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包含四個不斷遞進的具有前沿意義的概念：“倫理道德”，“精神”，“精神哲學”，“精神哲學形態”；也包含四個不斷遞進的課題：倫理與道德的關繫；倫理道德“精神”家園的回歸；“精神哲學”的方法；“精神哲學形態”的理論。《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的研究對像是“倫理道德”，即倫理與道德的關繫；聚力點是“精神”；方法是“精神哲學”；主題是“精神哲學形態”。“精神一精神哲學一精神哲學形態”構成關於“倫理道德”研究的概念體繫、言說構架和推進邏輯。“精神哲學形態”的要義和目標是：讓倫理道德回歸“精神”的家園；讓倫理與道德的關繫回歸“精神哲學”的理論體繫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現實發展；讓精神哲學和人的精神世界回歸“精神哲學形態”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精神形態。

樊浩，本名樊和平。男，1959年9月8日生，江蘇省泰興市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7），東南大學資深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學部主任，道德發展研究院院長；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副主任（主任為杜維明教授），資深研究員。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倫敦國王學院訪問教授。1992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成為當時全國年輕的哲學倫理學教授。國家“萬人計劃”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領軍人纔，中宣部“四個一批”人纔暨“全國文化名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委員，教育部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教材局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倫理學會名譽副會長；江蘇省社科名家，江蘇省中青年首席科學家、“333工程”一層次（院士級）專家。江蘇省“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2011’協同創新中心”、江蘇省“道德發展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兼總召集人。第八、九、十屆江蘇省政協委員。
出版個人獨立專著14部，合著多部，在《中國社會科學》等獨立發表論文260多篇。成果獲全國、教育部、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5項，二等獎8項。作為首席專家主持國家重大招標項目2項，其他國家和省部級重大、重點和一般項目二十多項。代表作有：獨立專著“中國倫理精神三部曲”——《中國倫理的精神》（22萬字，1990，1995），《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38萬字，1992，1994），《中國倫理精神的現代建構》（60萬字，1997）；獨立專著“道德形而上學三部曲”——《倫理精神的價值生態》（42萬字，2001，2007），《道德形而上學體繫的精神哲學基礎》（57萬字，2006），《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55萬字，2017）；以及作為首席專家的合著“道德國情三部曲”《中國倫理道德報告》（94萬字，2010），《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105萬字，2010），《中國倫理道德發展數據庫》和《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報告》（一千多萬字，2018）。

緒論：“我們”的世界缺什麼？
（一）“希臘記憶”：蘇格拉底之死
1．蘇格拉底為何“死”？
2．“倫理事件”
3．“希臘記憶”
（二）中國經驗：“道可道，非常道”
1．“倫”的世界
2．中國智慧
（三）“同是天涯淪落人”
1．西方經驗
2．中國軌跡
3．相似的現代史

上卷 “倫理-道德”形態的精神現像學
第一編 倫理道德的“原生態”
一“倫理”-“道德”的歷史哲學形態
（一）西方“倫理”“道德”的精神現像學
1．“倫理”形態
2．“道德”形態
3．倫理一道德對峙
（二）“倫理一道德”的中國歷史形態
1．倫理與道德共生
2．倫理優先
3．“理一分殊”
（三）“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
二“‘德’-‘道’”理型與形而上學的中國形態．
（一）解讀方法的嘗試：如何讓文本作為“主體”“在場”？
（二）何種中國形態？“‘德’-‘道”’的形而上學類型
1．《道德經》抑或《德道經》？
2．“德一道”形而上學
3．“德一道”理型
（三）“‘德’-‘道’”理型因何成為形而上學的中國形態？
1．西方形而上學傳統
2．“尊道貴德”的形而上學
3．形而上學暴力？
（四）哲學形而上學與道德形而上學的生態同
三《論語》“精神”氣質及其精神哲學範式
（一）“禮”-“仁”話語的“精神”氣質
1．“禮”的“倫理”本性
2．“仁”的“精神”氣質
3．“直在其中”
（二）精神哲學範式：“克己復禮為仁”
1．哲學範式
2．“精神”要素
3．素”
（三）《論語》開闢的精神哲學的“中國傳統”
1．由“精神”到“精神哲學形態”
2．“中國形態”
中國倫理問題”
第二編 “後倫理時代”
……

