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寺院碑文書寫研究》通過對宋代寺院碑文繫統深入的研究，認為宋代多維度的佛教信仰，在豐富多彩的寺院碑文書寫中，得以確立和呈現。對於佛教的現實價值，雖然官方、民間和寺院的立場、認識不同，但彼此之間並不存在對立和衝突，而是互相補充與呼應，最終通過文人、僧侶和平民的碑文書寫，建構了宋代佛學文化的基本思想面向：人生福祉、心靈自由與社會和諧。這一結論，無疑對當下整合各方力量、促進社會和諧，實現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緒論

第一章 宋代寺院碑文概述
第一節 寺院碑文的歷史演進
第二節 宋代寺院碑文的文類
第三節 宋代寺院碑文的作者

第二章 宋代寺院碑文的文獻價值
第一節 宋代寺院碑文的史學意義
第二節 對僧史僧傳的補充與垂示
第三節 對人間佛學話語的承載與傳播

第三章 碑文凝聚的僧侶佛學期待
第一節 對佛教精神的闡揚與堅守
第二節 對佛陀境界的追求與修為
第三節 對高僧大德的緬懷與禮贊
第四節 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
第五節 苦心經營的淑世思想

第四章 碑文敞開的文人佛學訴求
第一節 山水之旅的寺院發現
第二節 訴諸碑文的佛學省思
第三節 儒學視野的儒釋之辨
第四節 撰文勒石的教化之念

第五章 碑文蘊含的民間佛教信仰
第一節 抄經立幢薦福先人
第二節 造塔塑像庇佑至親
第三節 崇奉觀音有求必應
第四節 尊信彌陀棲神淨土

第六章 宋代寺院碑文的價值觀構建及意義
第一節 碑文之於寺院的佛教價值
第二節 碑文之於文人的自省意識
第三節 碑文之於民間道德信念的引領與塑造
第四節 碑文之於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與啟示

附錄 基於《全宋文》的宋代寺院碑文統計表
參考文獻
後記

《宋代寺院碑文書寫研究》：
中國寺院碑文的作者，具有歷時性的演變過程。對這一過程的考察，使我們能夠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了解中國佛教發展的軌跡及其內在規律。自魏晉時期至宋代，寺院碑文的作者大致經歷了如下階段的演變：魏晉南北朝階段，以政治與文化高層為主；隋唐階段，以文人為主，同時出現大量無名作者和僧人作者；宋代，則進一步泛化，作者出現於所有的社會階層，而文人士大夫顯然處於中心地位。這一徑路顯示出中國佛教日益世俗化、民間化的演進方向。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
據現有文獻，我們清楚地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寺院碑文的作者有：梁武帝、梁簡文帝、邵陵王蕭綸、陳後主、謝靈運、瀋約、王僧孺、陸倕、王中、劉勰、劉孝綽、劉孝儀、張綰、王筠、任孝恭、宗士標、徐陵、虞荔、溫子升、邢劭、王褒、庾信等。經過分析，這一作者名單具有如下三個特征。
首先，從作品的數量看，此一時期最重要的作者，當為梁簡文帝（16篇帝（12篇），其次是瀋約（8篇）、徐陵（5篇）。其次，此時寺院碑文的作者，總體人數並不多，社會身份也不復雜，要麼是皇族，要麼是顯宦，均屬政治和文化領域的核心人物或重要角色。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作者名單中，幾乎囊括了南北朝文壇最重要的作家，如謝靈運、瀋約、徐陵、庾信、王褒等，這意味著佛教對文學的影響，已經開始了。那麼，這一時期的寺院碑文的作者為什麼是這樣的構成呢？這需要對所列諸人的佛學修養及其文化背景予以考察。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屬於典型的動亂之世，朝代更迭頻繁，征戰殺伐不斷，生命個體脆弱不堪，人生無常之感格外突出。值此災難之秋，社會不同階層對生命存在具有同樣的迷戀與困惑，佛教適時地成了一個時代精神的療養地。然而，不同的文化階層，面對佛教，其理解與接受的層次與方式，是迥然相異的。雖然底層民間受苦最深，但他們無法成為佛教精神的解釋者，誠如馬克斯-韋伯所言：“農民的命運極其密切地與自然聯繫在一起，十分依賴有機的過程與自然現像。經濟上則極少導向合理的體繫化，以此之故，農民大致上隻有在受到奴役化或赤貧化——不管是由於本土（國庫財政或領主），還是外來的（政治的）力量——的威脅下，纔會成為宗教的擔綱者。”①而知識精英階層就不同了，他們精致的思維能力、敏感的生命觸覺以及高遠的精神視野，決定了他們面對此在之劫難，必將做出深沉的追問與有效的根究。因為“知識分子之渴望救贖永遠是源自‘內心的困頓’，因此，較之於非特權階層所特有的、由於外在之困窮而期盼的救贖而言，就顯得離生活更遙遠，更為理論化和體繫化。知識分子以各種方式探索，其決疑論推衍至無窮盡，賦予其生活態度首尾一貫的‘意義’，由此而發現與其自身、同胞及宇宙的‘統一’。”②職此之故，作為外來文化，佛教之精義，必須首先經由中國文化精英階層的理解與接受，纔可能進一步通過恰當的途徑，傳輸到廣袤的民間社會。對於佛教文化的認識，必然從佛經翻譯和經義的闡釋開始，而這一深湛精致的工作，隻能由高僧和中國學人擔綱。因此，首先從學理實質層面認知佛教的，當然是文化精英階層。這是此一時期寺院碑文作者少而精的原因所在。
……

