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詞學理論批評衍化與展開研究》立足於對不同詞學理論批評專題建構與展開的勾勒分析，努力摒棄以“名家敘論”遮蔽或取代詞學理論批評多向度衍展與具體流程的做法，注重考察“承納”“衍化”“創新”“發展”等環節，並將它們有機地納入到一個繫統中，尋求古今文論之“通”，探討傳統詞學之“變”，以期補充民國時期詞學研究中的一個短板。

胡建次，男，1968年生，江西豐城人。上海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與山東大學文學博士後。現為雲南師範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文藝學專業學科帶頭人。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項，省部級與廳局級項目十餘項，出版著作近十部，獲省級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一項、二等獎一項、三等獎一項，其他獎多項。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批評。

邱美瓊，女，1966年生，廣西荔浦人。上海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為雲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省部級與廳局級項目近十項，出版專著兩部，合著近十部，獲省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一項。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詩學與中國古典詞學。

緒論
上編 民國時期重要詞學理論命題的承納與建構
第一章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體性論
第一節 偏於從詞作體制與內在質性角度辨析之論
第二節 偏於從創作旨向與藝術功能角度辨析之論
第三節 偏於從音調變化與審美表現角度辨析之論
第四節 偏於從面貌呈現與風格特征角度辨析之論
第五節 偏於從詞作自然表現角度辨析之論
第二章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詞情論
第一節 對“情”作為詞作生發之本標樹之論
第二節 對詞情表現特征與要求的論說
一 真實自然要求之論
二 含蓄蘊藉要求之論
三 新穎獨創要求之論
四 中和化要求之論
第三節 對“情”與其他創作因素關繫的探討
一 “情”與涉世關繫之論
二 “情”與學力關繫之論
三 “情”與構思關繫之論
四 “情”與纔力關繫之論
五 “情”與“辭”關繫之論
六 “情”與“景”關繫之論
七 “情”與“韻”關繫之論
八 “情”與“意”關繫之論
九 “情”與“境”關繫之論
第三章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詞意論
第一節 對“意內言外”的標樹之論
第二節 對詞意表現特征與要求的論說
一 新穎獨創要求之論
二 含蓄深致要求之論
三 真實自然要求之論
四 圓融渾成要求之論
五 不可取巧與精粹凝練要求之論
六 切實充蘊要求之論
七 直致真切要求之論
第三節 對“意”與其他創作因素關繫的探討
一 主體藝術表現與意致呈現關繫之論
二 構思、用筆與意致呈現關繫之論
三 “辭”與“意”關繫之論
四 “韻”與“意”關繫之論
五 “境”與“意”關繫之論
第四章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詞氣論
第一節 對“氣”作為詞作本質因素標樹之論
第二節 詞氣審美特征與要求之論
一 詞氣潛伏流貫與運轉自如之論
二 反對迂腐與寒酸之氣論
三 反對粗豪之氣論
第三節 詞氣呈現與創作因素關繫之論
一 詞作用筆與行氣關繫之論
二 詞人性情與詞氣關繫之論
第五章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詞律論
第一節 偏於對協律的標樹之論
第二節 偏於對協律的消解之論
第三節 主張協律與破律相結合之論
第六章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詞境論
第一節 對“境”作為詞作審美之本的標樹之論
第二節 對詞境表現要求的論說
一 自然本真要求之論
二 深致靜穆要求之論
三 新穎別致要求之論
四 奇特相成要求之論
第三節 對詞境類型劃分的辨析
第四節 對王國維“境界”說的消解之論
第七章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用事論
第一節 對詞作用事的要求之論
一 用事自然妥帖圓融之論
二 用事靈活、事為意用之論
第二節 對詞作用事之法的探討
第三節 對詞作用事的分析之論
……
中編 民國時期重要詞學批評命題的承納與衍化
下編 民國時期重要詞人批評的承納與展開
結語
附錄一 本書所涉主要詞論家簡介
附錄二 本書所涉部分詞學文獻撰著或刊行時間簡列