中卷 “倫理一道德”的精神哲學糾結
下卷 倫理道德形態的精神哲學理論

結語 倫理道德形態的精神哲學對話
參考文獻
後記
2016年修改補記
2017年修改再記

《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
3.價值生態的倫理精神
“理想類型”到底是何種倫理形態？如果一定要用某個術語概括，那麼，“價值生態的倫理精神”可能是比較確切的表述。以往的道德哲學，一般都在道德哲學內部進行倫理論證與倫理形態的自我建構，這種自我圓滿的論證導致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的最後，發出對頭頂上的星空和人內心的道德律滿懷敬畏的感嘆。因何“敬畏”？當然源於道德力量的神聖和深刻。但不可否認，“敬畏”的生成可能還有另一重要原因：康德隻是在道德理性、在道德哲學體繫內部打轉，將道德作為人的理性構造中的神聖而神秘的存在，缺乏外化為現實的力量。“理想類型”不僅走出倫理道德，而且走出理性，韋伯將它還原於人類文明和人類生活的經濟文化生態，透過“精神”的中介，在資本主義文明與新教倫理的價值生態中論證一種倫理類型和倫理形態。在這個意義上，“理想類型”已經不是像亞裡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也不像一些現代性的道德哲學那樣，是在倫理道德內部自我完成、自我確證的倫理形態，而是價值生態的倫理形態。價值生態用韋伯的話語表述，就是所謂“合成作用”。由此，“理想類型”便指證了一種新的倫理類型，也指證了一種倫理形態。這是一種倫理被置於經濟、社會、文化的生態之中，又被置於這個生態之“後”的倫理形態。置於生態之中，隻能說明它是生態的一個因子；置於生態之“後”，則說明倫理是這個價值生態的合理性根據，它所生成的文明合理性，是生態合理性，而倫理則是生態合理性的歸因。
重要的是，這種價值生態的倫理形態的最重要的學術立場，是對倫理價值的確證與堅守，在這個意義上它也可以被表述為生態人文主義的倫理形態，即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中對倫理價值或人文價值的堅守。也許正因為如此，西方學者將它與馬克思主義倫理形態相對應甚至相對立。“從一開始，這項研究就被認為是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強調與物質因素相對立的理想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自主性的話——的有力論據。”①雖然歷史唯物主義也強調精神對於歷史發展的意義，但它往往被表述為“能動作用”或“反作用”，不像韋伯那樣被提高到歷史因果論的地位，韋伯“用理想類型取代了規律，並轉向歷史因果論這一新教倫理的源頭”②。正如韋伯自己所說，“進行歷史解釋和解說的主要前提之一，就是學者自身的價值承諾”③。價值生態或“合成作用”中對倫理的價值承諾，就是“理想類型”倫理形態之人文主義本質的重要表現，也是它成為一種倫理形態的重要根據。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明之成為價值生態的關鍵性因素，是“精神”或“資本主義精神”的中介，這也是“理念類型”與“理想類型”相通的學理根據。根據黑格爾的理論，精神的本質、精神與理性的最大區別，在於觀念、理性與它的世界的統一。“當理性意識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時，理性成了精神。”④用中國哲學話語表述，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精神”或“資本主義精神”將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獨特理性主義”現實化為資本主義文明的“西方近代形態”。這種資本主義精神的氣質特征是一種“倫理色彩”，即“一種要求倫理認可的確定的生活準則”，由此，資本主義文明不再是古恩伯格所批評的那種“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的那種貪婪的“前資本主義”，而是“從人身上刮精神”的具有倫理氣質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之於“理想類型”的意義，“理想類型”的“後倫理形態”，與以往倫理形態不同的時代特質或時代貢獻，在於找到倫理道德介入生活世界的路徑。韋伯發現，純書卷氣的學說不可能改變世界，他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單靠文獻決不會產生任何東西，除非在歷史與社會環境中找到適於它發揮作用的地方。
……

