紀英國在遠東的地位
外國競爭的興起
中日戰爭

第二章 索爾茲伯裡侯爵與中國
為償付賠款的貸款
同法國達成解決辦法
俄國問題

第三章 第三次戰爭賠償貸款與攫取中國北部港口
膠州和旅順口
索爾茲伯裡對俄國的建議
尋求一項積極政策
占領威海衛

第四章 讓與權的爭奪
英國參加角逐
外交妥協

第五章 中國的反應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
外交答復
西摩入侵
圍攻北京各國使館

第六章 爭取使館解圍的談判
索爾茲伯裡建議使用日本軍隊
國際上承認中國的領土完整
統帥的任命

第七章 英國與長江
長江流域的中立化
上海的占領

第八章 英德協定

第九章 聯合照會
傳教士問題

第十章 聯合照會的實施
懲辦問題
軍事報復問題
賠款談判

第十一章 東北
增祺-阿列克謝耶夫協定
英國對東北和北方鐵路的態度
東北危機

第十二章 英日同盟
文獻目錄
主要人名對照表

《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
北方港口的占領造成中國形勢的變化。整個1898-1899年，列強在顯然處於瓦解中的中華帝國擴大它們的利益，開展了讓與權的爭奪。所獲得的讓與權表面上是由外國私人企業商定，一般是采礦權和築路權。在某些情況下，安排了由中西合股公司或允許外國在技術上進行合作的中國公司來實現這些要求，以試圖取得中國的參加。然而載於各貸款說明書中的外國控制權相當大，這些讓與權實際上被視為外國企業，而且是通過在北京施加外交壓力謀得的。
此等讓與權一般是以國家為基礎在特定的地區索取的，這個事實使得這些行動的政治性突出起來。1895年法國和俄國要求在中國東南部及東北取得優先權時就開始有這個傾向。然後1897-1898年攫取北部港口又加速了這個進程，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要使中國的經濟結構和政治控制力土崩瓦解。這些港口成了便於向其四周地方提出領土要求的中心點。於是俄國在“南滿”、德國在山東半島、法國在南方廣洲灣周圍的地區方便地安頓下來。後來日本打算在廈門地區建立一個特殊利益地區，意大利指望在三門灣附近建立一個勢力範圍。
自1895年起，利益範圍在中國得到默認，但是由於這些利益範圍允許其他外國列強繼續分享（盡管可能性已經減少），因此它們並不特別違反門戶開放概念，另一方面，勢力範圍包含一種明確的經濟的及商業上的排他性，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控制和不言而喻的合並領土的自由，除非改變外國在中國條約地位的整個基礎，這是不能容許的。
中國政府的態度促成了外國獵取讓與權的高潮。19世紀60年代最初試探性地企圖將鐵路引進中國時，清政府對視為外國創新的事物持敵視態度。然而，在1894-1895年中日戰爭以後，清廷開始認為修築鐵路可能是一種國防手段。直到1898年底為止它隨便地批準給予讓與權，當年年底，由於對外國活動後果的憂慮與日俱增，導致頒布一道聖旨，指示直到已經特許的讓與權著手處理，以後不再考慮給與讓與權。這種慷慨的態度不適用於采礦業，對該業曾經試圖實施強有力的采礦條例以限制外國的控制權。不過，由於這些采礦企業往往同鐵路方案分不開，因而往往難以區別，結果，通過貨款合同，外國的大量控制權還是確立起來了。
1898年春夏出現的爭奪鐵路讓與權的模式表明，中國在列強可能與其歐洲對手發生衝突的各個地區給與它們讓與權，借以盡量防止形成勢力範圍。各個讓與權被視為私人企業，而且每個讓與權必須從中國政府分別獲取，這個事實使中國得以繼續保持其先前通常享有的某種控制權。由於中國政府對列強與日俱增的胃口感到擔心，因此它給予讓與權的方式是防止任何一個強國發展到排他性地控制一個地區的地步。這種首創性的發揮及其靈巧的試探性的運用，給中國在一個否則將全面處於被統治地位的時期提供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成功的機會。列強越來越感到它們正在互相侵入對方的勢力範圍，結果外交上的緊張關繫加劇。在1898年初預期的勢力範圍雖然已易於確定，但是隨著爭奪的繼續，其界限卻模糊不清了。所給予的讓與權的多樣性導致局勢懸而不決，到頭來使整個進程受挫。
可以理解，英國是反對出現勢力範圍的。雖然在1895年以後這個時期英國的政策相當漠視勢力範圍這個觀念，其政策仍然是基於門戶開放的原則，然而英國還是有意避免采取使其與其他列強相反並加重其在東方的孤立地位的行動方針。旅順口危機表明，即使設想為了恰當地保護它的地位而為中國的事情去作戰是合理的，但是它並不準備采取這個步驟。因此，1895年以後英國支持門戶開放不妨可以從防守的觀點解釋為決心抗拒對其現存利益的任何遏制。其實這已經成為一種向中國要求補償性讓與權的政策。它要求將緬甸鐵路延伸到雲南所施加的壓力；它的不得割讓長江地區的要求；它堅持要一名英國人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以及在第三次戰爭賠款貸款期間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對支持門戶開放原則幾乎都毫無助益，倒是大大危害了英國想要保持的地位本身。
……