《民國時期詞學理論批評衍化與展開研究》：
民國時期傳統詞學對詞作體性辨析的第五個維面，是偏於從詞作自然表現角度加以展開的。在這一維面，胡適、葉恭綽等有所論說。
民國前期，胡適在《致錢玄同》中雲：“古來作詞者，僅有幾個人能深知音律，其餘的詞人，都不能歌。其實詞不必可歌。由詩變而為詞，乃是中國韻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為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軒詞：‘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此決非五言七言之詩所能及也。故詞與詩之別，並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語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語之自然也，作詞而不能歌之，不足為病。正如唐人絕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絕句也。”①胡適論說詞的創作本質並不在是否“可歌”之上。他認為，詞由詩之體中衍化而出，乃我國抒情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大創新，其根本優長在於詞的語言表達更合乎自然，更接近與切合人們的口語表達習慣。胡適以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一詞為例，進一步闡明詩詞之別並不在以“可歌”為原則，其關鍵在是否更切合人們的口語表達。很顯然，胡適對“詞”這種文學形式，是寄寓“文學革命”使命的，也從一定意義上寓示傳統抒情文學的發展方向。其又雲：“然詞亦有二短：（一）字句終嫌太拘束；（二）隻可用以達一層或兩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數，則可以作長篇。故詞之變為曲，猶詩之變為詞，皆所以求近語言之自然也。”②胡適同時提出詞的創作也存在不足，一是“字句終嫌太拘束”，二是“隻可用以達一層或兩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他認為，正因此，散曲之體從字語運用方面對詞體形成補充拓展之藝術功效，它更多地融合襯字襯語，有效地彌補了字句之拘束，可從不同的方面與程度上增擴與加強語言的表現效果；二是散曲之體在結構方面更顯示出一定的縱深性，可更有效地表現多方面與多層次意旨。因此，散曲從詞體中衍化而出，確將傳統文學之體推陳出新了，是適應社會變化與時代發展的。
民國中期，葉恭綽在《與陳柱尊教授論自由詞書》中雲：“詩詞曲本一貫之物，以種種關繫而異其體裁與名稱，其為敘事、抒情之韻文則一也。應求可以合樂與詠唱，則亦同。愚主張，曲之流變應產生一種可以合樂與詠唱之物，其名日歌。其詳已見拙著《振蘭簃裁曲圖詩序》，茲不復贅。尊著自由詞實即愚所主之歌。鄙意應不必仍襲詞之名，蓋詞繼詩，曲繼詞，皆實近而名殊。猶行楷、篆隸，每創一格，定有一專名與之，以明界限，而新耳目。”①葉恭綽肯定詩、詞、曲之體在內在本質上是相近相通的，認為它們乃因外在表現形式的不同而形成異別，但這並不是根本性的。葉恭綽倡導，從抒情性文學之體內在承衍與創變的過程與規律來看，將來應該出現一種可名之為“歌”的文學體制。它能較好地將“合樂”與“詠唱”，亦即協於聲調與大眾化吟唱融為一體，從而，既明確不同文體細微之界限，又將抒情性文學之體制推陳出新，是適應社會變化與時代發展的。
總結民國時期傳統詞學對詞作體性的辨析，可以看出，其在承衍前人對詞之體性辨說的基礎上，較為集中地從藝術體制與內在質性、創作旨向與藝術功能、音調變化與審美表現、面貌呈現與風格特征，以及詞作自然表現的角度進一步予以了展開。他們對詞體與詩、曲等文體的相通相趨與相異相離進行了具體豐富而細致深入的辨說。這些辨說，從不同的視點上展開、充實、深化與完善了傳統詞體之論的內涵，為我們全面深入地把握詞體之性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平臺，也從一個視點顯示出民國時期詞學所達到的思維認識高度。
……