東南大學的倫理學科起步於20世紀80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蕭昆燾教授、王育殊教授創立，90年代初開始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構成的年輕的學科梯隊；至90年代中期，這個團隊基本實現了博士化。在學界前輩和各界朋友的關愛與支持下，東南大學的倫理學科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自20世紀末以來，我本人和我們團隊的同人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個問題：我們這個團隊應當和可能為中國倫理學事業的發展做出怎樣的貢獻？換言之，東南大學的倫理學科應當形成和建立什麼樣的特色？我們很明白，沒有特色的學術，其貢獻總是有限的。2005年，我們的倫理學科被批準為“985工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這個歷史性的躍進推動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經過認真討論並向學界前輩和同人求教，我們將自己的學科特色和學術貢獻點定位於三個方面：道德哲學，科技倫理，重大應用。
以道德哲學為第一建設方向的定位基於這樣的認識：倫理學在一級學科上屬於哲學，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須具有充分的哲學基礎和足夠的哲學含量；當今中國倫理學和道德哲學的諸多理論和現實課題必須在道德哲學的層面探討和解決。道德哲學研究立志並致力於道德哲學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論課題的探討。在這個被稱為“後哲學”的時代，倫理學研究中這種對哲學的執著、眷念和回歸，著實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之舉，但我們堅信，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稀缺的學術資源和學術努力。科技倫理的定位是依據我們這個團隊的歷史傳統、東南大學的學科生態，以及對倫理道德發展的新前沿而做出的判斷和謀劃。東南大學最早的研究生培養方向就是“科學倫理學”，當年我本人就在這個方向下學習和研究；而東南大學以科學技術為主體、文管藝醫綜合發展的學科生態，也使我們這些9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再次認識到，選擇科技倫理為學科生長點是明智之舉。如果說道德哲學與科技倫理的定位與我們的學科傳統有關，那麼，重大應用的定位就是基於對倫理學的現實本性以及為中國倫理道德建設做出貢獻的願望和抱負而做出的選擇。定位“重大應用”而不是一般的“應用倫理學”，昭明我們在這方面有所為也有所不為，隻是試圖在倫理學應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領域進行我們的努力。
基於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設中，我們決定進行繫列研究並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嚴肅而審慎地推出以“東大倫理”為標識的學術成果。“東大倫理”取名於兩種考慮：這些繫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東南大學倫理學團隊的成員，有的繫列也包括東南大學培養的倫理學博士生的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們希望並努力使這些成果具有某種特色，以為中國倫理學事業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東大倫理”由五個繫列構成：道德哲學研究繫列；科技倫理研究繫列；重大應用研究繫列；與以上三個結構相關的譯著繫列；還有以叢刊形式出現並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創刊的《倫理研究》專輯繫列，該叢刊同樣圍繞三大定位組稿和出版。
“道德哲學繫列”的基本結構是“兩史一論”。即道德哲學基本理論；中國道德哲學；外國道德哲學。道德哲學理論的研究基礎，不僅在概念上將“倫理”與“道德”相區分，而且從一定意義上將倫理學、道德哲學、道德形而上學相區分。這些區分某種意義上回歸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但它更深刻地與中國道德哲學傳統相契合。在這個被宣布“哲學終結”的時代，深入而細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學研究反倒是必須而稀缺的，雖然那個“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朱熹氣像”在中國幾乎已經一去不返，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今天的學術已經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氣魄。中國道德哲學史、外國道德哲學史研究的理念基礎，是將道德哲學史當作“哲學的歷史”，而不隻是道德哲學“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它致力探索和發現中外道德哲學傳統中那些具有“永遠的現實性”精神內涵，並在哲學的層面進行中外道德傳統的對話與互釋。專門史與通史，將是道德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基本緯度，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是其靈魂與方法。