本書初版於1991年，被列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開始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中的一部，面世迄今已近30年。30年的光陰在人的一生中已不算是個短的時長，它足以令人生出諸多的感慨。本書的主譯劉存寬先生為筆者的碩士指導老師，也是筆者從事近代中外關繫史的引路人，記得當年跟隨恩師學習時，先生曾特別指出，他欣賞牛津式教學方法，即導師不會填鴨式給學生灌輸知識，而是提出問題，讓學生獨立思考，找出解決方法，最後師生共同研究探討去尋求答案。在此後三年的碩士學習期間，先生基本踐行了這一指導方式，筆者也因此度過了一段輕松愉快令人難忘的學習時光。日常接觸中，恩師經常通過看似不經意的談話，來傳輸著他對治學的理解以及人生感悟，經此長時期的浸染，即便愚鈍冥頑如我，事後想來亦是得益匪淺。筆者碩士畢業後榮幸留所工作，與恩師成了同處一個研究室的同事，因而得以繼續欣享恩師的耳提面命。參與本書的翻譯即是在恩師的鼓勵與指導下完成的。記得大概是1990年年底的時候，當時我剛從陝西商洛掛職鍛煉而歸，未來工作如何開展不知所措，同時感情上也遭遇波折，有一天，先生特地把我叫到家中，說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編委會成員，他準備推薦翻譯英國學者楊國倫的《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這本書對於我們以後開展中英關繫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他說我們兩個一起譯，前半部他譯，後半部我譯。記得我當時誠惶誠恐又非常忐忑，脫口而出：“我行嗎？”先生則用充滿鼓勵與期許的口吻對我說：“我了解你，你肯定能行。”正是在先生贊賞式的鼓勵下，我下決心費心力最終順利地完成了這部本人翻譯的處女作，也算是沒辜負先生的一片期待。光陰似箭，天不假年，先師不幸已於2012年10月5日謝世，距今也有了近8年的時間，往昔美好相處雖一如昨日，但這些體驗與回味也隻能無奈地停留在自己內心的記憶裡了。平素裡我自認不是一個善於表達內心之人，因此先生過世之時也未曾舉筆寫些文字以表達對恩師的感念之情，本書的再版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故此寫上一段文字以資紀念。
本書聚焦了中英關繫史和英國對華政策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段，從19世紀後期開始，傳統的殖民強國英國在世界範圍內遭遇了後起的俄、德、美、日等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的挑戰，為維護自身權益，英國最終放棄傳統的“光輝孤立”政策，在遠東選擇與日本結盟，1902年英日同盟的簽署則成了這一政策轉變的重要標志。英日同盟的簽署改變了遠東的格局並極大地鼓舞與縱容了日本在華的侵略步伐，對英日兩國對華關繫以及遠東國際關繫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直到1921年12月，隨著華盛頓會議召開，在美方壓力下，英日同盟纔宣告終結。新的華盛頓條約體繫暫時調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關繫，自此，以美、英、日等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在遠東和中國的競逐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近代以來，在中國對外發生交往的國家中，英國一直占居舉足輕重的地位，中英關繫一直是中國對外極為重要的雙邊關繫。作為曾經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頭號強國．英國對近代中國產生過重要影響。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標志性事件，它開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歷程。英國是傳統中國被迫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兇，同時也是近代歐洲文明和新型產業模式傳人中國最早最多的國家。在近代中國百餘年漫長歷史進程中，英國曾扮演過侵略者、幫兇、掮客、合作者、盟友等多重角色，每一種身份都演繹著近代中英關繫的一段豐富歷史。與此同時，近代中英關繫的發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發展軌跡。近代中英關繫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在香港問題上有著突出的展現。英國對中國香港的割占，開啟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與奴役的苦難歷程，成為近代中國百年屈辱的一個歷史像征。而收回香港主權的努力則代表了近代中國抵抗強權、御侮圖強的追求與決心。香港從被割占到最終回歸中國的歷史進程，既反映了近代以來中英兩國此消彼長的關繫變化，同時也成為近代中國從落後挨打到崛起復興的一個絕妙注解。
有鋻於此，在國內學術界，近代中英關繫史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出版過眾多研究著述，即便如此，遺憾的是，目前學術界仍然缺乏一部能夠全面反映近代中英關繫發展歷程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恩師在世時曾有意組織完成此項事業，並一度擬定過研究計劃和搜集整理過研究著述目錄，然而，由於各種原因，這項工作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因此，筆者也借此呼吁有志於近代中英關繫史研究的同仁投身此項工作，彌補這一學術缺憾。最後，感謝為再版此書熱心聯絡和付出辛勞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宋燕鵬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