建次兄的書稿，在我的郵件中已經躺有大半年了。
他偶爾會極有禮數地來信來郵催催序言的進展，而我則是一邊抱歉，一邊又隻能還是拖延著。倒不是我忙得一點時間也沒有，而是他洋洋灑灑幾十萬字的著作，要集中時間讀完一遍，確實不易。因為我目前的時間實在是被切割得零碎不堪，深感在俗事中蹉跎了歲月，愧對了學術。
按我向來的習慣，若為人作序，不讀書稿，是萬萬不敢下筆的。而今將書稿粗粗檢讀一過，卻又覺得同樣難以下筆了。何以會有這種兩難的情況呢？大概的原因是，在民國詞學的研究中，我雖然是較早介入者，但涉獵其實不廣，即稍有論及者，也成就平平，殊無足稱。面對這部對民國時期詞學理論從批評接納到建構與展開，具備宏大格局的著作，我一時張皇其間，真有點不知東西之感。
但這篇序真是到了必須完成的時候了。
我認識建次兄有年，每次見面我們都會交流彼此的研究情況，但也隻是淡淡地聊聊而已，在記憶中好像還沒有過把酒論文、激揚文字的時刻。這使得我與建次兄的交往一直保持在一種相當理性的狀態，如今想來，這其實是一種不摻雜質的學術狀態，純淨而清澈。
我們雖至今尚無臨風把酒之時，但我一直關注著建次兄的研究。在六零後學者中，建次兄的勤奮與敏銳是相當突出的，他極為關注學術史，尤其關注當代的學術發展和學術生態，他的著作一部接著一部出版，而且往往篇制浩大，令人側目。學術一定給他帶來了許多的快樂，我總以為能夠享受學術快樂的人，纔是真正的學人。
本書是建次兄的第三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結項成果。凡上、中、下三遍，上編側重民國時期若干重要詞學理論命題的承納與建構，主要從承傳和新變的角度，考察民國時期傳統詞學中的體性論、詞情論、詞意論、詞氣論、詞律論、詞境論、用事論等。這些命題雖一直是詞學中的主流問題，而在民國這個新變交替的時期，也必然面臨著承續與發展的問題。中編主要考察民國時期重要詞學批評命題的承納與展開，涉及尊體、雅俗、體派之宗、南北宋之宗、明清詞等論。下編則是對若干具有代表性詞人批評的承納與展開，主要涉及蘇軾、周邦彥、秦觀、辛棄疾、姜夔、吳文英、張炎等人。此三編，從理論、批評到詞人，層級而下，並以承納、展開與建構為關鍵詞，建構起對民國時期詞學的整體性認知，建次兄的學術魄力於此可見一斑。
三編皆以“承納”一詞奠其基礎，這意味著學術史的源流是建次兄的論說之資；“展開”則側重梳理其源流在民國時期的特殊衍化軌跡，其中包含的新變是其關注重點；“建構”則涉及到民國時期詞學理論的重新建構問題，其實這種新的建構就是20世紀“新詞學”的肇端。從舊詞學的延續到新詞學的萌生，有力地豐富了“中國文論古今演變”這一主流學術思潮，建次兄大著的學理正在於此。
建次兄對這一時期詞學資料的關注相當全面，他既注意列舉各說，更注意界說其異同。如關於詞境類型的分析，便先後羅列了唐圭璋、漚庵、梁啟勛、顧隨、朱光潛等人的說法，體現了民國學術史的若干共識以及介乎其中的差異性。而下編中關於周邦彥、吳文英等諸多詞人的批評，也在博征文獻的基礎上裁斷是非。故此書既是一部民國詞學的學術史，也是一部民國詞學重要資料的彙編，其文獻性與學術性都值得充分肯定。有此作為基礎，建次兄已經完全有能力、有條件完成一部以理論為綱、源流分明、體繫完整的民國詞學史了。我相信這樣一部詞學史，一定能給建次兄帶來更大更多的快樂。
去年，建次兄從南昌大學加盟雲南師範大學。在彩雲之南的地方，沉浸在詞學的世界裡，我覺得他簡直就是直接生活在詞境之中。學術研究與詩詞創作一樣，也是從有我之境入、從無我之境出，纔見高致。而無我之境是需要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我直覺建次兄就是這樣一位值得期待的豪傑之士。
我讀王國維著作有年，對《人間詞話》也曾反復玩味，但因為“陌生”而能瞬間觸動我內心的主要有兩則：其一是“詞人之忠實，不獨對人事宜然，即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一則；其二是“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一則。前者說的是對自然、人事的敬畏，這種敬畏當然也可以移論學術；後者說的是從共花鳥憂樂的有我之境到“以奴僕命風月”的無我之境的精神提升。為人的境界一如為學的境界。我相信建次兄與我一樣，一直在追求更深更高更遠的學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