宜賓學院趙德坤教授的《宋代寺院碑文書寫研究》一書將出版，日前發來文稿，囑我作序。對於宋代寺院的文學書寫，我向來有些興趣，但苦於教學科研及各種雜事纏身，無暇顧及。今獲德坤的書稿，正好借此機會拜讀學習，因此欣然應允作序，閱讀之餘，順便談些自己的感想。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隨著東漢佛教傳人中國，以洛陽白馬寺為肇始，佛寺在中華土地上開始出現，逐漸增多。據《釋氏要覽》記載，佛寺之別稱，日伽藍、招提、蘭若、精舍，僧坊、梵剎、鹿苑、道場、草堂、蓮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北朝楊街之作《洛陽伽藍記》，僅洛陽一地，便有佛寺70餘座。而南朝蕭梁時期，興建寺院更是蔚然成風。據傳，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李肇《國史補》），以至於後人將佛寺稱為“蕭寺”。杜牧詩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雖非精確統計，卻也足見其盛況。唐宋以來，寺院遍布天下各州縣，多已成為地方名勝。
佛教的寺院，既是一個宗教修行的場所，傳經說法的地方，同時是一個公共社會的活動空間。唐宋詩歌中，以寺院為主題或背景的比比皆是，如王維的“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孟浩然的“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李白的“宴坐寂不動.大干入毫發”.杜甫的“天闕像緯逼，雲臥衣裳冷”。常建的“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綦毋潛的“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白居易的“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蘇軾的“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皆作於寺院的環境，名篇警句膾炙人口，不勝枚舉。以至於方回《瀛奎律髓》選唐宋律詩，專列“釋梵類”，選錄唐宋文士僧人的寺院書寫甚夥。
鋻於寺院這一特殊空間的重要性，已有一些學者對此做出深入研究，如四川大學段玉明教授的《寺廟與中國文化》等一繫列著作，論述了中國寺廟的建築、經濟、政治、文學等文化的功能與傳承。另有一些寺廟文化的論著，各圖書館及網頁上也隨處可見。盡管如此，德坤以“宋代寺院碑文的書寫”為選題，仍令人耳目一新。這是因為在有宋一代，寺院碑文不僅數量龐大，內容繁多，是一極為重要而又被人忽視的特殊文類，而且涉及政治、歷史、經濟、宗教、文學、藝術和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因而此選題具有相當的開拓性和學術價值。
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本書至少有三個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是梳理了宋前寺院碑文的歷史演進情況，指出其書寫趨勢為從官方到民間，從莊嚴到世俗的轉進，這一論述為宋代寺院碑文研究奠定了基礎。二是對碑文文類做出了較為準確的定義（當然仍有可商之處），為文獻材料的收集制定了標準，因此其統計數據大體可信。三是辨析了碑文作者的身份，在文人、僧人之外，特別是發現了一些平民作者。德坤指出：“這一龐大作者群的出現，改變了寺院碑文作者的傳統格局，它意味著佛教文化的普及程度超過往代，已然滲透到廣袤民間的各個角落。”這一發現頗有意義，恢復了宋代寺院碑文書寫多姿多彩的原生態。碑文作者身份的確立，是本書的一大關鍵。其後第三章“僧侶佛學期待”，第四章“文人佛學訴求”，第五章“民間佛教信仰”皆由不同身份的作者書寫推衍開去，其論述形成較為嚴密的邏輯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